二
优秀的作品还将表达出艺术家对社会发展趋势的感悟。艺术家不一定像哲学家一样说出某种概念性的历史观点，但他一定要对社会发展的必然性有所体悟，从而让欣赏者从作品中得到教益。要把握历史发展的必然性，首先必须对社会生活要有深刻的理解、认知。尽管这种了解与认知是从具体的人物、事件中体现出来的，但正因为我们在作品中塑造了具有典型意义的形象，从而体现出历史发展的必然。巴金的《家》描写了一个封建家庭的日常生活，是从人物形象入手。但其深刻性正在于他通过一个家庭中人物的命运告诉我们，封建家庭以及由其代表的生活方式的破产，从而激发了人们改造社会，创造新生活的愿望。这是一种对社会发展趋势的艺术性表达。这种表达来自于作者对旧式封建家庭生活，以及其代表的社会的深切了解。现在，我们正处于一个民族复兴的伟大时代、关键时期。一方面，我们的国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步，在国际社会的影响日益增强；另一方面，我们面临着许多非常突出的问题。这些问题能否解决，解决得好不好，对国家今后的发展进步意义重大。我们的作品如何表现这样的时代？如何表达中国未来的发展趋势？是给人以信心与力量，还是让人迷茫、彷徨抑或失去前行的力量？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优秀的作家艺术家是要有益于世道人心的，是要推动历史进步的，是要表达最广大的人民的心愿的。我们只有在火热的现实生活中才能发现蕴藏在人民群众中间巨大的创造力，感受到人民群众创造美好生活的智慧、勇气、力量，体悟到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并用艺术表达出来，激发起更多的人的创造热情，提升我们前进的勇气。
要对社会发展趋势有正确的把握，除了要深入生活外，还必须有正确的方法。方法论的问题是一个重大的问题。方法不对，认识就不对。由于我们对生活的了解有局限，容易形成看问题的片面性、简单化。这种机械的方法影响了我们对社会发展必然趋势的把握，容易一叶遮目，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要把具体的人、事放在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中，在事物的发展变化中具体地分析观察。既要对“现在”了解，又要对“过去”有认知；既要了解“这一个”，又要明白“这一个”的代表性与典型意义，不能就事说事，就人说人。要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来得出正确的结论。比如，我们现实中还存在许多问题。但这些问题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需要我们在发展中逐步解决？还是因为这些问题的存在就否定我们几代人的努力，从而否认我们前进的道路？如果简单地从问题出发，就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而我们借助于正确的方法，能够既看到问题的严重性，又肯定我们努力的成效，从而激发人们解决问题的创造力，就是对社会进步的正确引领。
三
优秀的作品还必须表现出高尚的精神追求，从而提升人们的精神力量。文艺创作是关乎人们的思想情感的表达。它在表现社会生活的同时，必然要体现出创作者的审美趣味。这种审美趣味，除了宏大的叙述外，更多的是表现人们的心灵、日常行为、生活细节的。它不一定涉及重大事件、重要人物，但涉及人们的言谈举止、情感表达。而这种表达是大量的、丰富的。有责任感的艺术家总是要在自己的作品中批判那些低俗的、丑恶的、虚假的东西，赞美那些高尚的、美好的、真诚的东西的。受泛娱乐化与市场化的影响，人们在创作时比较多地考虑受众的欣赏需求，出现了迎合低级趣味的现象。语言粗俗、行为乖张、低级趣味、以丑为美的现象屡见不鲜，无病呻吟、制造噱头、宣扬情欲的倾向也比较突出。这种片面的迎合可能会赢得一时的经济效益，但终不会得到人们最终的欣赏，是艺术创作的死路。同时，也将消解人们的精神力量，出现价值观的误导。
艺术的意义在于表现社会生活的同时，塑造人的心灵世界，用美来感染人们向真、崇善、求美。要用艺术来告诉人们，什么是美好的，什么是丑恶的；什么样的生活追求是值得肯定的，什么样的生活追求是应该丢弃的；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是值得我们倡导、尊崇的，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是应该鄙视、改变的。我们不一定都要在作品中表现宏大的生活场景，但却不可以放弃对美好境界的描绘、表达。事实是，更多的、大量的作品关注的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而这种日常生活是我们生活的常态。我们怎样对待生活、对待生命、对待他人、对待社会，是艺术家的责任。是让人们互相隔膜、疏离，甚至仇恨？还是让人们更加友爱、相互关心，相濡以沫？结论是不言自明的。艺术的意义不在于对低俗的迎合，而在于对人们心灵的净化与提升。她是人类高尚情感的抒发器，是人类精神的塑造者。我们之所以在繁杂的日常生活中还希望能够得到艺术的滋养，是因为在艺术家创造的“另一个”世界中，能够使我们麻木的心灵得到净化，疲惫的精神世界能够重新振作。总之，就是能够从艺术的世界中寻找回人类的尊严，进而激发出我们前行的力量。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要求我们创作出优秀的文艺作品，人民群众期待我们有更多更好的作品满足他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用优秀的作品来引领社会的进步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不可推卸的神圣使命。
2011年12月
批评的责任：现实，现实，还是现实
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文学渐渐地被边缘化了。而与此相应的是文学批评的更加失落。这的确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在这个令人眼花缭乱的时代，人们到底需要什么？除了对物质的追求外，是否我们就不再有其他的，包括精神方面的需要？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事实是，在我们不断地得到物质的满足的同时，对精神的需求却越来越强烈。这就为我们的文学和批评提供了非常广阔的空间和舞台。我们并不是时代和人生的多余者、局外人，我们实际已经参与了这一时代的创造和建设。但为什么我们仍然不能受到更加突出的关注，让更多的人来从文学和批评中找到精神的寄托？原因也许很多。比如客观的原因，人们实现文化需求和精神寄托的方式更加多样，文学和批评不再是必不可少的选择，等等。但是，如果从自身来寻找原因的话，那就需要审视我们自己是不是失语？是不是缺位？是不是自我封闭自我弱化？我们关注了什么？反映了什么？为读者提供了什么？当人们热衷于讨论市场需求的同时，我们是否也对自己进行了反思，那就是说，是否反思了自己与读者、与文化需求者之间的关系？
有论者根据批评家的身份与批评特色把目前的文学批评分为学院派、作协派、媒体派等几类，并且对他们的批评进行了分析。其中十分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对这三种批评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许多意见。我以为是非常中肯的。但是，在这里想补充的是，我以为这几种批评都存在着价值选择的缺失或错位。以学院派而言，在价值选择中存在的问题是为了显示批评有学术价值而一味地展示自己所拥有的学识以表示自己的学术水平。因而其文章多有晦涩难懂、不着边际的问题。作协派批评则更多地成为一种“造势”批评。出了什么作品，需要进行宣传，以扩大社会影响。于是需要请一些批评家写写文章，说说好话。这样的批评往往溢美之词过浓，实事求是的精神较差。而媒体派批评的功利目的相比较而言显得更为突出。其新闻色彩多于理性分析，追求轰动、吸引眼球以扩大媒体吸引力的意识大于学理性建设。当然，在这里并不是要否定他们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而是为了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以增强批评的活力。总的来说，这几种批评都存在着背离批评本身的意味。他们的共同倾向就是把批评作为实现非批评目的的手段，比如为了职称，为了捧场，为了扩大发行量等等。为了论述的方便，我以为可以从批评所关注的问题这个角度来讨论，把批评分为对作品本身的批评和对作品表达的文化意义的批评两种。或者也可以称为文本批评和文化批评，向内的批评与向外的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