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书家中，姚先生最看重的是卫俊秀先生。卫先生是著名的学者和书法家，他推崇并研究傅山、鲁迅，具有很高的民族气节，他临习篆隶、北碑、“二王”、颜真卿、黄山谷、王铎、傅山、于右任，集众家之长化为己有，独树一帜，以行草书光耀当代中国书坛。姚先生比卫先生幼五岁，他们俩有很多共同的经历和特点，同是晋南人氏；早年先后就读于山西大学教育学院；在高等学校任教时，均受过“不适之词”迫害而气节不倒；书法均以魏碑为基，成为一代大家，分别标帜于晋、陕两省。卫先生老年虽右手发抖，但书写起来笔走龙蛇，有“官知止，神欲行”的气魄。于是姚先生在诗中这样写道：“丰筋多力卫门风，笔走龙蛇气自雄，的是承传有典则，老年更见染翰功。”
（获山西省文联第六届文艺评论奖二等奖）
元代隐士书风对赵孟复古主义书风的反叛
薛俊明
赵孟在元代的出现是有着书史改变意义的，他不仅以宗法“二王的复古主义运动扭转了南宋以来的书法颓势，使元代书法统辖于“二王”书风之下，而且作为有元一代帖学宗师，影响所及，对明清帖学也发生了整体影响，成为帖学道统的开派性人物。
赵孟无疑是一个矛盾性的人物，作为宋朝宗室后裔，他对出仕蒙元存有一生的隐痛悔责，而时萌归隐之意。但他又没有决心抛弃眼前的富贵利禄，归隐道山，这便决定了他只能在仕与隐中徘徊，并在仕与隐中寻找一种文化心理上的平衡。这种平衡反映在书法上便是平淡古意。他竭力企图用平淡遗忘掉来自现实的血腥和随时可能招致的暴力胁迫，以及更广泛意义的民族性耻辱。由此，古意对赵孟而言，便更多地表现出一种文化记忆和文化象征性隐喻。因而，他很少能够关注风格的创造性问题，也更少表现出一种激烈的形式反抗。对赵孟而言，如何在古意中寻找到一种精神家园以逃避现实及故国之思是他最为耽切的。
因而，从文化隐喻和精神象征这个立场来看赵孟书法复占主义，无疑是可以从深层透视赵孟的文化人格心理的。这表现在：一、赵孟书法早年学宋高宗，而宋高宗是以宗晋为审美旨趣的，所以赵孟的书法复古主义直接承继了宋高宗的未竟遗志，而作为宋宗室后裔，这种传承无疑寄寓着赵孟的家国之思。这从他《题宋高书（孝经）》及《宋中宗年谱》中可窥一斑：“中兴皇上，非独以孝敬达于中国，而以奎画行于天下，遒劲婉丽，秾纤巨细，一崇柯法，虽钟、王复书，虞、褚再世，未易过此。”“先皇帝以天纵之精，秘府之博，集成书法苍然之色，穆然之光，所谓超凡入圣，出于自然，有非学力所能及也。六传而至孟，虽童而习云，白首而不得其原。盖不难于巧，不难于媚，而难于老云耳，”文中赵孟以六世传人自居，俨然流露出书是吾家事的自矜，同时也可见其中所寄寓的家国之思。二、书法复古主义寄寓着赵孟的书法文人化理想。赵孟书法上倡导古意是与他的文人画审美理想相一致的。他追求清逸、典雅、超脱、玄远，追求书、画、印的打通融合，追求“逸”的审美表现，这是与魏晋“二王”书法具有文化——审美的一致性的。从书史来看，元代是继晋、宋之后书法文人化高度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三、南宋书法的流弊，延及元代，使元代书法极为贫弱。赵孟在给友人王芝的信中指出了这一点：“近世又随俗皆好颜书，颜书是书家大变，童子习之，直之白首往往不能化，遂成一种（臃）肿多肉之疾，无药可差，是皆慕名而不求实，尚使书学‘二王’，忠书似颜，亦复何伤？”赵孟倡导书法复古主义主要是拨正北宋尚意书风及南宋书法流弊。虞集的一段话颇能说明这一问题，他说：“大抵宋人书；自蔡君谟以上，犹有前代意，其后坡、谷出，遂风靡而从之，而魏晋之法尽矣！朱元璋、薛绍彭、黄长睿诸公，方知古法。而长睿所书不逮所言；绍彭最佳而世遂不传；米氏父子，书最盛行，举世学其奇怪，不惟江南为然，金朝有用其法者，亦以善书得名。而流弊南方特盛，遂有千湖之险……自吴兴赵子昂出，学书者始知以晋名书。”
赵孟的书法复古主义是全面的，他不仅确立了魏晋古法在元代书坛的主流地位，而且致力于章草、隶书以及古籀大篆濒于失传的古老书体的复兴。由于赵孟的倡导与实践，元代章草大兴，出现了邓文原、鲜于枢、康里子山、俞和、宋克等一大批章草名家，融章草与“二王”行草也成为元代书法的一大审美特征。
就帖学而言，赵孟是继宋代大倡《阁帖》之后，真正开启帖学道统的人物，他扭转削弱了北宋苏、黄、米的个性化尚意书风的流衍，而独宗羲、献，使“二王”书风继初唐之后在元代得到最大的传扬和普及，这是赵孟对帖学的不世功绩，但赵孟误用唐法所造成的对王羲之的误读，以及对《兰亭序》不遗余力的倡导，则将帖学引向歧途。《兰亭序》真正被推为神圣经典的时代是在元代，这也可以视为帖学的正式发端；如果说唐太宗李世民完成了王羲之的造神运动的话，赵孟则完成了《兰亭序》的经典化运动。《兰亭序》成为与王羲之书圣地位相匹配的书法圣经，并成为帖学的元典。从此开始，学帖几无不从《兰亭序》开始，赵孟认为魏晋书至右军始变为新体，兰亭者，新体之祖也。然书家不学《兰亭》，复何所学，故历代咸以为例。
赵孟自己更是身体力行，他一再临习《定武兰亭》，并一跋再跋，以至十三跋。赵孟对《兰亭序》的推崇于此可见—斑。赵孟于书于画皆以古意相尚，他的名高一代，实将文入画推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相对于他的绘画，他在书法上的识见是有问题的。王羲之传世法帖那么多，而且不乏能够真正体现王字魏晋风韵者，如《十七帖》、《得示帖》、《丧乱帖》、《远宦帖》、《二谢帖》等，赵孟视而不见，却独耽力于明显带有唐人“法”的痕迹的《兰亭序》，以至一生抖擞不去一个俗字和一个媚字。此皆误法《兰亭》之误也。此一误不仅误了赵孟，也误了从元到清的帖学。试想，如果赵孟推崇并加力学的不是《兰亭序》，而是《得示帖》、《十七帖》、《丧乱帖》，则赵书肯定会是另一种样子，而以赵书为范式的元明清帖学也就不会妍媚靡弱以至颓废不振了。再进一步假设，如果《兰亭序》未经唐人歪曲，则赵孟书法及后世帖学也定会成另—种格局。从这个意义上说，《兰亭序》对帖学而言，关系至巨，真可谓成也《兰亭》，败也《兰亭》，而不幸的是，帖学的命运是败在《兰亭》（参见姜寿田《由〈兰亭序〉的真伪说开去》）。
帖学的衰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赵孟误法《兰亭》造成的，也就是取法不高造成的。将《兰亭》推为“天下第一行书”的神圣化举动，使《兰亭》成为帖学的元典和学王的不二法门，而赵孟的身体力行和他实践上成为有元一代的帖学宗师，皆使帖学全面走向误区。尤以明清为盛。阮元在《南北书派论》中明确指出这一点：“元明书家，多为阁帖所囿，且若《楔序》之外，更无书法，岂不陋哉！”这里的关键还在于，《兰亭序》实是严重失真的唐人风格，而不是王字的原貌，此帖学走向衰颓的关捩！
赵孟虽然也极力强调书法的雅逸韵味和格调，但他的权贵身份，还是使他的书法难具清逸之气。自元初至元代中期，赵孟的这种不无宫廷气的书法，经由一批文臣学士、翰林词宗如鲜于枢、柯九恩、虞集、揭溪斯等清要的推波助澜而蔚成大观。至于赵的学生辈杨载、俞和、郭界、朱德润等，更是出入赵孟，未脱赵氏一派樊篱。
元代文宗以后至顺帝，元书法进入后期（公元1333—1368年），这个时期由于农民起义爆发，社会急剧动荡，元代统治岌岌可危，呈现出乱世之象，“这一时期康里巎巎、周伯琦成为帝王身边最重要的书家，此外隐士书法在乱世中也得以实现”（黄[享][惊]《中国书法史·元明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