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感”作为气化诗学范畴是直接由“天人哲学”、天人文化衍生出来的，它是指文学创作、文学作品、文学接受中存在的人同外物间感应、互动、以至于和合、化生的关系，源出于《周易》的阴阳三才图式和《老子》的“四大”结构。后来《孟子·尽心上》提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所以，“天人可交感”便是题中应有之义。交感在哲学可以说是“天人合一”、“天人感应”，而在诗学则被称为“物感”。《礼记·乐记》说：“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地气上齐，天气下降……而百化兴焉。如此，则乐者天地之和也。”认为“乐和”与阴阳之“天地之和”应该是统一和谐的。在文论方面，陆机在《文赋》中说：“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直接提出了“文学应感说”：“若夫应感之会，通塞之纪，来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灭，行犹响起，方天机之骏利，夫何纷而不理？思风发于胸臆，言泉流于唇齿，纷葳蕤以及遝，唯毫素之所拟，文徽徽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也提出：“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明诗》）钟嵘在《诗品》中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讲的都是典型的天人、心物、主客的“交感”。后人李梦阳在《鸣春集序》中所说“夫天地不能逆寒暑以成岁，万物不能逃消息以就情，故圣以时动，物以情征，窍遇则声，情遇则吟，吟以和宣，宣以乱畅，畅而永之而诗生焉”，讲的也是“交感”。那么交感发生学的内在条件是什么呢？我认为仍是一气贯通使然。诚如清方东树《昭昧詹言》所说的：“观于人身及万物动植，皆全是气所鼓荡，气才绝，即腐败臭恶不可近。诗文亦然。”也如《庄子·逍遥游》所说是“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正是有气的存在，人和物才可以因气相通相感，出现从物质到精神的“化学反应”（感应），无疑，“交感”也正源自气化。
“游”是中国诗学的最高境界，当然也是气化诗学的最高境界。它指的是通过审美气化、审美交感而达到的把主体提升到与宇宙本体（道）同一的自由之境，《庄子》的“虚己以游世”、“逍遥游”、“独与天地精神往来”是其所本。而《庄子》之本却在《老子》的“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反者道之动”，即宇宙大化流行的周行赅遍和循环往复性质。这样，要体道、与道为一，就必须像道那样去周行、巡游。于是，“游”便成了一个极其特殊和重要的概念，也是《庄子》一书中最为华彩的“语词”。我们发现“庄游”有这样几个特点：（1）无心、无目的、无为；（2）乘气而游；（3）游心，达到精神的高度自由；（4）与道为一；（5）出入六合，与天地精神往来。六合者，上下四方之谓也，一般是指空间上的全整性。
《论语·述而》也讲“游”：“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里的“游”主要是指艺术的潜移默化的熏陶、修养和化成，虽意在仁礼教化，但也仍然不离审美，而把它作为人格的最后完成环节，又赋予“游”在儒家伦理价值系统中的特殊位置，这样，“孔游”就和“庄游”形成了强大的互补合力，这一合力最后又共同影响了气化诗学，使之有了最高和最后的归依处：与天地同境界的“神游”。如陆机的“精骛八极，心游万仞”，“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文赋》）；刘勰的“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神与物游”（《文心雕龙·神思》）。
《庄子·大宗师》中假孔子之口说：“彼游方之外者也，而丘游方之内者也。外内不相及。”区分了“方之内”、“方之外”两种游，也就是分判开尘世外和尘世内两种境界。我们或可借此说，孔游主要是“世间”游，庄子把这种“世间游”提升发挥到了老子的“体道”之境，生产出了“世外游”，也就是逍遥的天地之游。而这种游在本质上又是“游乎天地之一气”，是御气而行，是“气游”。若此，才可臻达世外的“天地之境”。
气化在中国文化里不唯基元，而且还是一个极为普泛广适的范畴，如有天气、地气、人气、文气，连传统的“二十四节”也称为“二十四节气”，可以说是一个庞大的气家族，有人统计固定的气词汇就有168种之多。［44］
与此相应，文论中也有一个丰富的气群，以上所论只是其中的大者、要者。
四、对话文本：从辞、史传、赋、诗、笔记、词、散文到戏剧、小说
《庄子·大宗师》中对“方外游”有一个“注解”：“子桑户、孟子反、子琴张三人相与友，曰：‘孰能相与于无相与，相为于无相为？孰能登天游雾，挠挑无极，相忘以生，无所终究？’三人相视而笑，莫逆于心。遂相与为友。”三人之所以可以莫逆是因为他们都无功利计较、都能超然于生死之外，因而也都能像大道那样遨游无羁。结合《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出入六合，游乎九州，独往独来，是谓独有。独有之人，是谓至贵”，“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等言论，我们可以看出，“庄游”包含着两个重要内涵，或曰为中国哲学、美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生产出了两个重要的精神产品：六合思维和天地境界。为中国文人提供了一个致思、运思，抒情、叙事，表征万物，建构世界的根本性的元结构。在这一结构中，六合思维是指运思的轨迹、范围、框架，它是上下四方（六合）立体化的，而不是线性的、片段的和平面的；天地境界是指文本最后或最高的“世界图景”，或含摄文本的最后、最高的文意、理趣、哲思；或最高的表情达意境界：与天地的自然大化之道同一、合游的境界。
当然，这一元结构并非《庄子》首创，应该说是由《周易》和《老子》开其端，由《庄子》彰显、强化和最终完成的。关于“天地境界”，《庄子·知北游》也有“点睛”之笔：“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原天地之美”、“观于天地”，说的就是本于天地之“美道”，体会遵循天地运化之道的意思，其实也就是“天地境界”，即把人提升到天地的高度、境界去认识、行事，去生存、处世、“发展”。而同时也就是一种主体的思维模式和人的世界图景：思考问题要站在宇宙自然或天地的境界，要用“想天想地”的大思来统御处理世间的万象万理。
西方人的“世界图景”是科学加上帝的“伊甸园”，而中国儒家的“世界图景”是“修齐治平”、“达兼独善”，或如《庄子》所言是“身在江海”而“心居魏阙”（《让王》），宋元以后才在“江海”和“魏阙”之外又加进了一个“商界”。在儒家的图景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图景即《庄子》最终构建的道家世界图景：天地境界。这样，原来的儒家图景就有了变化，或融进“天地境界”，或完全为其所置换。天地境界的前身原本就已存在于儒家的“易道”之中，换句话说，《庄子》的天地境界之所以对中国文化、中国文人士夫具有巨大影响，“易道”甚至《老子》的“四大”架构都是提供了强大的助力的。儒道于此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合构、合力，而由《庄子》最终建构和彰显的六合思维和天地境界也就由之而“弥纶天地”、“苞裹人伦”，成了经天纬人的思维和文化生产模式了。
已见前述，“天地境界”这一“专名”是现代哲学大师冯友兰先生提出来的，他在《新原人》中说：“天地境界的特征是：在此种境界中底人，其行为是‘事天’底。在此种境界中底人，了解于社会的全之外，还有宇宙的全，人必于知有宇宙的全时，始能使其所得于人之所以为人者尽量发展，始能尽性……他已知天，所以他知人不但是社会的全的一部分，而并且是宇宙的全的一部分……他觉解人虽只有七尺之躯，但可以‘与天地参’；虽上寿不过百年，而可以‘与天地比寿，与日月齐光’。”并且认为他的“天地境界”就是道家或《庄子》的“道德境界”（天地境界）。［45］
冯氏的“事天”同《庄子》的“齐物”、“天游”的意思是相近的，总之都没有超出上述笔者所解的“天地境界”的含义之外。
在先秦典籍中对六合思维运思方式的具体表述则是前述《易传》的“俯仰天地”或“仰观俯察”。也如《中庸》所说：“诗云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而其内在实质则是“时间空间化”、“循环时间”、时间最终凝聚、消融在空间之中的“中央空间”结构。即中国古人长期以来，不光认为“天圆地方”，而且还认为自己身居中央之国，由此而形成一种独特的“中央空间”意识，再加上道家、儒家、阴阳家等都有的循环宇宙观和循环历史观，如把五行方位化（空间化）：木—东、金—西、火—南、水—北、土—中；崇尚“天不变，道亦不变”，“五德终始”的“天道”规律等等，结果就铸成了一种独特的时空模式：时间空间化，同时也造成了中国叙事作品（亦包括抒情作品）的强烈的“空间倾向”，如中国叙事作品多以“空间”命名，如《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西厢记》等。
宗白华先生也说：“中国人的宇宙概念本与庐舍有关。‘宇’是屋宇，‘宙’是由‘宇’中出入往来。中国古代农人的农舍就是他的世界。他们从屋宇得到空间观念。”［46］“中国人不是向无边空间作无限制的追求，而是‘留得无边在’，低回之，玩味之，点化成了音乐。于是夕照中要有归鸦。‘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陶渊明诗）我们从无边世界回到万物，回到自己，回到我们的‘宇’。‘天地入吾庐’，也是古人的诗句。”［47］这其实是指出了中国人空间的内化现象，而这个“内化的空间”恰恰又是源于天地境界或“天人一体”的宇宙模式的。宗先生在评价谢灵运的《山居赋》里写出了“网罗天地于门户，饮吸山川于胸怀”的空间意识后紧接着指出：“中国诗人多爱从窗户庭阶，词人尤爱从帘、屏、栏杆、镜以吐纳世界景物。我们有‘天地为庐’的宇宙观。老子曰：‘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庄子曰：‘瞻彼阙者，虚室生白。’孔子曰：‘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中国这种移远就近，由近知远的空间意识，已经成为我们宇宙观的特色了。”［48］
原因就在于本来天人哲学就认为“天人一也”，天地也就当然可以被吸纳微缩于屋宇、庭院、尺幅、篇什之中，但是，这天地宇宙的“亲人”、在场，又断断离不开那个潜藏在、内化在民族集体无意识中的“天地境界”、世界图景，那已变为士夫文人内在文化—心理或文化人格的六合思维和天地境界。中国古代的明堂就是一个显例，它是古代最高等级的皇家礼制建筑之一，是帝王颁布政令、接受朝觐和祭祀天地诸神以及祖先的场所。实际上就是“天地”微缩于建筑的一个典型代表，它下方上圆——仿天圆地方模式；立体的三层结构——对应天地人三才；四周多扇的门窗代表着四方八面等等。
六合思维与天地境界融渗贯彻在辞、史传、赋、诗、笔记、词、散文、戏剧、小说等各种文本之中，使中国的文学或文化文本至少产生两大特点：第一，大多呈现出一种天人对话的结构，尽管有隐显强弱不同，其具体表现都是仰观俯察、宇宙之思、天地之问；第二，历史时空与幻想时空往往被统归提升为“天地位格”的“天人时空”，这在《史记》、陶诗、《春江花月夜》、苏诗、《桃花扇》、《红楼梦》中则有具体的不同表现，即或表现为历史哲思、自然真意、宇宙本体追问、虚无确证，或道境的本体时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