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姐们都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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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正是“祖国山河一片红”的大好时节，应和着来自“革命牌”内心深处的庄严号召，刚过而立之年的广州籍画家陈衍宁完成了红遍当时的著名油画《渔港新医》。这幅深谙革命话语之精髓的作品很快就被制成宣传画和年历四处张贴；通过那个年头质地昂贵的纸张的公有制的帮助，《渔港新医》有幸为“红海洋”的最终成型，贡献了它应该贡献的力量：纸张确实在“广泛地倒向阶级”（柏桦语）。出于对那个红彤彤的年代的正面呼应，布质画面上昂然挺立的，是一位阳光灿烂的女赤脚医生。遵照中国人的想象力通常的运行规则，复兼革命的力比多的一般性涌动，那位女医生被刻意塑造成一位妙龄少女；通过革命年代暗中存在的意淫心理，赤脚少女医生含蓄的笑意征服了几乎所有的革命群众，甚至连革命群众严加看管的“黑五类”分子也无法幸免——他们似乎乐于被征服。
时光倏忽而逝，《渔港新医》和赤脚医生这个名号一道，早已淡出人们的记忆与视界。和它显赫的前生相比，它的后世显得过于落寞；直到半个甲子之后的2006年，我们这一代人中的回忆者祝勇才在他的长篇回忆之书《反阅读》里征用自己的童年记忆，对《渔港新医》作出了生动的追忆：那位女医生“倾斜着身体，提着一只洋皮铁桶，在为渔民送药。作为疾病的抵抗者，她有着与身份相符的健康体魄，透过她穿着的广东渔民的宽松服装，可以感受到她身体内部的力度和肌肤的弹性。作为她身份的象征，那只踩踏在船帮上的赤脚格外引人注目。那是经过海水浸泡并被南国充沛的紫外线照得通红的赤脚，上面记载着一个年轻的赤脚医生的全部履历”。北国沈阳当年的病童，多年后有幸成为回忆者的祝勇如实供认，“我熟悉这幅画是因为它曾经被印刷成年历，很长时间贴在我家墙上。那时我的腿部刚刚做了一个不小的手术，腿被石膏固定成一个姿势，并且要在长达半年的时间内维持这个姿势，即使睡觉也不例外。那段日子里，那个健壮的女孩是我唯一的朋友——我甚至企图与她对话。她的嘴唇微张，正是想要说话的样子。在阴郁的北国冬季，这幅具有强烈的户外光影效果的油画照亮了我的整个房间。我坐在床上不能动，常常望着她的那只脚发呆，想象着行走和奔跑的感觉。脚、船、大海，这些意象既对我形成蛊惑也对我构成伤害。成年以后，我长期在南方游走，或许就是为了完成当年那个病童心中曾经许下的诺言。赤脚的女孩给我某种安全感，因为她是医生，并且拥有健康的青春。她为我提供了完美的身体范例……”（祝勇：《反阅读·疾病》）
通过较为铭心刻骨的追忆，回忆者祝勇捕获的，是在一场伟大的革命运动（1966—1976）的尾部发生的一个小插曲或微不足道的花絮，它早已湮灭于被许多人大声称颂的“历史长河”，但它也理所当然地变作了回忆者个人成长史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一个小小的历史按钮、一个并非贸然存在的生命口令：半个甲子之前的某一天，一个六七岁的小男孩，在病床上有幸目击了一位被革命话语蓄意制造出来的妙龄少女，一个光着脚丫子的女医生。她美丽、丰满、圆润、成熟，因革命话语的照耀和对革命话语的有意分享而阳光灿烂，因革命的力比多在她身上周流六虚而光彩夺目。在祝勇的记忆中，她是小男孩黑暗时期唯一可靠的伴侣。首先映入病童之眼的，是那位少女健康的体魄、宽松的服装、微张的嘴唇，是她的赤脚、“身体内部的力度和肌肤的弹性”“健康的青春”和“完美的身体范例”；环绕在赤脚女医生身上的革命话语的光芒突然间烟消云散，革命的力比多也踪迹全无——是女医生湿润、丰满、令人炫目的肢体，而不是革命话语的光辉或它的力比多，为小男孩多病的“身体指明了方向”，让他“对自己成长中的身体满怀憧憬”（祝勇：《反阅读·疾病》）。《渔港新医》之所以没有在后来成为回忆者祝勇的那个小男孩心中起到革命教育的作用，革命的力比多也不曾发挥出它超强的蛊惑功能，并不仅仅是因为那个病童年幼无知，而是他的大腿确实出了问题——来自身体的疼痛不费吹灰之力，就战胜了革命话语多年来一贯的无往而不胜。但这实在算不上奇迹，毕竟身体拥有更大的力道：是身体为那个病童赋予了对抗异质物品的强大力量。
依照总是在事后才编纂出来的革命编年史，1974年以后，火热的年代因其过于火红终于开始淬火，伴随着肉眼难以察觉的青烟，进而走入它较为漫长的疲软期。大人们在小男孩的病房外依然装模作样地继续操练：挥舞拳头，高呼口号，给最高指示以热烈的掌声，为阶级敌人、美帝国主义和苏修反动派献上无产阶级专政的特制铁拳——只是疲态渐露；小男孩则带着成长的重任，躲在病房中独自从一个少女那里寻找慰藉，无意中吹响了迈向成人世界的号角：他渴望她的身体的指引，渴望她微张的嘴唇吐出状若莲花的温柔之辞。那个正在逐渐淬火的年代号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那个时代不需要坚若磐石的房门，不像半个甲子之后以金钱为本位的今天，家家户户都以铁将军严守门户。因此，那扇并不需要多么坚固的房门隔断的不只是年龄，更多的是革命：房门外，赤脚女医生两眼迸出革命之精光，摄人心魄，鼓舞着群众的斗志，为人民带来了土生土长的健康；房门内，少女医生则是那个病童的姐姐，温柔健康、入口化渣。她是他的保护神、教育者、小小的图腾，是他“可呼其乳名的小妈妈”（张枣语）——只因为她“对于生命的诠释不仅来自她的职业”，祝勇在2006年说，“更来自她的躯体本身”。（祝勇：《反阅读·疾病》）一个潮湿、丰润的身体就这样自然而然地变作了守护神和教育者，但这同样算不上奇迹。
“如果把想象心理看作人的一种天然能力，而不是后天教育才获得的某种能力，那么就必须认定这个复杂的心灵具有一定的作用，它不但可以唤醒一切、假设一切，而且能够随心所欲地把欲望与灵感、内在的冲动与自然力混为一体。”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的口气显得意味深长，也充满了想象力，“我们必须顺其自然，把画面放在思想之前，把自然画面放在首位。这类画面直接来自自然，它们同时服从自然的力量和人的本性的力量，产生于物质和自然物质的运动，我们可以在自己身上、在我们的器官中感受到它的活力。”实在应该感谢那个不小的手术，是它的善意，是它提供的另一种性质的自然画面，培育了回忆者的孤独和脆弱，培育了回忆者对依赖之物的暗中依赖。很显然，那是被革命话语坚决排斥的依赖物，因为它只承认自己才是唯一可靠的屏障。这个见风即长的小秘密将会在其后的日子里，为回忆者提供纵横驰骋、破虏平蛮的锐利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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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无知、年幼、孤独，还有太多太多被我们（或回忆者祝勇）有意放弃的无以名之的小小因素，让那个小男孩在革命年代有机会迎头认出了他的姐姐——但是很遗憾，这仅仅是表面现象。“姐姐的光芒”（保罗·策兰语）来到我的同龄人（比如那个叫祝勇的病童）身上，更有着历史主义方面的硬性原因。那个伤腿之童在病房中肯定不会明白（当他成为回忆者后肯定会明白），在他幼小的身体和稚嫩的孤寂之外，是他从不认识但又必须天天碰面的某种力量让他在被培育、被规训的过程中，突然认出了他需要的姐姐——尽管半个甲子之后，回忆者祝勇的言辞十分从容，和“突然”这种咋咋呼呼、拐着急弯的词汇几乎难以搭讪。像那个传说中的土行孙一般，这种力量来无影、去无踪，它迅疾地风卷大地之后，我们只能从它制造出的残迹和废墟身上，大地或时光的创伤身上，辨别它的形状、性质、神态和身影。那个病童需要姐姐，是事后才能肯定的事情，病童本人对此并没有明确的意识。那个历经沧桑，终于成长为回忆者的人用事后的恍然大悟证明了这个看法：“直到现在，我才注意到一个有趣的事实，在当时所有的美术作品中，赤脚医生几乎不约而同地以少女的形象出现。这标明了艺术与现实的距离——一个年老的中医出现在我们面前，会让我们备感信赖，但在绘画上却恰好相反。我猜想画家们在潜意识中赋予赤脚医生以欧洲古典绘画中女神的职能……”（祝勇：《反阅读·疾病》）
世界是由阴阳组成的，这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观念，但又绝不只是活在中国人心头的观念，因为从古至今，没有哪个部落、民族或国家竟敢不是由男人（阳）和女人（阴）构成的。这是视觉、听觉、味觉甚或下三路共同认可的常识。人类在阴阳杂处、阴阳交融的状态中度过了数万年，从来不曾对阴阳分立感到任何惊奇（不分立才是令人惊奇的事情）；直到某种奇怪的历史主义阴错阳差地获得它的权威性之前，这种状态从未改变过它的性质。那个怪模怪样、携带着太多偶然性的历史主义稍一站稳脚跟，就公开宣称自己具有不可战胜的必然性，它因此有资格促使自己借助革命的名义对阴阳重新进行划分。不出它所料，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那个“令人痛苦的”（舍斯托夫语）必然性果然取得了彻底、干净、全面的胜利：不是阳战胜了阴，就是阴满怀革命豪情主动投靠了阳；不是全体中国人奇迹般变成了雄性，就是全体中国人集体转渡为中性人。在那个熊熊燃烧着的、亢奋的、喘着粗气的历史时期，阴或女人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集体失踪；“不爱红装爱武装”就是阴性或女人在那个年头赢得的新的历史内涵。
阴性大规模消失或者隐匿，导致阳气过剩；过多的阳气注定要导致整个时代肝火旺盛、脾气火爆甚或甲状腺肿大，男女老幼在幻觉中满脸都是青春痘。这是一件至为奇异的事情，是古今中外从未存在过的奇观。“谷风布气，万物出生；萌庶长养，华叶茂盛。”（《焦氏易林·坤》）一代人得以成长的土壤已经被预先造就；作为植根于这片土壤的幼苗或“萌庶”，未来的回忆者只能选择专心致志地成长——在偷偷摸摸地对依赖之物的依赖过程当中。
半个甲子之前，大腿做过一个不小手术的小男孩，我的同龄人，因为孤寂过于强大，因为阳性世界横行无忌，在那间由一扇并不坚固的大门隔开的病房里已经无处藏身、躲无可躲；出于对温柔与柔软的极度渴望，他像他的大多数同龄人一样，急需一个姐姐，哪怕是一个错认的阴性，只要她是丰满的，只要她真的具有母性、雌性和一点点呵气若兰的女性。是需要的暗中作用、暗中包庇，让那个小男孩全方位误读了《渔港新医》、抹去了女医生身上的革命话语和她随身携带的革命的力比多；特殊年头的特殊需要令小男孩意外地收获了一具温柔的胴体，既然他的母亲正在忙于革命，在响应革命话语和历史主义的号召不幸或万幸地接近于中性，既然“我的爹他总在喝酒是个混球”（张楚：《姐姐》）。
用于回忆的武器就这样在暗中成长，在偷偷摸摸地成型，发誓要让自己锋利，直到某一天回忆者本人对此都会十分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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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被百密一疏的火红年代无意间遗漏的一分子，那个病童借助于在革命岁月捕获的阴性滋养和因错认而来的姐姐，辗转多年，终于长大成人；作为成长的必经步骤，他和他的同龄人一道，经过了相似的磨砺，走过了大体相同的、有些乏味的人生三部曲：“童年：没人管没人问，在野地里疯玩，时代的动荡偶尔经过他们并不十分在意的眼帘。少年：上中学，毕业后有的上大学，有的赋闲。经历平凡，校园平静。写诗，唱歌，读书，幻想。成年：上班，进入社会。社会开始变幻。从国家而言，这是从政治本位向经济本位的转化；就他们而言，生活开始从玩味滑向无玩味，从精神世界落向无精神的世界。”（李皖：《这么早就回忆了》，《读书》1997年第10期）但我们的回忆者，就出现在这个“无精神的世界”的地平线上，以他不无犹豫的神情和支吾着的姿势：
山麓相会樱花开，
多望能有，
女郎观花来。
（《万叶集》第1752歌）
在姐姐的滋养下，我们这一代人中的回忆者（比如祝勇）多年以后终于羞涩地亮出了他的身份特征：他是个浑身上下散发着阴性气质的回忆者，谈不上什么战斗能力，既不特别坚强也不特别脆弱，尽管他拥有胸毛、发达的肌肉甚至偶尔出现在笔底和舌尖上的狠话；他回忆的不是自己的辉煌，而是自己的平庸或失败，因为他从未经历过辉煌，“虽然从理论上知道两点之间直线最短，但他既无能力也不屑于投机取巧，即使在恋爱的时刻也没有掌握抄近路的技巧”（敬文东：《我们这一代的故事》，民刊《思想》2005年秋季号），他的回忆之书（比如《反阅读》）注定只能是失败之书；盛纳在这个容器里的，不是成功的经验，而是从不断的失败中捞取的一鳞半爪的教训。他是教训之麦的收刈者，因为“让你想起往事的女人既是你的敌人又是你的朋友”（伏尔泰：《关于记忆的传说》，《老实人（伏尔泰中短篇小说集）》，曹德明等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194页）。但教训无疑是宝贵的，正如同那些成功者辉煌的经验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