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在“20世纪”，时间革命意味着在“封建主义”的原始土地上，跑步完成赶英超美的任务；空间革命则意味着拼死抢夺对“赶英超美”的领导权。领导权的争夺，不仅在“中外”之间展开（比如中国和日本），也在中国内部各阶层之间推演（比如国民党和共产党）。无论是中外之争，还是兄弟阋于墙，都意味着残酷、血腥和水火不容。在这里，容不得一点点温情和柔软。那些拥有温情和柔软品性的，都被称作小资产阶级，都需要被无论哪种型号的革命所改造——虽然按照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的说法，我们至今也没有搞清楚，这小资产阶级的“小”究竟“指的是卵子小，还是肾囊小”。
历史事实早已告诉我们，在20世纪前半叶，中国革命以空间革命优先；在20世纪后半叶，时间革命则被摆在了第一位。但无论是“优先”还是“第一位”，都不意味着吃独食或唯一性。实际上，所谓“优先”或“第一位”，仅仅是说，它不过是“革命”这个词给自己派生出的大老婆罢了。大老婆的存在，最多只能威慑如夫人，却不能消除小老婆存在的合理性——记住这一点，在我看来至关重要。
我看见在空间革命中，无数人死于非命。本着邓汉仪“千古艰难唯一死”的正确看法，那些人都是冤死鬼，尽管他们一度被追认为烈士或无辜的难民。他们的鲜血浇注了革命，并最终让空间革命生动起来，让空间革命拥有了无数张变脸。我还看见在时间革命中，无数人殚精竭虑、夜不能寐。他们或咯血，或奋笔疾书，或道渴而死，或看见了一闪而逝的曙光，却只有少数几个幸运者，能够一抬头就望见了北斗星。毫无疑问，他们都是仁人志士，“难酬蹈海亦英雄”；他们都在前赴后继，“死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他们用精纯的智虑哺育了革命，并最终让时间革命满脸沧桑，却又分明有着一颗二十岁的棒小伙才配拥有的心脏。空间革命青春长存，时间革命则随时可以返老还童。这都是“世界”和“世纪”赋予它们的特异功能。丝毫没有必要在时间革命和空间革命之间，区分谁更温柔酷似林黛玉，谁更冷酷赛过阎王。不用去区分五十步和一百步了。事实上，无论是时间革命还是空间革命，从来都“不是请客吃饭”。记住这一点，同样对我们有好处、有帮助。但它们之间仍然存在着区别。
空间革命始终与枪炮联系在一起，与硝烟构成了孪生兄弟。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都无一例外地被空间革命征用为原料，所谓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毫无疑问，这中间最主要的原料当然是肉体，也是肉体定义过的一切：房屋、床、粮食、酒、茅草、土地、河流以及性。时间革命则与所谓的和平联系在一起。但时间革命许诺的和平差不多有二分之一是虚假的和平，它和看不见的战场、看不见的硝烟构成了双胞胎，所谓对同志要像春天般温暖，对敌人要像秋风对待落叶那样无情。在时间革命的眼中，一切人或物，都有可能成为它利用的零部件、螺丝钉；一切人或物，从逻辑上讲，都可以成为它的牺牲和祭品。大至国家主席、元帅、土地、山河，小到下岗的工人、丧失了土地的农民、卑微的麻雀，都概莫能外。大的我不说了；我是一个小人物，只配说小的。一位我喜欢的诗人，就写到了在“除四害”运动中，作为“四害”之一的渺小麻雀如何以实际行动表达了自己对时间革命的崇拜：
战争在百万人的吼声中前进，
“麻雀过街，人人喊打。”
那声音如另一个声音响在人们的耳畔：
“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疯了的麻雀应声倒下（太疲倦了，
以至于干脆颓废而死）
另一些却为补充体力食毒米丧身。
（柏桦：《1958年的小说》）
就这样，时间革命与空间革命不由分说地构成了“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主题。这个主题黑质而白章，触草木尽死。奇怪的是，在那些死去的草木上，像涅槃的凤凰一样，许多新的人和事，居然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随着他（它）们破土而出、拔节长高，面色越来越红润，像发情的大猩猩。这是革命的奇迹，但不要追问究竟是时间革命还是空间革命制造出的奇迹。也没有必要指认这些猩猩中谁是领袖，谁是臣民，更没有必要搞清楚这些猩猩最终都产了什么卵，孵出来的究竟是龙种还是跳蚤。本着息事宁人的态度，一切都没有必要再问了。
但此处仍然有必要申说的是所谓的必然性，空间革命和时间革命腹腔中暗含的那种必然性。是“世界”和“世纪”给时间革命和空间革命配备了这种必然性。正是这个玩意儿，这个让舍斯托夫用“肉头”去碰撞的玩意儿，让时间革命和空间革命拥有了君临一切的巨大权威，让时间革命和空间革命具备了调动一切资源的能力。这种权威和能力是如此巨大，如此无微不至，以至于能把一切人或物在事前就定义为齑粉。除此之外，我还要说，在“世界”和“世纪”的严正逼视下，无论是空间革命中的“鲜血”，还是时间革命中的“智虑”——它们都是我们的无上宝物，最终都被迫改变了自身的含义。鲜血和智虑再也不是从前的鲜血和智虑了。它们不过是赫拉克利特所谓不能被两次踏进的那条“河流”。由于“甲子”和“天下”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20世纪”中国人流出的鲜血、付出的智虑，再也无法循环利用。那架数千年来颇为管用、颇有节约功能的机器，在“20世纪”彻底报废了。那么多的“烈属”，那么多的“抗属”，那么多的孤儿寡母，那么多的断子绝孙者，莫不昭示着时间革命和空间革命的含义与属性，莫不表征着“世纪”“世界”打败了“天下”“甲子”后，给咱们炎黄子孙带来的痛苦、幻灭以及新生的豪情与决心。
3
无论是时间革命还是空间革命，都需要语言的帮衬。任何形式的革命都需要语言作为自己的装饰。实际上，语言才是一切型号的革命的最终出发地，最原始的革命胚芽，无一例外都包藏在语言当中。然而，革命一旦成形，一旦长大成人，就会反过来奴役语言。无论是在时间革命那里，还是空间革命那里，语言的地位都仅仅等同于列兵。毫无疑问，每一种革命都豢养了自己的语言，都哺育了自己的语言。在革命和语言之间，一种互为母子的共生关系始终是它最为打眼的现象。这种性质和腔调的语言像守门的家犬一样，始终在兢兢业业地、忠实地行使自己的职权，也像母亲守护儿子一般，守护着自己生养出的革命。
语言不但各为其主，为自己的主人或儿子张目，也为了主人或儿子的利益，秉承着主人或儿子的旨意，主动打击一切异己的人或物。语言也像士兵一样在参与革命，在用实际行动帮助革命。
掌握了语言，尤其是掌握了书面语言的人，被称作知识分子。无论是时间革命还是空间革命，都秉承着“世纪”和“世界”的严正召唤，在拼命争夺对知识分子的所有权。知识分子是无论哪种型号的革命的宝贵财富，却并不仅仅是装饰品。一个有趣而辉煌的现象于此中闪亮登场了。知识分子和语言士兵一道，自觉地肩负起了革命赋予他们的使命：用在“世纪”和“世界”双重逼视下改变了语义的方块字，在半夜或黎明，在烈日下或大雪中，在稿纸上急行军，并在喘息着的行军途中，不失时机地射出由方块字组成的枪林弹雨。一时间，世界格局中的中国的天空——不是“天圆地方”的中国的天空，像黑压压的蝗虫一样，飞满了张牙舞爪的方块字。它们咬合在一起，撕扯在一起，每一个方块字都流出了黑色的血。那是战斗的血，是文字为革命付出的必需代价，实际上，那是方块字的一个个偏旁部首：
一片枪响之后，汉字变得简单。
掉下了一些胳膊，腿，眼睛，
但语言仍在行走，伸出，以及看见。
那样一种神秘养育了饥饿。
（欧阳江河：《汉英之间》）
这些在中国的天空中相互撕咬、撞击、决斗因而缺胳膊少腿的方块字，确实还在“行走”“伸出”和“看见”。因为在革命的洪流中，语言也是战士，它也得像战士一样奔赴自己的阵地，消灭自己的敌人，不战斗到最后一个笔画，决不放弃胜利的机会和对胜利的渴望。的确，这样一种神秘无比的现实养育了一种饥饿，但这无疑是对敌人的广泛饥饿。好在在“20世纪”的中国，无论是在时间革命中还是在空间革命中，废除饥饿的食品从数量上几乎都是无限的，从质量上几乎都堪称优秀。饥饿有多大，作为食品的敌人组成的蛋糕就有多大；饥饿有多强烈，那些蛋糕的质量就有多优异，根本不存在任何恍惚与躲闪，更不存在解释学上的任何闪失。这真是一种提前到来的共产主义，一种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这是方块字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共产主义。
现在让我接着叙说知识分子。实事求是地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主动加入到时间革命或空间革命营造出的广泛氛围之中，都不是为了一己之私利。他们对这两种性质的革命，或对这两种性质的革命中的任何一种，都抱有极大的期待和热忱，都真诚地相信，通过这两种性质不同、目的不一的革命，“20世纪”的中国应该会有一个光明、美好的前途。他们中有不少人是饱学鸿儒，在塑造灵魂和修理我们的心性方面很有一套；他们中也有不少专司科学的大师，对如何改造山河，对玉米如何才能够亩产三十万公斤，颇有心得。但遗憾的是，这些勇敢、无畏而又真诚的知识分子中的大多数人，并没有得到好报，并没有得到善终。与他们多灾多难的祖国和人民一样，他们的历史也是一部心酸史、血泪史。
在“20世纪”的中国，在中国的“20世纪”，“知识分子”一词可以恰如其分、符合逻辑也符合需要地拆解为“知识”与“分子”。每一个“知识分子”几乎都拥有“知识”和“分子”这两重身份。作为“知识”，他们更多的是在为空间革命效劳，也被空间革命大肆利用。因为空间革命需要“知识”来为自己张目，需要“知识”来唤起民众。毕竟“知识”在刚刚过去的“天下”中国、“甲子”中国，在目不识丁的百姓那里，是一件神圣到了近乎迷信程度的事物。作为“分子”，他们更多的是在为时间革命效命，也全方位地被时间革命所挪用。时间革命倾向于否弃“知识”（“知识就是力量”是很久以后的事情），它更需要“分子”。在从“知识”到“分子”的角色转换中，“知识”被迫清除了自身中属于知识的那部分，不无痛苦但也不无欣慰地承认了“分子”的角色分配。这真是一大奇迹，尽管为着这奇迹的出现，时间革命花了整整三十年的漫长岁月。时间革命的耐心也由此可见。它确实比更为火爆、更为激烈的空间革命，拥有更多的耐心、更多的等待、更多的宽容？
无论是作为“知识”还是“分子”，这伙叫“知识分子”的特殊动物，都是玩弄语言的高手。语言在他们手中像蝙蝠一样四处纷飞。从“知识”到“分子”的角色转渡，把我们祖国的语言搞得更加离奇，更加古怪。正是这种语言和时间革命、空间革命结盟，生产出了被我们这些后人称作“20世纪中国历史”一类的玩意儿。因为语言本身的古怪、离奇，所以“20世纪中国历史”也显得古怪、可疑、暧昧和晦涩，令我等欲说还休、抻扯不清：
我不说一段历史，因为那段历史有错误
因为罗盘被冲上海滩的鲸鱼捎给了欧洲，供一个内陆国制造钟表
因为一头大鱼带头把它的鳃又赠给了路过的军舰
因为历史只是时间而已，政变和发财！
（李亚伟：《怀旧的红旗》第1首）
无论是时间革命还是空间革命，都需要语言的帮衬，都需要知识分子的参与，尤其需要“知识”和“分子”的无私赞助。直到今天，这场伟大的演出还远没有到达谢幕那一刻。个把“黑马”思想家的出现丝毫不说明问题，尽管他们属于稀有物种。更何况这伙思想黑马中，本来就有不少人身在曹营，而心存汉阙。一百年来，时间革命和空间革命始终大门洞开，语言、“知识”和“分子”前赴后继、义无反顾地走了进去。这么多年过去了，大门还敞开着，几乎从未关闭过。有意思的是，这么多年过去了，那么多人进去了，大门之内的空间始终不见拥挤，还有按照需要不断增长着的剩余空间以迎候新来者，以便继续创造历史。
我自始至终是这场伟大运动的旁观者，是这一历史过程的游历者、后来者，只能满怀酸楚地打量着“知识”和“分子”们的一举一动，却没有任何能力对他们援之以手……
4
许多小道消息纷至沓来，更多的谣言接踵而来：
我们被告知，我们正处在一个新“世纪”的端部，我们被委派为这个新“世纪”的受难者或受惠者；
我们还被告知，我们的“世界”正处在一个全球化的当口，中国的事就是美国的事。
……
因为这些小道消息和谣言，我们的眼睛开始变得兴奋和忙乱起来，我们惊诧而惊恐地打量着眼前的一切。在一维而线性的时间观念的修理下，我们被逼迫着一切向前看。后视则被指称为老年的举动。而老年，恰恰是一维而线性的时间最不待见的人物。这是一个人人唯恐落伍的时代，一个快马加鞭的“世纪”，一个永远向前、永远面向不可预知的未来的“世界”。因此，健忘和故意遗忘，成了新的时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