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家早已告诉了我们，最迟从汉代出土的文物中，已经找到了男性的性器具。据考古学家估计，它很可能就是男性生殖器在无能时的代用品。我觉得这种推断合情合理，因为快感特权阶层的阳物，并不见得就比“放死无匹”的小老百姓的阳物有更大的能量。心有余而力不足之后，自然会在身体之外寻找延伸品——儒家的“反身而诚”在这里不管用；这就如同人因此而创造了上帝，革命在低潮时按斯大林的说法，可以暂时向强盗妥协。《金瓶梅》在极尽西门庆疯狂追逐快感之能事后，也写到了西门庆的阳物有魂归西天之时，可谓明证。第八十回中，水秀才做了一篇悼念西门庆的祭文，这篇祭文可以看作对西门庆那话儿（其实，他本人就是那话儿）的热烈颂扬和无尽悲哀：
维灵生前梗直，秉性坚刚，软的不怕，硬的不降。常济人以点水，恒助人以精光。囊箧颇厚，气概轩昂。逢乐而举，遇阴伏降。锦裆队中居住，齐腰库里收藏。有八角而不用挠掴，逢虱虮而瘙痒难当。受恩小子，常在胯下随帮。也曾在章台而宿柳，也曾在谢馆而猖狂。正宜撑头活脑，久战熬场，胡为罹一疾不起之殃？
西门庆当然是属于《盐铁论》所谓“富者盈室”的那一类特权阶层。我们说，西门庆是悲壮的，他可谓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小车不倒只管推了。因为据《金瓶梅》揭发，他是死在潘金莲的秀腹上的。西门庆的悲壮在于，他几乎完全做到了《哈哈笑》里记载的那位叫“赛柳庄”的相士，在“相下部”时所说的话：“遇妻妾而无礼，因子孙之有功。一生耿直，两子送终。”这也难怪水秀才对他有如此高的评价了。
我们还没有理由去讽刺西门庆，因为他至少还物尽其用，享乐一生。最令人讨厌的是，性快感的私有制制造了一大批性快感的死物。想想《阿房宫》里那些终其一生也没有机会见到秦始皇，更没有机会和他上床的妃嫔们吧。她们就是死物。这也就是《后汉书》记载的，达官贵人们尽管“采女数千”，“且聚而不御，必生忧悲之感”（《后汉书·陈蕃传》）。这可以描述为：性快感不仅可以享用、占有，而且还可以储存。“储”而不“用”（御），恰恰是最大的残忍，因为它的剥夺是双重的：既让女人成为性死物，也给男人造成了普遍的饥馑。当然也有相反的事例。据记载，“卫侯为夫人南子召宋朝，会于洮。太子蒯聩献盂于齐，过宋野。野人歌曰：‘既定尔娄猪，盍归吾艾豭。’太子羞之。”（《左传·定公十四年》）（后两句今人译为：已经满足了你们的母猪，何不归还我们那漂亮的种猪？）山阴公主对她的皇帝兄长说：“妾与陛下虽男女有殊，俱托体先帝，陛下六宫万数，而妾唯驸马一人，事不均平，一何至此？”皇帝于是给妹妹弄了三十个面首以供享用。（《宋书·前废帝纪》）事例虽然相反，但造成的剥夺仍然是双重的，只不过这是一个相反的双重。
《少女之心》正是在这一点上起到了反抗的作用。它的诲淫诲盗，恰恰是想从不同的分配原则那里，求得相同分配的权利。而革命会造成荒淫吗？有关这一点，阿Q是最明白的！吴妈的脚太大、小尼姑过几年再说……这都是革命胜利的第二天该考虑的问题（丹尼尔·贝尔：问题总是出现在革命胜利后的第二天）。在禁欲的年头，普遍的荒淫仍然存在着。叶群给吴法宪打电话，其肉麻、淫亵连林立果都听不下去。只有一个叶群、一个吴法宪、一个阿Q吗？我们有理由表示怀疑。《少女之心》在其后“越抄越黄”的过程中，更加强了这一反抗——方法就是“越抄越黄”。顺便提一下，令人遗憾的是，传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男性化的过程：虽然还是以女性第一人称的口气说话，整个描叙过程的腔调却是男人。也就是说，男人在以想象女人的无耻来叙说自己的欲望。这真是女人的悲哀。
6
绣像本《金瓶梅》中，有一张插图是这样的：在一扇纸做的屏风后，有一个木制的大浴盆，盆里是热气腾腾的洗澡水和赤身裸体的潘金莲与西门庆。两人相对而坐，潘金莲迷糊着双眼，脸上呈现出快乐的表情，两手轻靠在狭窄的浴盆边上；而此时西门庆那巨大的、明显带有画匠夸张色彩的男根正在猛烈撞向潘金莲的私部。如果《拉奥孔》的作者看了这幅画，会下结论说，这正是富有动作“包孕”的时刻；而如果他仔细观察了这幅画，肯定还会加上一句：这个富有“包孕”的时刻是没有支点的。原因明显出在潘金莲那双有气无力的、撑在浴盆边的手上：一面要接受西门庆迎头而来的猛烈撞击，一面却又是狭窄、滑溜的盆边和孱弱的小手。散架是可以想见的结果。换句话说，这个富有“包孕”的时刻在生活中是不大可能的，或者是异常困难的。
我宁愿把这幅淫亵的春宫图看作一个隐喻：它象征着中国人的男欢女爱几乎从来都没有支点。在一个性快感被普遍占有、储藏和重新分配的国度（这并不是革命的后果），性行为要么被看作“为后也，非为色也”，要么就仅仅是把女人当成性快感的巨大库藏，可以开发，可以利用，自然也可以创收。《少女之心》也许最初的确是一位少女写成的，而在其后“越抄越黄”的过程中，明显就带有了男人的口气，其中的缘由不证自明：男人以想象女人的疯狂、无耻，来映射自己在快感方面的疯狂追猎。女人在性快感方面的求索中，明显处于受歧视的地位。佛说：“芙蓉白面，须知带血骷髅；美貌红装，不过蒙衣漏厕。”毫无疑问，这是对所有登徒子们的提醒，而不是针对女人——佛对女人很可能是不屑一顾的。《肉蒲团》第三回写到初婚的玉香时，有一个十分传神的描写：“却说玉香小姐姿容虽然无双，风情未免不足”，“只因平时父训既严，母仪又肃，耳不闻淫声，目不睹邪色，所读之书不是《烈女传》，就是《孝女经》”，所以，即使丈夫对她说些调情的话也会满面通红，到了“夜间干事，虽然承当”，“行房套数只好行些中庸之道，不肯标新立异。要做‘隔山取火’，就说是犯了背夫之嫌。要做‘倒浇蜡烛’，又说倒了夫纲之礼”。这里边不仅仅是个男权问题。更重要的是，从《肉蒲团》对玉香的白描式写法中，我们可以看出，她那愚昧、不知快感为何物的、振振有词的躲避动作，不正是潘金莲靠在狭窄的浴盆上那无力的双手吗？——玉香是没有支点的另一种版本。
邓之诚则从相反的角度记载了又一个没有支点的实例。他说的也是一幅春宫图：“前世之图秘戏也，例写男女二人相偎倚作私亵之状止矣。然有不露阴道者。如景玄创立新图，以一男御一女，两小鬟扶持之；一侍姬当前，力抵御女之坐具；而又一侍姬尾其后，手推男背以就之。”“手推男背以就之”就不用说了，它分明指的是，一方面，性快感的特权阶层在享用性快感时，连力气也是舍不得花费的；另一方面，这不也恰好能获得更多的性快感和成就感吗？那位“力抵御女之坐具”的侍姬，我们可不可以说，正是画匠（景玄）在意识到没有支点的危险境地时，临时加添上去的呢？我赞成说是。
正是这样，我们对女人的误解是深刻和普遍的，而美人作为从所有女人中被挑选出来的极少数，受到的误解尤其深刻。诗人臧棣有两句诗是这样的：“对美貌必须实行高消费 / 这已经没有秘密可言：像今年的通胀指数。”（臧棣：《神话》）这两句诗恰好以反讽的口气，道出了男人和性快感私有制对美和美人的误解。在男人眼里，美人只是一个数学问题。这种误解的真正来源就是那个“支点”的缺乏问题。
最大的误解，那支点缺乏问题最极端的实例是为美而展开的战争。特洛伊之战就不用说了，这是两个伟大的古代欧洲国家，为了美丽绝伦的海伦展开的一场长达十年的血腥搏斗。这场战争促成了许许多多的英雄和可歌可泣的悲壮事件，但人们普遍地忘记了，真正促成这一切的是美和美人。美人的出现是上帝钟爱人类最大的慈悲证据。他派美人来到世间，是为了给世间增添光彩，给世间平添美的享受。美人意味着人间还有珍贵的事物，人间还值得我们活下去。美人是公众参拜的圣物，不是床头的玩物。“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我们就这样误解了上帝的旨意。老不争气的人类对美的最大欲求就是据为私有。美人引起了拐骗、得到者的惊喜和失去者的愤怒，以及得到者和失去者之间的仇恨甚至战争。可是，这一切和美人又有什么关系呢？美人同意为她们而打的战争吗？这是男人们从来也不管的问题。
不要去嘲笑洋人了，因为我们自己更无耻，我们也有自己的更加好笑的特洛伊之战。春秋时代的夏姬堪称绝色美人，为了得到她，那些被称为君和称为臣的各国特权大人物们彼此之间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不惜子杀父、父杀子，不惜背叛、出卖、告密，不惜掀起一场国际战争……和通常一样，又有无数炮灰成了性快感和对美色疯狂追猎的牺牲品（参阅《左传》“宣公九年”“宣公十年”“成公二年”等篇）。这是历史有一部分就是胯下产物的又一例证。在由夏姬引起的这场持久的战争中，一些国家兴盛了，另一些国家衰落或更加衰落了。此情此景，让许多后起的历史学家和无聊文人们有机会总结出一条规律：女人是祸水。这是对美和美人最深刻的误解。而当我们回首那些令人叹息的历史往事时，我们不由得想起了潘金莲那双小巧、滑溜、放在浴盆边的手。我们真替她担忧，因为没有支点的快乐肯定是不可信的。她的毁灭早已注定。男人、快感特权阶层的无耻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潘金莲们的毁灭命运。她们只有靠淫荡来度日了。
台湾诗人、作家余光中在一首关于江南的小诗里，提到吴越春秋之战时，称它是一场“美丽的”小战争。余光中的意思显然是：因为这中间有了西施。余光中是正确的。老不争气的男人们为了占有美、拐骗美，也为了自己的误解美，发动了各种型号的无耻、肮脏、残酷的战争，它既毁灭了美，又毁灭了自己。而最终为他们增添光彩甚至充当辩护角色的，恰恰是那些从不拥有“支点”的美人。西施不是第一个；出于同样的原因，她也绝不会是最后一个。
没有支点的男欢女爱以及产生这种情况的最深原因，构成了整个人类的历史。我们什么时候对美有了正确的理解，我们什么时候才算有了支点，我们才不会给男欢女爱赋予那么多无聊的属性，我们也才不会产生那么多屡禁不绝的“黄书”——当然，这中间也包括《少女之心》。但这一天会来临吗？我们拭目以待。
7
人类要想进步，快感本身是无法根除的；只要快感还有一口气，就注定会有人想尽可能多地占有快感资源。没有支点的男欢女爱，在可以预计的将来仍将持续。特权阶层，也就是那些拥有权力的大人物们，尽可以以权力为筹码储藏性快感享用品，这自然叫做没有支点；那些大富人则完全可以凭借其财富疯狂地收购快感享用品，这是不是也叫做没有支点呢？随便你。
妓女和妓院，作为“人性”的产物，就这样产生了。连奥古斯丁都说，如果把娼妓从人类事物中排除出去，那么淫欲就会玷污所有事物；如果它们降临到诚实的主妇们头上，那么耻辱和卑鄙将会使所有事物失去光彩。据说，托马斯·阿奎那发展了奥古斯丁的这一看法。他说，卖淫相当于海中的污物和一座宫殿的下水道，如果没有下水道，那么污物将会堆满整个宫殿；要是把妓女从世界上消灭掉，那么兽奸将会充塞整个世界。很显然，两位西方圣人的话都是针对男人的无耻性而说的。圣雄甘地在自己的回忆录里披露，在他的晚年，为了考验自己，他故意让一位妙龄少女和自己同床。他悲哀地发现，尽管自己早已白发苍苍，面对温婉、娇柔的身段，仍然还有性冲动——柏拉图所说的老人之所以受人尊敬是因为他们没有了性渴望，在这里是无效的。甘地为此感叹不已。上述三位高洁之士的行为和语言可以互相补充、发明。
妓女从一产生就和钱结下了不解之缘。齐桓公之所以在宫中广畜妓女（参阅《战国策·东周策》），按清人的说法，这是“征夜合之资以充国用”；李敖鼓掌同意这个看法，并挖苦道：“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经费来源，部分却是吃软饭吃来的，实在不怎么光彩。”雅典执政官梭伦（Solon）为筹军费，竟然设立国家妓院，营业处就在爱神庙中。难怪李敖有一本书的名字就调笑式地取为“且从青史看青楼”。在我看来，还不如干脆就叫“且从青楼看青史”，也许要更合事实。上述特权阶层非常了解性快感和金钱之间的密切关系。在马克思眼里，这种特殊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该怎么计算，它将遵循什么样的价值规律，肯定是值得探讨一番的问题。可惜我们永远没有机会倾听马克思的高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