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中，唐财政困难，朝廷在御史中丞第五琦的奏请下更铸新钱，以一当十，文曰：“乾元重宝，直径一寸，千钱重十斤，原有钱币，依旧使用。”不久，第五琦又奏请铸重轮乾元钱，一当五十，直径一寸二分，千钱重十二斤。一时，新、旧钱并行，谷价腾贵，饿死者相枕于道。于是朝廷又规定旧开元钱，以一当十，重轮乾元钱，以一当三十，人为的规定钱价，使钱币更加混乱，民间盗铸，重刑不止。与此同时，乾元与重轮乾元钱也一再贬值。两税法推行后，以物折钱纳税，对钱币的需要量增加。钱币越来越贵，也越来越不足，于是便以实物作为补充。唐宪宗元和六年（811年）还特下制：公私交易，十贯以上，须兼用绢布。当时百姓只有布帛，商人、富贵人家多钱，并不轻易出手，致使钱益贵而物益轻。元和年间（806年-820年），朝廷曾两次共投放百万贯钱到市场上，后又限令私家藏钱不得过五千贯，但都不能扭转积弊。就限令私家藏钱而言，反而促使有钱者竞买宅第，以变其钱，或依倚左右神策军官钱为名，以避之。地方官不敢查神策军官的钱，限令即无法执行下去。
到穆宗时，朝廷还想办法解决钱荒问题，但收效甚微。武宗灭佛后，毁佛像得到了很多铜，并用以铸币。宣宗即位后，又毁钱铸像，钱荒依旧。
唐自建立以来，积年铸币不少，但因行厚葬之风，很多钱币投放于地下。当时金银不是法定货币，铜钱便多为私人所窖藏；又唐代铜贵钱贱，很多人毁钱铸器。就后者而言，《旧唐书·食货志》中载：“钱一千为铜六斤，造写器物，则斤直六百余，所得即厚，销铸遂多，江淮之间，钱日减耗。”在这种情况下，钱荒问题很难得到解决。
应提及的是，唐代有所谓的飞钱。飞钱亦称“便换”，为一种汇兑方式。起于唐宪宗时，主要是因为当时商业发达，钱币携带不便，再加上钱币缺乏，各地官府禁钱出境，于是商人在京城把钱交给地方某道在京所设的进奏院或交给某军府、某使节、某富家，凭文券再到指定地方取钱，这样就解决了铜钱长途运送的困难。当时所用的文券即称飞钱。
五代时，后梁因忙于征战，对钱币未做改动，钱荒依旧。到晋高祖时，解禁任民鼓铸，规定用铜，不得杂以铅、铁，每十钱重一两，并特颁示模范。同时禁私铸铜器。但私铸质劣，第二年，又将铸钱权收回，但钱荒依旧。周世宗时毁佛像铸钱，诏令天下禁用铜器，又市铜于高丽。因周世宗早逝，此举收效甚微，钱荒依旧。
五代时期，南方各国也大都缺钱。唐时曾在江南设监铸钱，入五代后，这些监依旧每年铸钱，而且还增监铸钱。此外，闽、楚、南唐还铸铁锡钱及大钱以图利。吴越钱弘亿曾认为，“铸铁钱有八害：新钱既行，旧钱皆流入邻国，一也。可用于吾国，而不用于他国，则商贾不行，百货不通，二也。铜禁至严，民犹盗铸，况家有铛釜，野有铧犂？犯法必多，三也。闽人铸铁钱而乱亡，不足为法，四也。国用幸丰，而自示空乏，五也。禄赐有常，而无故益之，以启无厌之心，六也。法变而弊，不可遽复，七也。‘钱’者国姓，易之不详，八也。”[28]其所言颇有一定的道理。不过，当时马殷铸铁铅钱，商旅出境无所用，皆易他货而去，就此来看，也不是什么坏事。
由于钱荒，唐、五代时期出现了除陌的情况。《旧唐书·食货志》载：天宝九载（750年）二月敕云：“除陌钱每贯二十文。”这应该是对民间出现除陌情况的肯定。又《新唐书·食货志》称：“昭宗末年，京师用钱，八百五十为贯，河南府以八十为陌。”也就是说，除陌情况各地并不一样。“陌”是指钱一百文。除陌亦称“短陌”，或“陌内欠钱”，也就是不足一百文，称一百文。
九唐代官吏的俸禄制度
赋税是奴隶制和封建制国家的收入，俸禄是奴隶制和封建制国家的支出。封建制国家的总支出主要有三种：皇室支出、军费支出和官吏的俸禄支出，其中官吏的俸禄支出在今天来看是最易考知的。先秦时期，奴隶制国家是“食（裂）土分茅，井田制禄”。秦汉以后，官吏有了以“石”计的品。官吏的俸禄起初是给米，后来是半米半钱，以后又加给职田、绢、布等。到了隋唐两代，官吏的俸禄支出，列为国家财政支出中的重要项目，隋祚不长，唐沿隋制，官吏的俸禄制度在唐代得以完善。
唐代官吏的俸禄是由禄米、俸料钱、职分田、食料、杂给等组成的。先就“禄米”而言，其作为官吏的俸禄早在先秦时已有之。汉初见于史书记载的都是以“谷”计，到后来才出现了俸钱，但也是谷多钱少。到了唐代，官吏俸禄中的“禄”主要是指米，而“米”在俸禄中已退到了较次要的地位。
从建国始，唐就发给官吏禄米，《新唐书·食货五》记载说：“武德元年，文武官给禄，颇减隋制，一品七百石”，以下各有差，至“九品三十石，皆以岁给之，外官则否”。以后，唐对官吏的禄米有过调整，如开元制禄，改武德制禄的“石”为“斛”。财政困难时，也有“量给一半”的时候。不过，终唐之世，政府发给官吏禄米的数额变化是不大的，且禄米是按年发给的。
在唐代官吏的俸禄中，俸料钱远比实物的禄米更为重要。唐有过多次制俸，其间数额变化也较大，一般包括月俸钱、食料、杂给、力役资课等。据《通典》载：武德元年（618年）规定发给官吏禄米的同时，也规定发给官吏俸料钱。有关俸料钱的规定说：正一品“钱六千八百”，正二品“钱六千”，以下各有差。该规定没有说明给授时限，不过应该是按月给的，如以年计则与后来的制俸悬殊太大。另外，还别给“干力及防阁、庶仆”[29]。
就现存史料而言，唐第二次制俸在永徽元年（650年）至麟德二年（665年）之间，这次俸给包括月俸钱、杂用、食料等项，《新唐书·食货五》载云：“一品月俸八千，食料一千八百，杂用一千二百。二品月俸六千五百，食料一千五百，杂用一千。”以下各有差，至“九品月俸一千五百，食料二百五十，杂用二百。行署月俸一百四十，食料三十。”此外，官吏又有力役规定。
唐代见于史载的第三次制俸是在开元二十四年（736年）。这次俸制，将月俸、食料、杂用和力役资课加在一起。《新唐书·食货五》载其总数规定云：“一品钱三万一千，二品二万四千”，以下各有差，至“九品千九百一十七”。《通典》卷35《职官典》也有记载，但所记各品均比《新唐书·食货五》为少，其载云：“一品月俸料六千，食料千八百，杂用千二百，防阁十五千，通计二十四千。”最低的九品也较《新唐书·食货五》所载少一十七。《唐会要》所载与《新唐书》、《通典》所载也有出入。[30]由此来看，可能在唐第二次制俸和开元制俸之间，俸料钱还有过调整。以上的出入，有些也可能出于传抄的错误。
据《唐会要》卷91《内外官料钱》载，唐天宝十四年（755年）有一次加俸，文曰：“文武九品以上官员，既亲职务，可谓勤心，自今以后，每月给俸食、杂用、防阁、庶仆等，宜十分率加二分，其同正员官加一分，仍永为常式。”这里应注意的是，安史之乱便发生在这一年，其实际执行程度，当很有限。
安史之乱以后，战争频繁，俸给混乱，有时给半俸，有时甚至不给，如“至德二年以后，内外官并不给料钱”，又“乾元元年，外官给半料，与职田。京官不给料”[31]。在当时官吏普遍俸给困难的情况下，一些新的权贵却获得了高俸，这种高俸到安史之乱结束后，仍得以保持和发展，并达到了一个很可观的数额。如大历年间，“权臣月俸有至九十万者，刺史亦至十万”[32]；郭子仪更“岁入官俸二十四万贯”[33]。
大历十二年（777年）四月二十八日，唐对京百司文武官及京兆府县官每月料钱有一次增加规定，不按品具数，而按实际官职给俸，最高为“太师、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侍中、中书令（原注：每月各一百二十贯文）”。最低为“参军、文学博士、录事（原注：各一十贯文）”。最高俸钱一百二十贯文即十二万钱，这较开元制俸的最高俸钱额高出了好几倍；最低俸钱一十贯文即一万钱，这较开元制俸的最低俸钱额也高出了好几倍。同年五月，“釐革诸道观察使、团练使及判官料钱，观察使（原注：令兼使不在加给限）每月除刺使正俸料外，每使每月给一百贯文，杂给准时价不得过五十贯文”，以下各有差。州县给料“刺史八十贯文”，以下各有差。最低至县簿、尉“各二十贯文”，其规定说：“月俸、杂料、纸笔、执衣、白直，但纳资课等色，并在此数内……其中州中县已下，三分减一分，其额内釐务，比正官减半。”[34]值得注意的是，观察使等正俸之外的加给比正俸还高。由此可以推知，安史之乱以后，在唐皇室衰落的情况下，地方官权力增大的同时，经济利益也得到了提高。
大历十二年制俸后隔了五年，唐朝就对官吏的俸料钱进行了削减。其规定曰：“文武百官每月料钱一百贯以上者，三分减一；八十贯以上者，五分减一；六十贯已上者，七分减一；四十贯已上者，十分减一；三十贯以下者，不减，待兵革宁后，丰年无事，即准常式处分。”[35]之后，唐官吏的俸料钱还有过调整。贞元四年（788年），唐又有一次对俸料钱的规定。贞元四年制俸的最高额为“三太（原注：各二百贯文）、三公（原注：各一百八十贯文）”。最低俸为“一千文”。在实际支付时“并杂给校簿，每贯加五百文支给”。[36]这次制俸之后，官吏的俸给仍不稳定，有过调整。
从《新唐书·食货志》看，唐在会昌年间（841年-846年）还有一次制俸，其规定较贞元制俸骤然增高。最高为“太师、太傅、太保钱二百万。太尉、司徒、司空百六十万”。最少者“十六卫、六军、十率府执戟、长上、左右中郎将，二千八百五十”。其规定的最高俸料钱额后人有所怀疑，如陈寅恪先生说：“据《会要》《册府》，太子少傅尚书月俸俱一百贯文，即十万……唯《新唐书·食货志》所载俸额，自太师起，至太子少傅止，较《会要》《册府》之数，多至十倍。疑唐代旧文、本以贯计，《新书》改‘贯’为‘千’时，讹为‘万’，遂进一位。今但取《新志》与《会要》、《册府》比勘，已知其必有讹误。况《新志》所载俸钱之数，为会昌时之定额，而白诗即作于会昌时，断无相差十倍之理，其为误计，尤显然易见也。”[37]陈先生所说白居易的情况是会昌二年（842年），“罢太子少傅，以刑部尚书致仕”[38]。这时，白居易自言俸钱的诗有“寿及七十五，俸霑五十千”。当时致仕官得半俸，全俸当为“十万”，即一百贯。这样，会昌制俸，少傅月俸百万应为十万，即一百贯。因此，陈先生的考证当是可信的。
十再谈唐官吏俸料钱数额
关于唐代官吏的俸料钱，由于史书记载不够明确，后人在理解上便出现了不同的看法。钱穆先生说：“唐初依品制俸，官一品月俸钱三十缗，职田禄米不过千斛。开元时一品月俸至二十六千，天宝数倍于开元，大历又数倍于天宝，而建中又倍于大历，大历权臣月俸至九千缗，元载为相（原注：以仕进者多乐京师，恶其逼己）厚增外官俸，刺史月给或至千缗。至常兖为相，乃加京官俸，岁约十五万六千余缗，又加诸道观察使、都团练使、副使以下料钱，使上下有叙。”[39]钱穆先生所言代表着一些人的看法，即唐官吏的俸料钱，似在逐步大幅度的提高。不过就史实而言，却并非这样。如钱先生所言，唐初制俸，“一品月俸钱三十缗”，即三万钱。而按前文所述，武德制俸，“一品月俸六千八百”。其间差额显见，不知钱先生本于何书？又按前文所引天宝十四载，对开元制俸，只是“十分率加二分”，而建中三年是针对大历俸给进行了削减。钱先生所谓“天宝数倍于开元”，而“建中又倍于大历”是没有根据的。至于钱先生所说“大历又数倍于天宝”，可能是根据《资治通鉴》卷238所载“艰难以来，增置使额，厚给俸钱”来说的。对此，胡注又说，“自兵兴后，权臣增领诸使，月给厚俸，比开元制禄数倍”。也就是说，《通鉴》是根据大历年间实际存在的官俸情况对开元制俸而言的。安史之乱以后，唐官吏中出现了一些高额俸料钱，这是当时政治形势及官吏权力升降的反映，而获利者为新贵和权臣，并不普见于一般官吏，再说此起始于天宝末年，并不能作为天宝俸料钱高于开元俸料钱的依据。
又，钱先生所说，“至常兖为相，乃加京官俸，岁约十五万六千余缗，又加诸道观察使、都团练使、副使以下料钱，使上下有叙”。这是指大历十二年制俸，是在建中年间之前。
应注意的是，唐官吏俸料钱额的变动也是与俸料钱中所包括的力役资课、食料、杂给（杂用）等的变动相关的。对此，再作以下一些论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