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资结构与金融体制有很大相关性，我国是信贷主导的融资模式，然而，自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金融自由化以及中国“金融深化”以及“金融脱媒”的快速发展，中国金融机构的融资规模占全社会融资总量的比重有所下降，影子银行、表外业务及各类产品比重正在上升，这深刻改变了传统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机制”，因此，全方位建立针对社会融资总量的风险监管体系刻不容缓。
根据央行定义，社会融资总量是指“一定时期内实体经济从金融体系获得的全部资金总额”，而金融机构社会融资总量是指金融机构通过资金运用对实体经济提供的全部资金支持，即金融机构资产的综合运用，主要包括人民币各项贷款、外币各项贷款、信托贷款、委托贷款、金融机构持有的企业债券、非金融企业股票、保险公司的赔偿和投资性房地产等。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以银行信贷为主的间接融资占我国社会融资总量的80%～90%，构成社会融资及货币供应的绝对主力。比如，2002年人民币贷款占比为92%。央行货币政策调控也可以简略概括为：根据GDP增速确定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大致增速，并将之折算为当年新增贷款规模。央行货币政策目标名义瞄准M2，实质只需控制住信贷规模。
然而，近年来，随着金融脱媒和大量表外资产的出现，影子银行发展迅速，表内信贷增长量已不能完全反映全社会的资金供求状况，资金脱媒对信贷投放有重要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银行可自由运用资金比率下降；二是脱媒资金流向直接融资市场，直接融资规模增加，信贷扩张速度放缓。另外，其他融资方式发展迅速，银行贷款在社会融资总量中的比重下降。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金融总量快速扩张，金融结构多元发展，金融产品和融资工具不断创新，证券、保险类机构对实体经济资金支持加大，商业银行表外业务对贷款表现出明显替代效应。2010年新增人民币贷款以外融资6.33万亿元，为同期新增人民币贷款的79.7%。而在2002年，新增人民币贷款以外融资1614亿元，仅为同期新增人民币贷款的8.7%。在央行不断加息、提准及动用公开市场频繁操作的同时，我国社会融资总量为何还急剧增长，这其中影子银行、表外业务及各类金融创新急剧放大了社会融资总规模。
首先，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对社会融资总量影响越来越大。随着金融自由化以及金融市场的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成为重要的“信用创造者”，这些机构超越了传统的证券承销和做市业务，而是通过自身的资产和负债活动为实体经济部门提供重要的外部融资，比如，证券公司、投资基金公司、住房资金管理中心、担保公司、养老基金公司、期货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它们的一些资产构成了货币供应量。也有部分存款性机构吸收的存款不应包括在货币供应量之内。保险公司业务的发展使保险存款增长较快，对货币供应量以及社会融资总量的影响越来越大。
其次，银行业金融机构资金脱媒趋势越来越明显。近几年，银行等金融部门内部的融资活动和信用联系日趋加强，整个社会的信用链条越拉越长。银行借助资本市场实现上市和上市后再融资，不断增加和充实资本金，从而导致银行信贷规模不断膨胀，银行资金脱媒趋势越来越明显。资金脱媒对信贷投放有重要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银行可自由运用资金比率下降；二是脱媒资金流向直接融资市场，直接融资规模增加，信贷扩张速度放缓。
2010年，我国银行业实现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融资，中国上市银行的A股股权融资总额为5632亿元（含IPO、再融资），加上A股可转债融资后达到6387亿元，以及H股股权融资额5208.9亿元，合计总融资额达1.16万亿元。其中，仅自2006年大型银行在A股上市至今，银行的首发融资加上增发配股融资，股权融资总额即达5254亿元，占过去5年上市公司融资总额的20%以上。如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的市值分别位居全球第一和第二。随着信贷规模的不断扩大，未来银行通过资本市场融资的规模也将越来越大。
另外，总量调控的收紧也产生了结构性问题，中小企业的资金饥渴导致对资金的需求更为迫切，导致资金供需加速失衡。于是，银行信贷与民间金融之间形成了位差，导致民间利率奇高，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小额贷款公司贷款、保险公司赔偿、典当融资等非正规金融的融资规模的增长。
因此，面对不断活跃的金融创新与规避信贷规模管制的冲动，央行对近年来不断涌现的新型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的统计存在不足。目前的统计框架着重于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数据，对衍生产品表外业务、结构化产品，或有资产负债等缺乏关注，建立新型金融调控体系和风险监控体系已经刻不容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