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政策努力和联合救助，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没有任何改善。近期，美国信用评级机构连续下调希腊、意大利、比利时的主权信用评级，使得新一轮欧债危机担忧正在加剧，内忧外患之间，欧洲似乎又被打回到了“原点”，而欧债危机背后依稀可见美债踪影。
主权债务融资高峰的压力、希腊债务重组概率加大的风险、西班牙银行体系严重坏账，以及欧洲银行体系相互持债导致的连锁反应等风险使得欧洲债务危机进一步发酵。
然而，内忧似乎远远不及外患的冲击力大，欧债危机背后掺杂的是更深层较量，那就是美国与欧洲正在展开一场货币主导权与债务资源的大战。事实上，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国依然延续其金融货币霸权所赋予的“结构性权力”。而自从欧元自诞生之日起，欧元就作为全球最有力的潜在竞争对手，全面挑战美元霸权体系。
首先，欧元削弱了美元在国际贸易中的结算货币地位。对于新兴市场国家来说，欧元提供了一种能够替代美元的结算货币选择。例如，伊拉克、伊朗、俄罗斯、委内瑞拉等国先后宣布接受欧元计价的石油交易。由于欧元区主要出口商品品种与美国具有竞争性，欧元结算量的上升就必然导致美元结算量的下降。结算量就是定价权，美元结算量的比重下降意味着美国在国际市场上定价权的流失。
其次，欧元冲击了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国际储备量是世界货币地位的表征。欧元诞生之后占全球总外汇储备量的比重不断上升，而美元则持续下降。根据IMF的官方外汇储备构成数据统计，从1996年到2009年，美元在国际储备中的地位经历了一个“倒U”形走势，在欧元正式成立之前和成立初期，美元在国际储备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其占世界储备的比重从1995年的59%上升到了2001年年底的71.5%。但是，自从2001年以后，美元的比重就开始不断下降，截至2010年已经滑落到62.1%。
然而，对美国的威胁似乎还不仅仅是这些，还有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美国债券与欧洲债券的资源争夺，这个恐怕是美国最为担忧的。美国是债务依赖型经济体制，政府赤字财政、国民超前消费、银行金融支持是这种体制的全部内容。在借款“依赖型”体制下，美国长期国际贸易逆差和经常账户逆差能够维持，需要以美元不间断地循环周转运动为保证。而要保证美元不间断地循环周转运动，就必然要依赖其他国家的商品出口换取美元，其他国家又用换取的美元通过购买美国债券投资于美国，于是美元回流至美国，为其债务进行融资。
自进入21世纪以来，海外持有的美国债券规模和所占比重逐年增加，债券发行量占世界的32%。2003年至2009年间，美国外债率分别为62.3%、70.4%、75.0%、83.6%、95.4%、95.2%和95.9%，2009年与2003年相比提高了33.6个百分点，当前美国国债余额已突破14.29万亿美元大关，占全球债务余额的24%左右。
令美国担忧的是，与美国相似的欧洲国家也基本是“债务依赖型国家”。根据IMF的数据库，世界外债发行数量最多的前十个国家，包括了美国、7个欧洲国家及亚洲的日本和大洋洲的澳大利亚，这10个国家对外发行的债券占全球的83.8%，而这其中欧元区各国债券市场加总后规模占到了全球的45%，已经超过了美国32%左右的份额，无疑这是对美国债务依赖体系的最大挑战。
自金融危机以来，美联储已经成为美国债务的最大买家，并且通过量化宽松政策让债务货币化。危机爆发至今，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总规模由2007年6月的8993亿美元上升到2011年5月初的27231亿美元，是危机前的3倍。而今美联储即将在6月停止6000亿美元的国债购买计划，由谁来继续接手如此庞大的债务是最大的问题。在美国货币和财政双双承压的情况下，只有制造一个比美国国债还烂的债券，才可能让金融市场在坏与更坏之间选择一个较好的。
于是，近期美国评级机构不断调低希腊、爱尔兰、西班牙、比利时的主权信用评级，轮番对欧债危机制造动荡，大举做空欧元，美元利用“避险属性”和阶段性强势，使资本大量回流美国本土，而美国成了这场危机的赢家，包括美国国债、美股及其他机构债券在内的美元资产大受追捧。尽管当前美国国债已经突破债务上限，但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和3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创下五个月低点，美国国债受到超额认购，债务融资得以顺利进行。
内外夹击之间，欧债危机不再是欧洲五国的危机，债务危机由边缘国家向核心国蔓延的风险正在进一步加大，等待欧洲将是新一轮的债务风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