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性金融危机，能源之争，极端气候变化引发的环境危机让中国重新审视未来发展之路。2010年全球逐步从经济危机的衰退中走出，迈向经济复苏与结构重构的征程。然而让人忧虑的是，近100年来全球能源消耗以平均每年3%的速度递增，因石油等不可再生资源枯竭而带来的“经济休克”，以及由于大量碳基能源的消耗，而引发的温室效应、环境恶化和全球生态系统的持续性退化正使全球遭受更加严重的能源危机与环境危机。因此，如何构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经济能源系统，如何实现“经济—能源—环境”协调发展的3E模式就成为应对三重危机的唯一通路。从这一意义上讲，此次经济危机不仅是经济循环调整的结果，也意味着世界已进入模式重构和产业重组的变革期。
所谓的“3E”模式是日本最早为应对能源（Energy）、环境（Environment）与经济（Economy）发展的三重矛盾而提出的。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主要能源消耗大国之一的日本，自然资源匮乏，石油、煤炭及天然气等主要能源的自给率仅4%，日本所需石油的99.7%，煤炭的97.7%，天然气的96.6%都依赖进口，特别是两次石油危机后日本经济遭受重创，因此，基于“能源安全、经济增长、环境保护”的3E准则，日本加快能源结构调整，发布《京都议定书》框架下的“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书”；实施能源多元化战略，编制《新国家能源战略》，实现从超量地使用可枯竭的高碳能源转向清洁的低碳能源的规模化开发利用和技术创新，并确定了争取到2030年前将全国的整体能源使用效率提高30%以上的战略目标，可见，基于“3E”的战略转型已成为日本经济新格局调整的关键因素。
当前低碳经济已经成为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竞争和利益格局调整的主战场，中国必须加快经济结构和能源结构调整、实现基于“3E”的战略转型。然而就现实情况而言，我国的经济—能源—环境系统总体协调程度偏低，能源与环境、环境与经济间的矛盾突出。
首先，从能源系统与环境系统的矛盾看，我国能源综合利用效率约为33%，比发达国家低10个百分点；单位产值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多；主要产品单位能耗平均比国外先进水平高40%。传统的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决定了能源生产和消费中排放大量的废气、水、固体废物等污染物，造成了环境质量的急剧恶化；其次，经济发展与能源生产消费间也反映出一定的非均衡性：一是我国能源消费增长速度高于GDP增长速度，能源供应方面时常发生“电荒”、“煤荒”现象，煤、电、油、运的结构性矛盾不断激化；二是整体上工业的发展并未摆脱低效、高耗能的局面。同时，较低的能源价格间接刺激了企业对高耗能或低效率行业及设备、技术进行投资，十分不利于工业结构的调整，我国当前能源消费结构和方式造成环境污染严重从而引发的经济损失已经占到GDP的2%～3%；三是在产业结构层面，我国以工业，特别是以碳基为主的重工业化产业结构极为突出。自1991年重、轻工业的比重开始逆转以来，我国工业化就进入了以重化工业为主的发展阶段，能源生产效率和综合利用效率低，资源消耗强度大，低碳产业经济总量比重低，低碳产业结构所要求的服务业占比还不到40%，未来产业结构调整的任务十分艰巨。四是能源、资源、环境的公共性与不明晰的产权安排，环境、能源/资源利用中广泛存在着的外部不经济性，环境、能源/资源不完善的市场与价格机制，实现经济外部均衡的资源要素投入效益难以衡量。
经济、能源与环境（3E）协调发展要求建立相应的综合管理决策机制。近期我国已经确定碳减排的愿景规划，明确提出到202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因此，建立能源与经济、环境协调发展的复合经济系统和政策保障体系已刻不容缓。中国下一步的战略重点一方面要确保能源安全、提高能源效率、积极开发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资源（包括太阳能、潮汐能、波浪能、海流能、风能、地热能、生物能、氢能、核聚变能等），大幅提高可再生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加速构建一个可持续的能源系统，促进能源经济总量平衡、结构优化和效率提升；另外要建立环保型生态系统，完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建立合理的能源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和比价体系，通过征收环境税和资源税，弥补能源资源开发带来的生态环境损失，通过积极构建涵盖能源消耗、生态环境和经济增长在内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加速推进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3E”模式，努力建设经济高效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在“拯救全人类”的宏大命题下，中国应对全球性能源危机和环境危机任重道远，只争朝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