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他的听力并不佳，缺乏迅速判断乐声的准确能力，自称“没有绝对辨音力”。他认为身为音乐家，而又没有“绝对辨音力”，是对事业的玷污，是上帝和命运安排他不能从事音乐事业。
不久，鲍里斯果断地下了决心，与音乐一刀两断，砸碎当音乐家的美梦。他想从此再不创作乐曲，再不接触钢琴，再不参加音乐会，甚至不与音乐家们来往。这仅仅是他一时的主观的愿望。事实证明他不但没能摆脱音乐，而且生活本身使他和音乐紧紧地卷在一起。
鲍里斯青年时代创作的乐曲，大部分都失散了，只保留下来两首序曲，是他1906年之作。80年后，他的两首序曲在俄罗斯和欧洲都演奏过，还灌成了唱片，得到专家们很高的评价。
至于他为音乐付出的心血，他对音乐的深刻理解、浓厚的感情与酷爱，后来全部注入他写的诗、小说和评论文章中了。
别了，哲学
鲍里斯是非常爱动脑筋的少年。早在莫斯科男子第五学校六年级读书时他就对哲学产生了兴趣。
1905年俄国爆发了第一次革命。那次革命在他心中留下深深的印记，使他后来写成不朽的诗篇《1905年》。
1906年鲍里斯随父母在德国住了几个月。他第一次出国，对一切都感觉到不寻常，好像是在梦中。
那一年，鲍里斯在柏林大学旁听过音乐史课。课程讲得枯燥乏味。他想转到哲学系去听课。他认为在临近哲学的地方将出现他未来事业的胚胎。帕斯捷尔纳克成熟时期的诗作中常常透露哲理观念并非偶然。
帕斯捷尔纳克攻读哲学十分专注。家人发现他的性格有些变化，变得孤僻了。同学们也发现他喜欢独来独往，低着头冥思苦想。只有讨论哲学问题时，他才会变得滔滔不绝，引得周围人注意。
有一天，他和朋友们谈起哲学趋势，认为当今的哲学中心在德国马尔堡，最重要的哲学家是柯亭。要想研究哲学，必须去德国，必须投师柯亭教授。帕斯捷尔纳克也有这种看法，但认为自己还不具备到那里去的条件。
过了不久，让他喜出望外的是母亲给了他一笔钱，共200卢布，说这是她弹钢琴挣的和全家省吃俭用攒下来的。父母建议鲍里斯到国外走一走，开开眼界，学习新知识。埋在帕斯捷尔纳克心底的愿望立即浮上心头。他早已在幻想去马尔堡了。妈妈和爸爸最理解也最体贴自己的儿子。
1912年4月21日，帕斯捷尔纳克乘坐火车的三等硬座，穿着父亲的灰色旧西装，经过4天的行程，抵达马尔堡。一座神话般的城市出现在他的眼前。他没有想到这个中世纪的古老大学城竟是如此之小，如此之美。人口不到3万，半数是学生。马尔堡像颗翡翠镶嵌在山脊上。哥特式的尖顶建筑，层层叠叠撒满山坡。狭窄而清洁的街道几乎见不到行人。绿色的小城异常寂静，只有几朵白云在钟楼上空飘浮。到处是花草绿茵，芬芳醉人。
帕斯捷尔纳克深知自己手中的钱是妈妈和全家用血汗换来的，来之不易，所以他不敢滥用一分。他在城边，公路最后一排楼的三层，租了一个便宜的房间。房东太太是位寡妇，她丈夫原是一位兽医。隔窗可以看到农村风景，弯弯的蓝河流淌，一棵棵栗子树随风摇曳。
帕斯捷尔纳克准备在马尔堡大学学习一个学期。如果能顺利完成学业，并获得新康德主义马尔堡学派首领柯亭教授的垂青——让他出席自己的家庭午餐会，那就标志着自己的学习成绩得到了权威的首肯，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从事哲学的前途就展现在眼前了。
柯亨是最高的权威。为了和柯亨教授谈话，他做了充分的准备，主动登门拜访。一次，两次，都没有见到本人。第三次，柯亨接见了他。
柯亨教授白发披肩，胡子遮住半张脸。帕斯捷尔纳克立刻觉得老教授很可爱，便坦诚地说，他不想研究数学和物理学，只想攻读柯亨的理论哲学。柯亨教授脸上立刻露出愠色，直截了当地告诉帕斯捷尔纳克，他收的学生应当具备渊博而踏实的知识。谈话就那么结束了。
柯亨教授为人严肃，脾气古怪。他已年近70，右耳失聪，准备第二年退休。他每周二与周五授课：要求学生回答问题简洁明确，只能用几个字，不许拖泥带水。
有一天，上课时，帕斯捷尔纳克站起来分析自己选自康德学说中的一个命题。帕斯捷尔纳克陈述过程中，柯亨冷不防地问道？什么意思？
帕斯捷尔纳克的思路一下子受堵，但还是做了正确的回答。
柯亨没有听清楚，皱起眉头，把手往旁边一挥。帕斯捷尔纳克心中有些发怵，修改了一下答案。柯亨对帕斯捷尔纳克的懦怯的答案露出悻悻不悦的神色。柯亨问其他学生，谁能正确解答。同学们都在发愣。帕斯捷尔纳克的答案本来是正确的，老教授一追问，反而成了疑点。柯亨有些气恼。大家一看老教授那副鄙夷的表情，谁也不敢再重复帕斯捷尔纳克的答案了。最后，柯亨自己作了解答。他的解答实际上又恢复了帕斯捷尔纳克最初的说法。
全场一阵骚动，窃窃私语。等到老教授明白过来事情的原委时，打量了帕斯捷尔纳克几眼，拍了拍他的肩膀。这位俄国学生引起了他的好感。
有一天，帕斯捷尔纳克接到一封信：柯亨教授邀请他在即将来临的星期日参加他的午餐会。帕斯捷尔纳克望着来信，沉思了良久，这正是他梦寐以求的日子。
偏偏那一天，他需要到基青根去看望他爱过的一位女友。
当他从基青根回到马尔堡时，柯亨邀请他出席午餐会的星期天已经过去。他不敢去见柯亨教授，尽量回避与他见面。可是事情就是那么巧。中午，在一条狭窄的胡同里，二人意外地相遇。
帕斯捷尔纳克已无处可躲，只好老老实实地迎上前去，向老教授表示歉意，一再解释他未能出席午餐会的原因，越说越不清楚。
柯亨教授默默地听着，未作任何表示。等到他把话讲完时，老教授才关切地问他今后有何打算？回国？当律师？老教授奇怪的是这位俄罗斯青年人有那么好的哲学基础，为什么不留在德国当博士研究生？他认为帕斯捷尔纳克从事哲学事业前途会异常光明。
可是帕斯捷尔纳克心中对自己说：“哲学也不得不认可任何一种爱都是向新的信仰的转变。”
帕斯捷尔纳克在马尔堡大学度过3个月。这期间，他的恋人、他的堂妹、他的弟弟、他的父亲都来看过他，占用了他不少时间。凭借自己异乎寻常的勤奋和专心，他弄通了唯心主义哲学的实质与精华，下一步是进行有关思维法则作为动学范畴来研究。他说，“这是一种富有魔力的逻辑学主题之一”，然后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有时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对人无害的麻醉剂。”但是，他对这种无害的东西已经失去了兴趣。他意识到自己不是从事哲学的料。康德对于他已经是过去的事了。
8月初，拂晓，他乘上火车，穿过清晨的雾霭，越过铁路道口和公路，跨过缓缓流淌的蓝河和绿油油的山坡，向一层层尖顶的石屋，还有他住过的地方，瞥了一眼。火车急剧地拐了弯。在隆隆震动的车厢里，帕斯捷尔纳克什么也看不见了。
别了，哲学！别了，青春！别了，德国！
11年后，1923年2月，帕斯捷尔纳克带着妻子叶夫根尼娅·卢里耶又一次来到这里，住了短短两天。
从此以后，帕斯捷尔纳克的脚再也没有踏上这座中世纪小城的石板台阶，再也没有呼吸到这座小城的特有的空气，再也没有亲眼看到这里新一代的莘莘学子。可是在他住过的这个异国小城里，有一条街却以他的名字命了名，在他居住过的小楼的墙上出现了一块纪念板，古铜色的板面上镶嵌着几行德文字：
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帕斯捷尔纳克
1890—1960
1958年诺贝尔奖获得者
1912年曾是马尔堡大学哲学系的大学生“别了，哲学！”
——引自《安全保护证》
帕斯捷尔纳克一生思念着马尔堡。在关于马尔堡的诗中记录了他的深情、他的爱。马尔堡市也永远纪念着帕斯捷尔纳克。他是为了哲学而来，却怀着写诗的激情离去。
寻找自我
帕斯捷尔纳克少年时代，根本没有想成为诗人。
1908年，他在莫斯科第八中学毕业了。11门功课考试成绩全部是“优”，成为金质奖章获得者。18岁的帕斯捷尔纳克已通晓拉丁文、古希腊文、德文、法文与英文。
中学毕业之前，帕斯捷尔纳克下意识地梳理自己迷乱的思绪。他对过去的所作所为都感到不满意。没有一个行业能够让他沉醉。他在寻找自我。
当他考进莫斯科大学以后，亚历山大发现大哥变得沉闷了。
弟弟不知道鲍里斯大哥精神苦闷。文学创作悄悄地叩击他的心扉。他试探自己的写作能力，但不肯让人知道。
鲍里斯接触作家很早，他见过文学泰斗，像列夫托尔斯泰。
10岁时，他在火车站上见过奥地利诗人里尔克。那时，是里尔克外貌而不是他的创作使鲍里斯不能忘怀。
文学究竟何时代替绘画、音乐与哲学主宰了他的心，很难说清。
鲍里斯少年时，有过一位很好的家庭教师，她叫叶卡捷琳娜·博拉滕斯卡娅。博拉滕斯卡娅在教学上受过专门训练，循循善诱，她把自己对文学的爱好灌输给鲍里斯。博拉滕斯卡娅通晓法语与英语，翻译过一些小说。严格地说，那不能称为翻译，而是复述。她的翻译方法与我国翻译家林纾十分相似，用自己的语言把一部名著重写一遍。她发表这类作品时，署名“叶·鲍”并注明是“编写”而不是“翻译”。她根据列夫·托尔斯泰的建议编译了阿里斯·斯托黑默的《生命的创造力》，于1894年问世。她本人也写一些伤感情调很浓的小说，一些刊物很欢迎她的作品。
博拉滕斯卡娅是俄国大科学家季米里亚捷夫的侄女，原是莫斯科省副省长的夫人，夫妻二人不睦，离了婚，她独自住在一栋宽敞的寓所里。那时，鲍里斯每天到她家上课。她对鲍里斯既严厉又体贴。
鲍里斯对这位家庭老师终身怀有感激之情。他说，“博拉滕斯卡娅老师教我识字、算算数，学法文，从字母开始，还教我如何以正确的姿势坐在椅子上，如何手握钢笔写字”，等等。
鲍里斯成年以后，他的字体规范、飘逸，有人说像鸟儿在飞翔，是与这位家庭女教师的良好教育有直接的关系的。博拉滕斯卡娅把文学的种子撒在鲍里斯的心田里，只是他本人没有意识到，而种子的发芽、开花、结果已是后来的事了。
博拉滕斯卡娅活到1921年，69岁逝世。她欣慰的是看到自己的学生成为著名的诗人。
20世纪初，俄国艺苑异彩纷呈，爱好文艺的青年人百般鼓吹自己的先锋主张，组成各种流派的文学团体、美术团体，出版社也像雨后春笋一般冒了出来。
就在这个时候，还在中学读书的鲍里斯结识了青年诗人与画家尤里昂阿尼希莫夫。阿尼希莫夫住在一座老木屋的顶楼里，经常邀请一些爱好文艺的青年人聚会，朗诵诗歌，演奏乐曲，展览绘画等。他们给自己的团体起了一个谁也不知其意的名字——“谢尔达尔达”。鲍里斯很喜欢阿尼希莫夫，经常到他家里去，不是以文学爱好者而是以音乐爱好者的身份。每当众人聚会时，鲍里斯便即兴弹奏一些曲调，用音乐的语言描绘每一位出席聚会的人进屋时的特征。他的即兴表演很受大家的欢迎。
他在阿尼希莫夫家中结识了很多新朋友，年长的诗人：安年斯基、勃洛克、别雷……同辈中有洛克斯、杜雷林……正是阿尼希莫夫使鲍里斯对奥地利诗人里尔克的作品产生了兴趣，并翻译了他的几首诗，成为里尔克诗歌的最早的俄译者。
后来，他对这位奥地利诗人的感情日益加深，达到顶礼膜拜的程度。
正是杜雷林的慧眼发现了鲍里斯的文学才能，并推荐他将试笔之作发表出来。
正是洛克斯第一个把伊诺肯吉安年斯基的诗拿给鲍里斯阅读，使他开阔了眼界。
鲍里斯对别雷和勃洛克的诗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他们的作品使他看到了一个不同的世界。
1910年夏天，鲍里斯和双亲在莫洛吉别墅住了一段时间。他每天爬到一棵半倒在水面上的老桦树权上，一边吟咏老一辈抒情诗人丘特切夫的作品，一边创作自己的诗。他认为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如同从事绘画或作曲的人那样，孜孜不倦地创作。写了改，改了再写，反反复复涂涂抹抹，然后再把删掉的部分恢复起来。他感到一种内在的需要，写诗使他得到精神上的满足。写到触及灵魂时，他甚至会动情地流下眼泪。他尽力回避浪漫主义的造作和琐碎的文字趣味，他不想在舞台上高声朗诵这些诗，他没有追求明确的节奏。他梦寐以求的是让诗本身具有含意——新的思想或新的画面。“让它们自己的全部特点镂刻在书心中，并以其全部无声的语言和全部黑色的（即没有色彩的印刷）从书页中发出声响来。”多年以后，帕斯捷尔纳克回忆当时的创作过程时，这样写到。
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终于在诗的领域里找到了自己，他作为诗人诞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