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刚发走，茨维塔耶娃的妹妹阿纳斯塔西娅和她的男友考古学家和诗人祖巴金从国外回来了。他们一起到家中看望帕斯捷尔纳克。阿纳斯塔西娅和祖巴金于1927年8月曾在意大利南部濒临第勒尼安海那不勒斯湾的索伦托拜访过高尔基，还在高尔基的别墅住了半个多月。这次见到帕斯捷尔纳克时，她把高尔基一些谈话转告了帕斯捷尔纳克。她也提到高尔基对《1905年》的意见。
那些意见可能是高尔基随随便便讲出来的最初印象。可是敏感的帕斯捷尔纳克听后，认为她的话进一步肯定了他的猜疑——高尔基不喜欢这部长诗。他接着又给高尔基写了一封信，与前一封信只相隔3天。
“阿纳斯塔西娅伊万诺夫娜顺便把您对《1905年》的印象转告了我。我的预料得到了证实，如果我昨天知道了这一点，我就不会把它当作猜疑对您讲了。我知道，有时对一个人说他的劳动不合格，或者说不喜欢它，是颇不愉快的事。不管我是多么想再收到您的一封信，但我更想告诉您：我对昨天已经讲过的话深信不疑。为了他人的利益您不惜牺牲自己的时间与精力，有时也能遇到有价值的、严肃的作品。可是我的作品不在此类之内。我不期待您的回信。一旦有急需，我会亲自给您写信。”
高尔基先收到帕斯捷尔纳克10月10日的信，又仔仔细细地把《1905年》读了一遍又一遍。他不是第一次接触帕斯捷尔纳克的诗。在这之前，他也读过帕斯捷尔纳克的诗，觉得诗中比喻过多，有些形象难以理解，诗句有些过分的复杂。这次重读《1906年》，他的看法有所改变。他认为有必要马上给帕斯捷尔纳克回封信，说明自己的看法，予以表扬，顺便解释一下为什么前一封信没有提出对这部长诗的看法。信中写道：
“对于您的诗，我只字未提，因为我认为我不是评诗的行家，再有，我相信您已经听腻了各种吹捧。既然您以为我是因为不愿意说出该书似乎不成功而缄默不语，那么我现在告诉您：事实并非如此。您错了。该书——极好：该书属于不是那种读一遍即可作出评价其成就的作品，但它注定要长久存在下去。”
高尔基又告诉帕斯捷尔纳克：诗中的形象“不是什么时候都很明了：我的想象难以接受造作的复杂性，常常对您的创作的形象估计不足。您自己也知道，您是一位善于创作形象极其别致的能手，您大概也知道，形象的丰富常常使您讲得和画得十分概括。您在《1905年》中就写得更扼要更通俗了，您在这本书中更富经典性，充满激情，所以使我这个读者很迅速、很容易和很强烈地受到了感染。不，这无疑是一部出色的书，这是真正诗人的声音，是一位社会意义的诗人的声音，这里指的社会意义是就其最好和最深的意义而言。我不用指出某些个别的章节，如鲍曼葬礼、《十二月的莫斯科》，不用指出许许多多的诗文和用语，他们像滚烫的针一般刺入读者的心”。高尔基写这封信的时间是1927年10月18日。信发出去后，他又接到帕斯捷尔纳克写于10月13日的信。高尔基看后，对阿纳斯塔西娅的传话极其反感。过去，高尔基对祖巴金的印象很好，这时态度变了。10月18日他提笔又给帕斯捷尔纳克写了一封信，言辞异常激烈。
帕斯捷尔纳克为高尔基10月18日的信高兴不已，马上写信告诉高尔基：“我在严峻的孤寂中以您的来信而自豪，我将它牢牢地藏在心中，当精神感到困惑时，我将从您的来信中汲取力量。”就在这时，他又收到高尔基10月19日的信：“您告诉我，茨维塔耶娃‘顺便’把我对《1905年》的‘印象’转告了您，并‘证实’了您的‘预料’。您从我给您写的第二封信中，当然会看出，她并没有能。证实’。她却证实了我对她形成的印象，她这个人过高地和错误地估计了自己，而且还是病态地忙于自己的事，以为他们能够，或者希望理解别人。她也罢，祖巴金也罢，除了自己以外，他们感受不到其它现实，对待他们的话应当倍加小心。”紧接着，高尔基对马林娜·茨维塔耶娃的诗也做了一些批评。
高尔基与帕斯捷尔纳克在对人、对事、对茨维塔耶娃的诗的看法上——都出现了巨大的分歧。帕斯捷尔纳克一再写信，替他们三位朋友解释。高尔基坚持自己的看法，同时他认为这样继续下去会引起更多的误会，便提出“您最后一封来信中那种歇斯底里的腔调令我不解，我认为没有必要多做解释，因此建议您以后不要再给我写信，因为我担心再写会加深误会”。“此事发展到这种地步，令人难过，但我不会再给您写信了。”（见1927年11月7日高尔基致帕斯捷尔纳克的信）帕斯捷尔纳克不甘心与高尔基断绝书信来往，便找各种理由，一而再再而三地给高尔基写信。1927年11月15日他写信说“我希望您禁止我与您的通信的做法是暂时的，有朝一日您会解除给我下的禁令。”此后，帕斯捷尔纳克又几次主动给高尔基写信，关心他的健康，讲述自己对《克里姆·萨莫金的一生》一书的印象等等。高尔基没有回信。帕斯捷尔纳克继续向高尔基表示希望得到他的赠书，还请求高尔基在书上为他题几句有教育意义的话。高尔基当时可能不想给他寄书了，也许高尔基手头没有多余的书，直到1927年12月27日他才把书寄出。书上题了这么一段文字：
“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帕斯捷尔纳克：
写几句祝愿您的‘好话’朴实——这就是我对您由衷的祝愿，想象力要朴实，语言也要朴实。您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人，但您妨碍人们对您的了解，您之所以妨碍，因为您太喜欢。故弄玄虚。您是位音乐家，而音乐——是有深度的——它与故弄玄虚水火不相容。这就是我的看法。书——今天才从莫斯科收到，现寄上。”
高尔基对帕斯捷尔纳克有关“朴实”的祝愿可谓一针见血。
帕斯捷尔纳克从高尔基的题词中感觉到更多的是对他的批评。后来，帕斯捷尔纳克从写作的复杂结构与奇特的语汇慢慢地向朴实转化，也许与高尔基的“祝愿”不无关系。可是帕斯捷尔纳克当时对朴实的看法与高尔基的理解不一样，所以帕斯捷尔纳克收到赠书、读完题词后，又给高尔基写信做解释：“您对我有一种错觉。我一向在追求朴实，而且永远不会停止这一追求。——我怀着混杂的感情诵读您的题词，不管怎么说，这题词对我是珍贵的。我感到难过的是，其中祝愿的成分为某种谴责所冲淡，我的嗅觉无力断定其中有多少同情的成分为反感所抵消。我讲的话中大概有某些东西为您所不解，仅这一点就使其余的部分都永远处于被曲解的状态。”另外，帕斯捷尔纳克还对“故弄玄虚”的批评表示异议。高尔基再没有作答。
1927年末，帕斯捷尔纳克借他的好友、诗人阿谢耶夫访问意大利的时机，又给高尔基写了一封信，说他不知道阿谢耶夫的通讯地址，请求高尔基代转一封信。高尔基回信说：
“阿谢耶夫早已离开此地，我不知道他在莫斯科的地址，只好把您写给他的信退还给您……”
1928年1月初和1月末，帕斯捷尔纳克又两次给高尔基写信。高尔基还是没有回信。
1928年3月28日是高尔基的60诞辰，苏联国内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活动。帕斯捷尔纳克又给高尔基写了一封信。
1928年高尔基回国一趟，到各地去参观访问，写了一些随笔。6月9日，《红色处女地》杂志编辑部举行扩大会议，高尔基出席了。帕斯捷尔纳克趁他在场时做了一次发言。他赞扬高尔基是苏联社会生活中一位不寻常的人物，希望他能发挥作用，把各种作家小团体团结在一起。
会议开得很长。很多人讲了一些不着边际的话。帕斯捷尔纳克讲完话之后，高尔基起身离开了会场。敏感的帕斯捷尔纳克认为高尔基是对他的发言不满才退席的。这事像根骨头一直卡在他的心中。帕斯捷尔纳克想接近高尔基，可是机遇对他总是不利。
他觉得自己写的信、讲的话都被曲解，办事弄巧成拙，这一切使他很难过。
1930年春天，高尔基的秘书克留奇科夫（1889—1938）受命造访帕斯捷尔纳克。帕斯捷尔纳克说有人背着他当着高尔基的面议论他，可能有所歪曲，使高尔基疏远了他：还说在《红色处女地》编辑部开会时，他讲完话高尔基起身便走了，连看他一眼也没有看，无疑是对他的无声谴责。克留奇科夫认为事实并非如此。帕斯捷尔纳克这时才如释重负。“这对我是最大的喜事，是巨大的解脱。”帕斯捷尔纳克认识到高尔基对他是抱着一种“清醒的友谊的审视态度”。这时他又感到了高尔基的亲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