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增加财政收入的同时，伊藤认为，清国还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减少财政支出，大幅度减少非生产性行政开支。目前最可行的办法是削减或者废除大量满洲旗人，这个特殊的利益阶层每年吃掉朝廷大约300万英镑的俸禄，这是典型的不劳而获，是坐吃山空。而要达到削减这个特殊利益阶层的目的，伊藤认为最简便、最有效且最明智的办法莫过于把中央政府迁出北京。只要政府依然设在北京，任何改革措施都是水中月镜中花。日本的经验证明，要实行改革，要想改革有效，就是把中央政府从京都迁往东京，彻底脱离那个特殊的利益阶层。
从内政谈到外交，伊藤告诉莫里循，俄国人出于自身利益考量，也会同意清国政府迁出北京，因为世界各国重大利益都集中在北京，因此一旦迁都，俄国势力南下就不大容易受挫。伊藤还认为，俄国对清国野心巨大，为了对付俄国，清国应该依靠英国，特别是要依靠日本的帮助，尽快训练出一支新型军队，这样就可以促使日清联盟，或者是日、清、英三国联盟。
从伊藤与莫里循的谈话看，他的中国之行即便不负有日本政府的特殊使命，但作为一个有经验和国际视野的老政治家，他的中国之行决不是寄情于中国的山水之间，而是别有目的，尽管这些目的在访问中国之前并不明朗。
伊藤访华目的不明朗，引起中国乃至世界各方面人士的高度关切与猜测，国内维新势力期待伊藤博文访华能够对正在进行的维新变法运动有所推动和帮助。天津具有日资背景的《国闻报》就明白表示过这层意思，以为伊藤博文访华不只是两国关系的加强，而必将用日本经验帮助中国走上维新坦途。
希望伊藤能够用日本维新经验帮助中国的看法，来自中国朝野各个方面。他们都觉得中国既然下决心走日本明治维新的路，就应该借鉴日本的经验，少走弯路。如果能够聘请伊藤博文为中国改革的客卿，势必有助于中国的发展。9月18日，即将离京赴任的江苏松江府知府濮子潼听说伊藤博文将到北京，遂上书清廷，请求皇上优以礼貌，饬总理王大臣密问彼国维新诸政，次第如何而分，款项从何而集，条举件系，朗若列眉。然后参以中国情形，拟定办法，上取进止，明诏中外，遵照奉行。期待中国能够以越王勾践生聚教训之年，兼采东西洋各国致治保邦之政，实现国人数十年来富国强兵理想。
朝野各界原本就反对李鸿章，特别是反对李鸿章联俄政策的人，也期待利用伊藤博文这一次访华机会，说服中国放弃联俄政策，转而依靠英、日等国，进而实现中日或者中日英三国结盟。
中日友好已经有很好的基础，经过甲午战争，经过《马关条约》，经过日本差不多三年的辛勤工作，朝野各界对日本的看法开始改变，不仅不再视日本为敌人，反而认为日本才是中国应该结盟的伙伴。特别是经过1897年底胶州湾危机的考验，朝野各界对俄国人的痛恨，对西方人的不齿，都在迅速增强，对日本的好感也在相应提升。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甚至那些名不见经传的中下层官员，在经过几年观察思考后，也大都具有联日制俄、联日制欧的思想倾向。濮子潼在奏折中还指出，有人以为日本为我大清国的仇敌，不当使之借箸。这种说法其实是不对的，是不知日人与我唇齿相依，我大清如果真的被西洋人所控制、所压迫，日本也就很难自保，很难独善。所以在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人也改变了先前的战略，不再以我为战略对手，而是以我为可争取的战略同盟和伙伴，想方设法消释前嫌，共保同种。古代圣贤以万物为师，弥见其大，我大清发誓重振国威，奋发图强，方且博采刍荛，当然不会以向东邻日本学习为耻。这些看法大体反映了中下层官员和知识阶层在戊戌年间对日本的看法。所以，尽管伊藤博文的中国之行并不具有正式的外交名分，但其对中国政治必将发生深刻影响和巨大作用，则是确定无疑的、可以预见的。
其实，日本方面早都知道中国新派人物对伊藤博文的期待。根据日本驻天津领事馆的报告，伊藤博文访华消息传出时，正值中国改革运动最为鼎盛时期，朝野内外共同仰视日本，无不期望中国能够像日本那样，经过几十年的努力，能够使自己的面貌彻底改观，能够坦然步入世界民族之林，成为国际大家庭中平等而有尊严的一员。
在过去几年，日本对中国做了大量细致工作，日清友好也是日本人的期待，也正是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日本朝野各界对伊藤博文此行也寄予很大的希望，给予高度重视。在伊藤启程前，明治天皇多次召见伊藤，举行秘密会谈；而日本政府中的一些重量级人物也在伊藤出发前多次拜访，提供意见和咨询。
伊藤访华确实是当时一个重要事件，这个事件的重要性并不单单在外交本身，而是牵涉中国内部政治发展。所以中国政府对伊藤此行给予空前重视，决定将伊藤奉为“东方贵宾”给予热情款待。
在伊藤访华第一站，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特委派北洋道候补、北洋学堂总办王修植、海关道李珉琛、以及日文翻译官陶大钧等为接待委员，并派出王修植及陶大钧与日本领事馆进行协商，就接待规格等相关事宜达成一致，这显然也从一个方面证明伊藤的中国之行至少带有半官方色彩。
根据各方面情报及测算，伊藤乘坐的“肥后丸”预计9月10日早晨抵达大沽。前一日，即9月9日下午5时许，王修植、陶大钧以及日本驻天津领事馆官员、日本侨民代表数人均先后来到塘沽等候，他们在那里住了一个晚上，就是准备在第一时间接伊藤上岸。
9月10日一大早，大沽镇守府“飞龙”号和另一艘小汽艇驶出大沽口，等候伊藤的到来。
按照计划，伊藤乘坐的船应于10日上午8时许抵大沽口外。非常不巧的是，自9日上午开始，大沽口外狂风大作，巨浪滔天，泡沫飞扬。“肥后丸”虽如期抵达，但因风急浪高，“飞龙”号根本无法靠近“肥后丸”，当天计划无法实现。王修植等一干迎候人员不得已奉命返回大沽，俟风浪平静再行出迎。
10日晨，海关道李珉琛、天津道任毓华、天津县知县吕增祥、招商局总办黄建筦，以及总督衙门文武官员数十人齐到车站迎接。但直等到下午5时左右，终因大沽口外风浪太大，伊藤一行无法上岸，所有欢迎人员不得不原地解散。
翌日（9月11日）清晨6时许，大沽口外风平浪静。直隶总督府派出“飞龙”、“快顺”两艘汽船再度出迎，终于将伊藤博文从“肥后丸”中迎出，中国方面随即在伊藤一行经过的水域举行了非常隆重的欢迎仪式。当伊藤乘坐的汽艇经过大沽炮台时，炮台上数十面旗帜高高飘扬，数百名清军列队致敬，19响礼炮打破宁静的清晨。中日关系由此开启了一个新的篇章。
上午10时许，伊藤博文在中国礼宾官员的陪同下抵达塘沽码头，王修植、李珉琛等接待负责人在翻译陶大钧陪同下在那里迎候，他们代表直隶总督荣禄对伊藤来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中国方面的欢迎规格之高或许出乎伊藤的预料，他在激动之余兴奋地表示愿为中国进步发展贡献心智，只要中国方面有用得着的地方，只要中国方面向他提出咨询，他一定非常乐意尽其所能予以相助。
简单、热烈、隆重的欢迎仪式结束后，王修植等人陪同伊藤换乘汽车，转乘火车，前往天津。经过大约一个小时的行驶，火车于下午1时许抵达天津火车站。昨天在那里白白等候大半天的中日双方文武要员悉数集聚，其中有海关道李少东、天津道任毓华等。他们热情地将伊藤博文迎至车站贵宾室，献上茶点，稍事休息，随后乘坐轿子前往水师营务处下榻。总督府为营务处增加了保卫力量，并为伊藤博文提供交通等一切方便。
为了欢迎伊藤博文，海关道李少东在水师营务处举行午宴。当天晚上7时许，旅居天津的日本侨民在领事馆为伊藤设宴洗尘。
第二天（9月12日）上午9时许，伊藤博文如约前往总督府拜访荣禄，双方长谈了一个多小时，但究竟谈了什么，外人不得而知。
傍晚6时许，荣禄在北洋医学堂举行正式宴会，中国方面出席陪同的除王修植、李珉琛、任毓华、吕增祥、黄建筦外，还有天津地面军方代表袁世凯、聂士成等文武大员30多人。日本方面出席宴会的除伊藤博文的随员外，还要日本驻天津领事郑永昌、副领事滕田风三郎、及邮政局冈直孝等。这是荣禄代表中国政府举行的第一次欢迎宴会，所以当伊藤一行抵达宴会厅的时候，数百名清军官兵举行了持枪列队欢迎仪式，军乐队奏军乐。场面庄严、肃穆、隆重。
宴会上，宾主相谈甚欢，气氛融洽。荣禄与伊藤并肩而坐，不时亲切交谈。宾主为两国友谊，为两国君主万岁，不断频频举杯。荣禄表示伊藤此行非常重要，对中国来说，将是一次非常好的学习请教机会，他请伊藤在对实地观察后，毫不客气地提出意见，帮助中国进步和发展。伊藤也客气地表示，为了清国的发展与繁荣，为了日清友好，他愿意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义不容辞地提出自己的观察意见。
席间，宴会气氛不时掀起一个小高潮，伊藤的随行书记官森泰次郎还于席间赋诗，中有“最是推袁多骏骨，明朝携手上燕台”之语，似乎对参加宴会的政治新秀袁世凯格外欣赏和垂青。赋诗一首确有其事，这不过是中日两国官员附庸风雅的插曲而已，并不一定表明当晚宴会中就有多少政治意味，至于人们后来的解读，显然有了此后政治发展的因素在里头。
宴会进行了三个多小时，至9时许结束。伊藤一行走出宴会厅时，清军官兵数百人仍然持枪致敬，军乐队继续演奏了欢快的乐曲。
根据日本方面的记载，荣禄宴请伊藤时现场气氛相当融洽，然而到了中国政治发生急剧转变之后，却无端传出一些不同说法，有一个说法将荣禄打成皇太后一派的保守派，说他们在这个时候早已就开始谋划向改良派动手，说荣禄在宴会中神色惨沮不欢，并没有等到宴会结束就告辞，说荣禄显然另有要事或公干。这些传言当然不可信，可是在过去上百年，人们出于对皇上、康梁等人道义上的同情，将不可信的东西当做信史，结果使许多事情讲不通，历史与逻辑发生严重冲突。
日方的记载是对的，伊藤在中国逗留期间是充满着友谊和快乐的。他在天津逗留了四天，这四天的活动非常充实和愉快，并没有发生任何意外。第三天，也就是9月13日中午12时许，天津知县吕增祥、日文翻译官陶大钧二人在天津居留地梁园门外李氏花园设宴招待伊藤一行。由于吕增祥曾随使到过日本，与伊藤随员有过接触。旧友相逢，分外高兴，把酒言欢，以叙旧情。这在中国方面说，是轮流做庄，招待客人。
当晚7时许，轮到王修植请客，地点在一家比较有特色的西洋饭店。中国方面出席陪同的有吕增祥、夏曾佑、陶杏南、汪伯虞等人；日方陪同除伊藤随员外，还有驻华代理公使林权助、天津领事郑永昌等。
王修植是伊藤中国之行天津站的首席接待员，而且是《国闻报》重要出资人和经营者，所以他与日本的关系非常复杂，相互之间的友好情谊并非表面上的。晚宴气氛融洽，欢快轻松，美酒数巡，王修植即席赋诗一首，称赞伊藤“元老宾王国，知非汗漫游”，猜测伊藤此行一定负有重大使命，并期待伊藤博文在北京见到“吾皇”时，一定要设法促进我大清进步发展，一定要毫无保留将日本怎样走向强盛的经验转达给吾皇，我大清的进步就是亚洲的进步，亚洲的进步就是中日两国的共同幸事。
宾主尽欢，森泰次郎随即和韵一首，强调伊藤中国此行就是要加强日清关系，期望通过这次访问，共建亚洲联盟，抵抗欧洲势力对亚洲的蚕食和入侵，“势岂三分国，洲唯半壁欧；谁防未然祸，尔我慎边筹”。伊藤博文次行的政治意味越来越浓了。
后来中国方面还有传闻说伊藤博文在天津逗留期间，我大清皇帝曾有电报询问伊藤还准备在天津逗留多久。这个后来发生的传闻暗示皇上在康有为等人诱惑下，准备重金礼聘伊藤为客卿；或皇上是让伊藤在天津多停留一段时间，最好等秋季天津阅操之后再进京。而这个阅操活动，在帝党方面说是要铲除守旧党；而在守旧方面，则是要利用这次阅操干掉那些令人讨厌的维新派甚至皇上。
其实，这些传闻都没有多少道理，差不多都是因为后来的政治变动而在回想中产生的幻觉。伊藤来华访问不论对日本，还是对清廷，都是重大外交事件，一切计划即便不是准确到小时，也不会留有自由活动的一天或半天。政治家从来没有隐私可言，他们的活动其实总在众目睽睽中进行。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伊藤一切都在按部就班进行，他既没有在天津多逗留，也没有急着赶往北京。他在天津的礼节性拜访和晤谈一直忙碌到9月14日，那一天中午11时30分，伊藤一行在王修植和陶大钧等人陪同下，乘专列离开天津前往北京。
离开天津时，中国方面在火车站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仪式，规模和人员一如伊藤一行刚到天津那天的情形。
伊藤乘坐的专列于当天下午抵达永定门外马家堡火车站，总理衙门委派接待员梁振东率郑孝胥、胡云楣、胡燏棻、吴调卿等官员在那里迎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