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日本方面的情况，伊藤似乎不愿多说什么，他主动将话题引至中国方面，尤其是正在进行的变法维新运动。他说，此次漫游贵国，最令人惊叹者，乃贵国大皇帝聪明而勤于政事。以我寡闻之人，亦闻大皇帝致力于革除积弊，振兴庶政，励精图治，以求变法。此乃我日本国深为欣幸之事。因为贵国今日急务，实有关于东亚大局乃至整个国际形势。窃以为贵大臣亦仰赖圣主，以成中兴之业否？鄙人确信此图必当实现，兹向贵王大臣敬贺。
谈到维新运动，庆亲王也有话说，他向伊藤透露，我皇上圣聪，锐意图治，欲咨询于阁下。贵国与我大清乃唇齿之邦，又为同雠。阁下久历兴邦之事，趁此游历之机，能否以邻谊修睦之念，不吝教诲，以济艰难，实我君臣上下之厚望。显然，庆亲王透露皇上将咨询于伊藤博文的消息，是清廷内部已经讨论定案的事情，而按照清廷行政程序与效率，这一决定不可能不通过皇太后。所以，也就根本不存在那些道听途说的传闻，什么皇太后得知皇上将召见伊藤博文的消息后，迅速返回宫中等。
从伊藤回答中，也能够感觉到皇上将召见伊藤的事情已通过一定的外交渠道加以协商，所以他的回答仅仅是礼节性的，对于召见并没有感到丝毫意外。他说，鄙人来华漫游，仅为一外国人而已。贵国大政，无容置喙。或以我日本国维新30年之经历，而从贵国之利害关系出发，略陈一二。所幸者，日清关系现在较过去已有很大改善，两国之间倍感亲切。故倘蒙贵国大皇帝垂询，必当赤诚敷陈。
说到改革，清方官员当然都有话要说。参与会见的廖寿恒表示，单说变法图强，其实谈何容易？曾见所上新政之事，虽所言洵洵繁繁，不免庞杂纷纭。窃见革新之道，因循轨辙为上。廖寿恒的这几句话，表明他虽然赞成新政改革，但鉴于实际情况，也以为改革应遵循渐进道路，不能过于冒进。
廖寿恒的话引起了伊藤谈兴，他回忆当年担任日本政府内阁总理大臣时，清国驻日公使曾奉恭亲王之命向其询问兵制改革方面的意见。当时，伊藤告诉公使说，改革兵制之要着，为士官之培养，须精选一二学校培养士官，并置于贵国大皇帝直接统辖之下，此为最先要务。其他再分缓急疾许，渐次实行。至于新政，也极易流于空言。贵国大皇帝锐意图新，实贵国千秋大事，何物当急，何物当缓？必顺序以进，详加规划，理其端绪，全仗贵大臣等辅翼。显然，伊藤比较倾向于渐进改革，不赞成急剧变动。
庆亲王接着说，尊教谨领。唯我数千年积习，一朝尽改新法甚难。敢问贵国维新，循序渐进，至今端绪如何？
伊藤答道，当年艰难情形，可谓多矣。贵国现在情况也是如此，凡攘夷锁国，舆论一变，而行维新开国之策，确非一夕之间能告成功。而国是既定，方针既明，则初期犹为抱守旧固陋之见者，略与持新见者相半。待政策渐次执行，利益渐明，以开明导顽冥不灵，恰似霜雪逢旭日而消释。伊藤表示，对改革要有足够耐心，要通过改革不断给人们以实惠，这样拥护改革的人就会越来越多，反对力量越来越少。
日本明治维新或许与大清国所进行的新政根本不同，前者是在一种常态中进行的自动改革，所以能够遵循有序渐进的程序，而后者是在外来压力下所进行的被动改革，带有很强的焦灼情绪，激进者恨不得一夜换了人间，所以对于伊藤循序渐进的解释，实在是难以接受。廖寿恒问，我大清改革之必要，如燃眉然。今日年老因循守旧顽固者，概行罢斥，而易以壮年新进熟谙洋务者，果如何？愿闻高见？显然，廖寿恒这一提问，大约正是目前朝廷最感困惑的地方。
对于廖寿恒的问题，伊藤表示，以学术、识见、经验言之，皆老成练达之士，不能易之。有关国家利益得失之举，尤应慎重周详，且忌轻躁行为。若是老成练达之人适于佐助改革方针之确立，而盛壮气锐之士则擅事务之协理。变法需细细考虑，而非猝然急激。否则，乱阶将起。
听话听音，锣鼓听声。如果仔细分析伊藤这段话，如果伊藤对清政府最近一段时间在人事布局方面的大胆举措，毫无疑问，他并不赞赏在人事布局方面大刀阔斧，而是持比较稳健的持重立场。如果一定要说伊藤访华是后来政治变动的一个关键，恐怕伊藤对激进政治变革所持批评态度恰恰启发了那些对新政怀有不满的利益受损者。
伊藤的话大约太敏感了，各位大臣闻言相顾而首肯，似乎默认这些看法，但是他们不想就此深入讨论，于是庆亲王转换话题，询问日本在军事方面的改革方针和经验。
伊藤表示，军事改革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事情，但说到底，军备、兵卒之强弱，悉赖士官。故设立士官学校，为一国军备之第一关头。士官之教养，于兵卒训练有决定作用。伊藤之所以这样回答，可能与此行目的有关，即通过日清两国军事合作，加强联系，直至结盟，重建亚洲新秩序，以抵御欧洲特别是俄罗斯的压力与蚕食。
庆亲王等人此时大约不知道伊藤的真实想法，他们所关心的只是如何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庆亲王知道最近几年新建的武备学堂有着日本的深刻影响，但是对日本军事教育的详细情形实在所知甚少。
伊藤就此介绍说，日本陆海军各有一所大学校，讲求各自专门的学术与技术。此外，还有参谋学校，学习测图、运筹等。这类学校逐渐成为培养军官的专门机构，他们与从士兵中提升的军官有着完全不同的素养。
强兵讨论后，廖寿恒又问富国之道，询问日本富强有多少得益于对外贸易特别是关税。
伊藤表示，富强之本，决不在对外贸易和关税，而在于能否建立一个制造业，这才是一个国家兴盛发达的关键，也是国家财政最重要的因素。所以日本政府非常重视制造业的发展，始终注意为制造业发展提供方便和条件。同时，日本政府不认为移民财于国库是真富裕，一个国家的真正富强，主要还是看社会财富的总量，看国民生活。这个理念，当然不是清政府执政者此时所能明了的。
此次谈话大约一个半小时，双方相约明日午后再谈。
庆亲王与伊藤的谈话在当时算不上什么秘密，中日双方新闻纸很快都有详细报道，朝廷及皇太后对于这些谈话当然更不陌生，中方的谈话记录在当天最迟第二天肯定报送。问题在于，究竟应该怎样解读这次谈话？怎样理解伊藤的意思？
先前研究者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影响下，过于夸大伊藤此行与政局变动之间的因果关系，以为伊藤在北京的这些活动特别是皇上的召见，引起了守旧势力高度恐慌，这些守旧势力遂集结起来向皇太后请愿，要求皇太后出园训政。这种解释注意到伊藤与政局变动的关联度，这是对的，但基本上是本末倒置。如果说伊藤此行与政局变动有关联，那么这种关联不是引起守旧势力的恐慌，恰恰相反，伊藤的谈话为守旧势力提供了依据，再加上当时一连串急剧性人事变动所引起的恐慌，过于激进的政治变革只能踩刹车。
凡此，很难说伊藤博文来访是导致旧势力恐慌的原因，相反，他们应该觉得终于找到了知音，找到了支持者。外来和尚好念经。所以他们期待甚至公开要求伊藤在面见皇上时，能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对正在进行的政治变革合理及不合理的措施进行点评，提出建议，直言无隐。
伊藤在与庆亲王等人谈话后，立即前往贤良寺，拜访他的老朋友，也是老对手李鸿章。李鸿章几天前（9月7日）刚刚被罢免总理衙门大臣职务。这个政治举动，据各方面的推测，都与伊藤此行有关。伊藤希望日清联盟，而李鸿章似乎不太信任日本，总是期待与俄罗斯结盟，一手制定了中俄密约。然而中俄密约并没有像李鸿章所期待的那样，可以保中国20年无事。而且，更令李鸿章尴尬的是，中俄密约墨迹未干，俄罗斯竟然利用德国人强占胶州湾的机会，出兵占领了大连湾、旅顺口。这就使中俄联盟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这也是伊藤此行的关键。
李鸿章与伊藤是旗鼓相当的政治对手，双方此次谈话不足一个小时，其尴尬可想而知。他们在甲午战后外交谈判中有过许多接触，双方虽然互为对手，但惺惺相惜，相互佩服。当李鸿章被罢免时，伊藤正在前往中国途中，他虽然不太清楚李鸿章被罢免的真实原因，但他决定一旦抵达北京后还是应该去拜访这位昔日对手。伊藤知道李鸿章在甲午战争后对日本缺乏起码信任，李鸿章主张联络俄国以抗衡日本在远东的崛起。李鸿章的这一想法或许是正确的，但胶州湾事件后，李鸿章的外交主张很难获得清廷政治高层的支持，想必清廷内部许多人比较倾向于联合英日以抗衡俄国，于是李鸿章很快成为日益孤独的政治人物。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李鸿章与皇太后有着比较特殊的关系，正如人们知道的那样，他在甲午战后实际上替皇太后和皇上承担了相当大一部分责任，所以李鸿章被免职，既可以看做失势，但在任何有远见的政治家看来，其未来的政治作为决不可能小估，至少还很难说。从这个意义上说，伊藤抵达北京后不久即拜访暂时失势的李鸿章，具有极为深远的政治考虑。伊藤在与李鸿章聚谈时说了一句寓意深长的话：“你李鸿章在中国的北方可是真的建造了一个伟大势力的屏障啊！”言下之意是讥讽和影射李鸿章联合俄国以抗衡日本。
对于伊藤的讥讽，李鸿章无话可说，但谁又知道他会在这种刺激下作出什么反应呢？
从贤良寺出来，已经是下午3时许，伊藤在林权助的陪同下返回日本驻华公使馆。当天晚上聚餐时，伊藤向林权助谈了自己初到北京的感受，表示清国如欲变法应该首先设法禁绝鸦片。此乃自治之权。如此事不能行，遑言其他？随员中有人力陈清国禁烟为难之故，伊藤与之辩论了很长时间，他的基本态度是，清国如果连这样的事体都做不到，还说什么改革，什么维新，一切都是枉然。
来到北京第三天，即9月16日上午10时许，李鸿章回拜伊藤博文。同日午后，总署王大臣回拜伊藤。至此，伊藤博文在北京的活动主要局限于政府高层，似乎也没有什么秘密可言。
伊藤博文在北京的活动并没有秘密，但由于他特殊的身份与背景，特别是那时传媒业并不是太发达，遂使其本来并不具有秘密可言的活动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京城内外围绕着伊藤博文的传言四起，或云伊藤博文将于某日被皇上召见，伊藤将向皇上呈递改革的条陈；或有京朝大小官员连日上奏请朝廷聘请伊藤为政府顾问；更有传言称庆亲王与端王等一起赶赴颐和园，哭请慈禧太后训政，以防皇上擅自做主聘请伊藤为政府顾问，到那时，恐怕大清王朝不复为太后有矣。这些传言虽然没有多少真实根据，但在当时已极度紧张的政治气氛下，肯定会对时局的演变发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或许伊藤博文也感觉到北京城因他的到来而格外紧张，所以在他抵达京城之后并没有四处活动，除了一些礼节性拜访回访外，他似乎只在被动等待皇帝召见以及他人来访。9月17日晚，竭力主张联合英日的张荫桓设宴款待伊藤一行。
张荫桓与伊藤博文在甲午战后的交涉中有过联系，似乎伊藤此次游历，也由张氏从中促成，故而从公从私的角度，张荫桓都应该宴请伊藤一行。再考虑到几天后皇上的召见也将由张荫桓领见，那么张与伊藤的此次相会估计也不可能有什么过于机密的东西，更不可能有什么阴谋。
政府方面的大臣们不可能也不敢与伊藤合谋，而伊藤似乎也根本没有这样的兴趣。中国大臣期待最多的就是希望伊藤在拜谒皇上或皇太后时就改革问题直言无隐，这不过是期待借助于外来和尚的特殊身份表达他们对现状的焦虑。
当然，在体制外，一些政治新锐确有利用伊藤来华访问而促成政治变动的企图，或许正是这种阴谋的泄漏促成了后来政治的变动也未可知。
体制外政治新锐主要是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据他们自己说，伊藤此次来华游历之所以能够成功，也有着他们一份功劳。至于这份功劳有多大，可能还须重新估价，不过他们的鼓吹、欢迎，在舆论上确实为伊藤来华营造了比较好的社会氛围。只是他们这些体制外的政治新锐，或许是因为政治上的虚弱，或许是因为政治上的幼稚，反正他们在伊藤抵达北京后，似乎到处夸耀自己的功劳，到处炫耀已奏请朝廷聘请伊藤为新政顾问。这些说法有多少真实性，特别是有多少有用性，很值得怀疑。但是毫无疑问的是，他们的这些炫耀夸饰，不仅没有为他们加分，反而无形中添加了京城官场原本就很紧张的政治气氛。
中国人聘用客卿已有非常久远的历史，这是中国人的大度和大气，并没有什么政治上的顾虑或障碍。清廷在过去几十年也聘请了一些专业人才，像替清政府掌管财政的赫德，不仅贡献巨大，影响深远，而且赢得了中国朝野普遍尊重。所以，当伊藤下野后，当中国政治改革如火如荼开始后，聘请伊藤为新政顾问，借用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经验，也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
根据李提摩太的记述，1898年夏，康有为确曾找他商量过中国的政治改革，他们认为伊藤博文既然那样成功地改变了日本，使日本很快成为世界一流强国，现在伊藤内阁已经解散，为什么不能利用这个机会聘请伊藤为清政府的政策顾问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