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伊藤博文虽然是以民间身份到中国游历，但我们早就看到，自其入境以来，就受到官府全程招待和护送，是大清国尊贵的客人，日本驻华公使、驻天津总领事也是全程陪同，说明两国政府都没有将伊藤定位在纯粹的真正意义上的民间活动、私人活动。皇太后是否会给伊藤最高礼遇，虽然可能还在讨论中，没有定案，但要说皇太后对这件事情一点都不知道，弄得那么神秘，显然是不可能的。9月15日，庆亲王率总理衙门大臣与举行了会晤。同一天，李鸿章也与伊藤有过会谈。第二天下午，总理衙门大臣对伊藤有一个回访。凡此官方活动，即便皇太后没有看文字记录，但只要她愿意，或者不是坚决拒绝，皇太后一定会知道，一定有特殊渠道向她报告。何况那几天，皇上及庆亲王等都在颐和园里。
第二，民间舆论及政府中某些官员确曾有聘请伊藤博文及英国人李提摩太等为政府顾问的建议。山东道监察御史杨深秀在9月20日还上书提出这个建议，并期望在他们的帮助下，与英、美、日各国建立巩固的战略同盟。在言论开放、允许臣民自由上书的政治背景下，此类言论并不惊天动地，更没有什么政治上的忌讳。建议归建议，采纳归采纳，这样重大且又涉及邦交的人事安排不要说皇上个人没有这么大的权力，即便他真有这么大的权力，他也必须与朝廷中那些高级官员如军机大臣进行商量，这样即便无须皇上向皇太后专案汇报，朝廷通过正常公文程序也可以将这一信息及时传递给皇太后。所以根本不存在皇太后通过杨崇伊这样的奏折了解情况，决定对策。这种传统说法无疑低估了清政府行政运作能力与效率。
至于杨崇伊奏折中所说的文廷士与康有为、孙文等人勾结，创办强学会、大同学会，内外串通，蛊惑皇上，变更成法，斥逐老成等，这也不是什么新话。文廷士当然是皇太后的眼中钉、肉中刺，他确实在甲午前后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政治风波，但是他在1896年就受到杨崇伊的弹劾，被清廷革职驱逐出京。他虽然对政治依然有着浓厚的兴趣，甚至在幕后为康有为的政治活动牵线搭桥，但他毕竟不再具有公开活动的合法性，他的那些政治活动绝不致于引起皇太后如此关注，会因此改变政治日程。至于孙文，当然是朝廷的心腹之患，因为文廷士也好，康有为也罢，毕竟在表面上都是说为朝廷为大清，而孙文则直截了当，就是以推翻满清政治统治为目标为诉求，因而孙文的叛乱，就没有任何从轻处理的情节了。不过，孙文的政治活动并不是从1898年起，而是有几年时间了，也不是现在有什么新的大行动，所以杨崇伊的奏折中所说的这些事情，都不是构成皇太后突然决定回宫的理由。
杨崇伊的奏折不能构成1898年政治变动的重大原因，还由于杨崇伊与李鸿章走得太近，他既是李鸿章长子李经方的儿女亲家，也是李鸿章的热烈追随者，而李鸿章最近因为朝廷外交政策变动等各方面复杂原因，受到一定牵连或责难，甚至连那个“伴食宰相”的名分都被剥夺了。无论李鸿章本人是怎样的不在乎，怎样的淡然坦然，但其一人下野、众人受损的官场效果，不能不使其利益集团中的人有所动作，这也是晚清政治中不易克服的痼疾。基于这方面的原因，杨崇伊对文廷士、康有为及孙中山等人阴谋的揭露应该带有李鸿章的成见，所以皇太后并不会给予怎样高的重视，何况杨崇伊的说法其实只是捕风捉影，并没有到非此不可的程度，因此皇太后突然回宫与杨崇伊的奏折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根据相关史料重新排比那天的行程，我们看到，皇上那天中午在颐和园陪着皇太后吃饭，饭后不久大约下午2时许离开颐和园返回宫中，因为第二天在那里有重要的外事活动。在颐和园的庆亲王原本准备在皇上离开之后不久就离开。而也正在这段时间，发生了两件事，一是在皇上离开不久，杨崇伊到颐和园递交了请皇太后出园训政的奏折，二是荣禄在天津给总理衙门连续发来三封电报，说是英俄两国军队将在我大清土地上开战，英国的7艘军舰已经在大沽口外海面上游弋，作为应对，荣禄下令将聂士成军20营调至天津，董福祥军移驻长辛店，并三番五次催促正在北京等候皇上召见及谢恩的袁世凯迅速回津。
荣禄的电报和天津的情况，是袁世凯离开天津之后发生的，袁世凯人在北京也不知详情。而由于事发突然，朝廷对于详情也不甚明了，但对于军队的调动，朝廷不能不紧张。所以在很大程度上说，庆亲王之所以没有按照计划返回城里，袁世凯之所以在庆王府空等一场，皇太后突然决定第二天返回宫中，都与天津前方的战局有关。天津的战局，既紧张，又没有那么可怕，毕竟更详细的情况并不知道。所以，皇太后决定第二天进城回宫，看看有没有可以帮助皇上的事情。这是从事实本身推出的结论，而先前的研究，无疑都是沿着康有为、梁启超的话语继续发挥，一是夸大了杨崇伊小报告的威力，一是怀疑荣禄的电报是假情报，其真实目的只是敦促袁世凯回津，切断袁世凯与皇上的联系。这显然是一种先入为主的成见。
康有为悄然出走
杨崇伊所说的那些事情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在别人看来是机密，是问题，在皇太后看来，可能什么都不是。这就是地位的差别。皇太后之所以在9月18日（初三日）晚上决定次日返回宫中，主要的应该是荣禄的电报，而这几封电报所说主要是军事方面的。自甲午战争以来，特别是1897年底的胶州湾事件以来，朝廷已经被这些列强弄得疲惫不堪，他们既争相向中国索要权利、索要地盘，又勾心斗角。他们在中国的土地上发生冲突，最终的受害者还是中国人，所以这才是皇太后急于回宫的关键。毕竟宫中才是权力中心，像个指挥中心，而颐和园说到底只是一个别墅、一个休假的地方。
事情总是那样奇妙地赶在一起。就在皇上从颐和园往宫中赶的时候，杨崇伊跑到颐和园向皇太后打了一个小报告，而差不多在同一时间段，康有为先后与李提摩太和伊藤博文会晤。他对李提摩太说得比较真切，大意是皇上处在危机之中，希望列强能够出面保护皇上，保护皇上也就是保护和支持中国的政治改革，这符合列强的根本利益。可惜，李提摩太能够说上话的英国公使不在北京。
康有为去找伊藤博文交谈，根本不提请日本政府或伊藤个人出面挽救皇上拯救皇上，而是反复请求伊藤在有机会拜谒皇太后时为他们这些所谓维新志士美言几句，不断强调他们这些维新志士对大清王朝的忠诚。当然，康有为在与李提摩太和伊藤博文的交谈中，丝毫没有透露他们的武装计划，似乎也没有准备让外国人在这方面提供什么帮助。
离开伊藤博文住处，康有为应该是赶回位于宣武门外米市胡同的南海会馆，他的许多朋友、同志都在那里等消息。康有为内心深处大约已经感到形势越来越不妙，所以他在南海会馆“尽却客”，集中精力收拾文件和行装，做好随时开溜的一切准备。根据康有为的估计，李提摩太和伊藤博文，大约都没有什么可指望的了，前者说的都是大话，对英国公使、英国政府似乎并不像李提摩太说的那样有多大影响力；后者的政治态度不太明朗，伊藤博文作为朝廷的客人，客随主便，不可能接受康有为的建议去向皇太后游说，去为他们这些政治边缘人说话。伊藤博文在整个谈话过程中始终没有明确表态，这不能不使康有为感到不太妙。康有为现在唯一的希望在袁世凯，如果谭嗣同今晚能够说服袁世凯，他们估计还有翻盘的可能，否则，只能认输，只能流亡，甚至连流亡的机会都没有。这大约是康有为与伊藤博文谈话后的基本判断，假如他还是一个冷静的人。
康有为的所谓“尽却客”，并不是不见一人，而是不再像过去那样不停接见那些无关紧要的人，对于那些朋友和同志，康有为与他们进行了密切互动和交流。根据康有为自编年谱的记载，那天晚上在南海会馆与其进行深入交谈的同志有杨深秀、宋伯鲁、李岳瑞、王照等人。这几个人都是康有为的政治铁杆，对康有为的主张与建议深信不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