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训之后，袁世凯直接赶赴火车站。抵达天津时已是傍晚。匆忙中，袁世凯没有急于赶回营地去和部属见面，而是前往荣禄的府邸，他希望向荣禄述说这次北京之行的惊与险。否则那些故事存在心中太压抑、太憋屈，他太需要荣禄的理解和化解了。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袁世凯向荣禄汇报北京之行，汇报谭嗣同向他所说的那些事情，无论如何也是一种出卖朋友的行为，这是不需要为袁世凯辩解的。
在与荣禄的交谈中，袁世凯详细介绍了皇上的接见情况，说了北京的大致情况，并说了谭嗣同那天晚上突然找他的大概情形。不过他的估计是，谭嗣同所说的这些事情与皇上肯定没有丝毫的关联，因为根据他的观察，皇上圣孝，实无他意，只是那些群小结党煽惑，谋危宗社，所以袁世凯建议荣禄必须设法保全皇上，以安天下。
这时，有人来找荣禄谈事，袁世凯拖至很迟仍找不到继续说话的机会，只好先行告辞，约明日再谈。
由此显而易见，袁世凯没有继续已说到的话题，显然是他认为谭嗣同的夜访及其所谈情况虽然重要，但谭嗣同、康有为等人毕竟只是一群书生，如果袁世凯或其他军方人士的支持，他们在北京根本没有能力发动大的政治行动，更不要说是杀荣禄、包围颐和园、劫制慈禧太后了。所以，袁世凯并不认为局势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阶段，相信朝廷在他的暗示下应该有所警觉，康有为、谭嗣同等人的阴谋不可能实现。
第二天（9月21日，八月初五日）一大早，知道一些大概但并不清楚详情的荣禄迫不及待来到袁世凯处。出于职责方面的责任和大清王朝命官的道义感，袁世凯似乎比较如实地向荣禄描述了谭嗣同夜访的全过程以及自己的看法。
袁世凯在描述的过程中也不时向荣禄重申这只是谭嗣同、康有为等群小结党煽惑，他们利用了皇上的信任，打着皇帝的招牌招摇撞骗，所谓杀荣禄、包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等并不代表皇上的意思，甚至可以有把握地说，皇上对这阴谋并不知晓。
按照谭嗣同夜访袁世凯时的说法，他们之所以执意要杀荣禄、劫制皇太后，是因为荣禄参与并主导了废立皇上的阴谋，而皇太后则是一切守旧势力的保护者，是中国政治改革迟迟难以推进的巨大绊脚石。
对于谭嗣同的这些指控，素来沉着的荣禄大惊失色，大呼冤枉，发誓荣某人若有丝毫犯上之心，天必诛我。并向袁世凯表示，最近一段时间北京确实有人不断来天津运动，述说内情，但都不如你袁世凯今天谈得这样详细。
如果说荣禄此前没有丝毫犯上之心的话应该是事实，当他听了这么多的内幕，尤其是康有为、谭嗣同等政治新锐把他作为犯上作乱的罪魁祸首及守旧势力的干将时，袁世凯相信，此时的荣禄除了对康有为、谭嗣同等人充满仇恨外，也不能不开始怨恨皇上。为了宽慰荣禄，也为了保护皇上，袁世凯也向荣禄明确表示，根据他的观察，谭嗣同等人的计划与皇上毫无干涉，你荣禄如果因此而累及皇上，我袁世凯唯有仰药而死。
事情已经很明白了，但是怎样处理，荣禄、袁世凯颇费脑筋。他们筹思良久，迄无善策，荣禄只好返回总督衙门，与其幕僚继续筹思良策。经过一整天商量，他们也没有找到什么好办法。不料至傍晚，北京传来新的消息，说皇太后已在皇上请求下，重新出园训政，并下令将康有为兄弟缉拿归案，按律治罪。也就是说，尚未待袁世凯、荣禄动手，北京方面已由皇太后为主导成功地控制住了局势。换言之，如果上述描述都能够成立的话，那就意味着，尽管袁世凯不赞成谭嗣同的极端举动，尽管袁世凯出于道义上、君臣名分上的责任曾向皇上有所暗示，并毫无保留地向荣禄如实汇报，但是他的这些暗示与汇报在实际的政治运转中似乎并没有发生作用，那么所谓由袁世凯告密而引发戊戌政变的指控恐怕就很难成立。袁世凯在从变政向政变的转折过程中可能起到过某种作用，只是并不如康有为、梁启超等在那之后所指控的那样重要。
就职责范围及职业道德而言，袁世凯向荣禄如实汇报谭嗣同等人杀荣禄、围谋颐和园的计划，不能构成告密，更不必由此承担道德上的责任。事实上，如果袁世凯隐瞒这一计划，并进而与康有为、谭嗣同同谋、合作，真的诛杀荣禄、囚禁乃至杀掉皇太后，辅助皇上进行政治改革，其后果可能更加糟糕，中国必将进入一个新的动荡时期。这一点袁世凯似乎看得很明白。他在后来整理自己的戊戌日记时曾指出，谭嗣同等人煽惑构乱，离间两宫，竟欲陷皇上于不义，讵为天理所能容？当谭嗣同等人谋乱之时，大清王朝面临着三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谭嗣同等人的阴谋得逞，内忧外患一时并起，中原疆域立见瓜分；第二种可能是，假如我袁世凯稍露主角，谭嗣同等人必将害我，以其党代之，内有悍徒，外有劲旅，何堪设想？第三种可能是，谭嗣同等人的这些计划被识破、被打乱后，假如不是荣禄入主中枢，善为调和，保全皇上，各国必将借口交讧，匪党挟以有辞，中国必将进入一个新的动乱周期，或将至不可收拾。应该承认，袁世凯的分析自有其道理，他的一系列做法在道义上也没有什么可挑剔处。
将袁世凯的所谓告密与1898年秋天的政治变动联系起来，并将袁世凯置于一个道德劣势，将一个不曾存在的政变说成是政变，将一场未遂政变隐藏得结结实实，这只是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1898年之后流亡途中编造的一个故事，这在过去若干年中已被许多研究者所证实。康有为、梁启超之所以利用话语权力夸大袁世凯告密在政治运作中的作用，之所以蓄意掩盖他们确曾制定诛杀荣禄、包围颐和园，囚禁乃至诛杀皇太后的阴谋，是因为他们不愿承担1898年秋天中国政治异常变动的政治责任，是他们新的现实斗争的需要。他们不是历史的研究者，而是继续充当着历史创造者的角色。角色定位决定着他们只能这样做、这样说。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历史局限性。
重建垂帘体制
按照袁世凯的记录，北京所发生的变化是9月21日傍晚传到天津的，而这个变化实际发生的时间则是袁世凯9月20日离开北京前后。
参照袁世凯的记录，皇上在那天接见袁世凯时就显得委靡不振，不要说谭嗣同先前向袁世凯承诺的密诏没有下发，皇上甚至没有像前两次见到袁世凯那样多说几句话。按照惯例，皇上应该对新提升的高级官员多说一些体己话，然而那一天，皇上只是静静地听袁世凯述说征调老臣张之洞主持朝政、对年轻官员谨慎使用的建议，而自己却没有像往常那样作重要指示。这确实有点反常。
在之后的外事活动中，皇上的情绪也不是很高。按理说，伊藤博文是清政府的重要客人，皇上也对他寄予很高的期待。一个比较可信且流传甚广的说法，是皇上准备就维新变法中的一些问题与伊藤当面探讨。据说伊藤还在天津时，皇上就有电报催问何时到京。然而皇上当天的接见，形式虽然隆重，而内容却不过尔尔。十五分钟的谈话除去翻译时间，根本就说不了几句话，根本就不存在深入探讨。这不过只是一个不得不做的外交活动而已。
9月20日清晨至上午，皇上的情绪一直不高，似乎是事实。问题在于，皇上究竟为什么不高兴，为什么对于自己所期待的两次重要谈话那样心不在焉，掉以轻心，那样无所谓，朝廷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究竟是什么事惹得皇上不高兴？
皇上不高兴，当然不是9月20日早上的事。而且由于不高兴毕竟只是心理上的事，并没有材料作支撑，因而要说明皇上不高兴的原因确实比较难，一百年来无数人作了各种各样的猜测和讨论。
要追溯这件事情的原委，钩稽可能的原因，还要从9月18日（八月初三日）说起。那一天，皇上按照计划从颐和园返回宫中，因为未来几天一些国务活动安排在那里。那天早上6时许，皇上依在颐和园办公处玉澜堂举行早朝，和一些大臣举行碰头会，处理当天一些重要事务，发布了一些御旨，并没有表现出任何不一样的地方，一切如常。政务处理完毕，皇上如往常一样来到皇太后的住处乐寿堂请安，或许还陪着皇太后看了一会戏，一起吃了饭。下午2时许，皇上按计划返回宫中。在颐和园的一系列活动中，并没有任何不正常的迹象，两宫之间的良性互动依然如常。
在皇上离开颐和园不久，监察御史杨崇伊赶到那里向皇太后上了一个奏折，检举揭发康有为、梁启超、文廷士和孙文，请求皇太后再度训政。杨崇伊的奏折是1898年政治转折中的一个大事件，只是这个奏折并不一定起到了多么大的作用，因为皇太后在收到这个奏折后并没有立即决定返回宫中，或者立即传唤皇儿中途返回颐和园。所以说，杨崇伊的奏折或许有影响，但其影响应该与其他因素结合起来发挥作用。
那天下午，也就是杨崇伊上奏折的同时，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向朝廷连发了不少于三封电报，报告英俄两国在天津在山海关一带反常集结，预示着那里或将发生一场不寻常的冲突。冲突的双方虽然是英俄两国，但冲突地点毕竟发生在大清国的土地上，因而这个消息在没有得到完全确认时，肯定引起了朝廷高度关注，庆亲王原本在皇上返回宫中不久就应该回家，大概就因这个意外而滞留颐和园。而袁世凯那天下午原本可以在庆王府拜会庆亲王，结果也未能如愿。这一切都是英俄冲突、荣禄电报带来的。
皇太后在收到杨崇伊的奏折和荣禄的电报后，似乎有所触动，她在那天下午或傍晚，决定明天也就是9月19日返回宫中，或许可以就这些事情与皇儿面商，帮助皇儿出出主意、想想办法，因为这毕竟是胶州湾事件之后重大外交事件，其重要性足以改变中国政治进程。正在北京的李提摩太利用自己的渠道和人脉不断渲染，通过康有为向中国人传播那份列强瓜分中国形势图，渲染俄国沙皇在圣彼得堡召集列强阴谋瓜分中国。这些消息的真实性都有待确认，只是自甲午战争之后被外交危机吓怕了的清廷每遇到这样的事情不能不恐慌，不能不着急。稍后，康有为也利用这个外交危机组织杨深秀、宋伯鲁等人向清廷上奏折，提出各种各样的新建议。由此都可以看出外交危机或许是皇太后决定回宫的直接原因，因为那里才是真正的权力中心。联想1900年皇太后决策与列强开战，她也是风尘仆仆从颐和园赶回宫中。
内政外交各种难题突然交织在一起是皇太后临时决定回宫的原因，但这些事情也没有迫在眉睫，所以皇太后并没有决定马上启程，而是将回宫的时间定在第二天。可以看出，尽管这几件事情相当重要，但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这一方面表明事情没有急到立即恶化的程度，另一方面也表明皇太后对皇上的能力有一个基本估价和肯定，相信没有她的从旁协助，皇上也一定能够独立面对这些困难。皇太后依然在颐和园中如常生活，听戏、休息，一如既往，与过去每天的日子并没有什么不一样。
9月19日（八月初四日），皇太后如往常在乐寿堂进早餐，然后在随行人员陪同下，浩浩荡荡乘船从水路至万寿寺拈香。又步行至御座房稍坐片刻，再乘轿至广源闸码头，下轿换船至西直门外高粱桥倚虹堂码头，下船至行宫稍事休息，然后又从那里换乘轿子进西直门、西安门，再由西三座门至福华门。
根据各方面记载，皇太后这次回宫并不是一个周密计划，皇上似乎对这个并不周密的计划也不知道。这一天早上，皇上像往常一样在宫中早朝处理政务，召见了孙家鼐、庆亲王、张荫桓以及湖北候补游击袁祖礼等。从这些活动中，丝毫看不出皇上有什么不正常。只是到了下午，当皇太后快要回到宫中时，据说皇上才从庆亲王那里得到报告，于是匆忙赶到瀛秀园门外跪接。只是这些传说有多少可信性，也值得怀疑。但至少可以证明，截至9月19日傍晚，皇上的一切活动和精神状态都没有大的变化，与往常的日子一模一样。
穿过瀛秀园门，皇太后在皇上陪伴下入住西苑仪鸾殿。这里是皇太后每次回到城里必住的地方。而每当皇太后入住仪鸾殿时，皇上也总是循例从平常居住的养心殿移居涵元殿，因为这个地方较养心殿距仪鸾殿更近些，更方便皇上每天的请安和说话。这一天皇上仍循惯例这样做，并没有任何反常与可疑。
涵元殿地处瀛台，而瀛台就是中南海的南海中的一个小岛。当后来政治变动的消息越传越邪乎时，善良的人们几乎都认同康有为、梁启超在外面散播的消息，以为皇上被皇太后囚禁在那个三面环水的小岛上，成为一个孤独可怜的人。这个说法今天看来显然不是那么真实。
皇太后入住涵元殿之后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们不太清楚，到现在没有看到过任何官方文献和记录，不过从常理和惯例推测，皇上在那天晚上应该陪着皇太后说过一些话，就昨天和当天所发生的一些重大问题比如英俄两国的冲突、杨崇伊的奏折等交换过意见。或许在这个交换意见的过程中，皇太后对皇上略有指责或批评，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皇上的积极性，影响了皇上的情绪，使他觉得辛辛苦苦工作了一百多天，好不容易发动的新政，不仅没有获得如期成就，反而落得如此多的抱怨。或许正是在这种情绪支配下，皇上在第二天（9月20日，八月初五日）早朝和上午的外事活动中一反常态，精神不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