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五年（1899）正月，位于江阴东门外双牌市镇东南十里的金潼桥天主教堂，半夜为匪徒所劫。天主堂的司铎、法国传教士萧子云正好不在，在场的只有三个“贞嬢（修女）”。贞嬢们的描述是：“三更前有匪数十人，撞前门而入。”后来，“有从西面逾墙以入者。”贞嬢们闻声即“越窗避入菜圃，雌伏不敢动。”“匪徒入室搜劫”，“箱、橱等件皆毁之”，“礼拜堂陈设之具亦毁之。”“邻人闻声出视，匪以刀吓之。”黑暗中，可以见到那些匪徒“其皆短衣紧裤，悉若自强军装束。”抢完后，劫匪居然还在教堂墙外集合，查点人数，“每五人计之，谓六十五人。”最后，“鸣后膛枪三响乃去。”
李超琼前往现场勘案，带回了案犯作案时遗留在现场的物证，计有“油捻二、短刀一、后膛枪铜帽二颗”。后膛枪铜帽，就是子弹壳，长一寸六分，肯定非民间所有。
事涉洋教，作案人又疑是自强军，都是高度敏感的。但既然官方介入调查，事情就无法隐瞒了。当时，江阴教民甚多，一个县就有教堂三十七所。近年来，朝廷下的“电谕”和“懿旨”，都反复责成地方要对教堂加以保护。教堂出了抢劫大案，隐匿不报更不可能。于是，李超琼按例把案情通报了巡抚及藩、臬两司。
二月六日，李超琼来到黄山之麓自强军军营，拜谒提督李寿亭将军。一向友好热络的李寿亭将军，这次相见的表情既尴尬，又恼恨，“腼然，有不豫之色”。显然是因为李超琼已将教堂劫案的情况通报了上去。事已至此，有可能会影响他在军界的前程。
当初，张之洞在建议朝廷批准设立自强军的报告中，曾一口气列出了八旗、绿营之类的旧式军队的七种弊端：散漫、优劣难分、兵勇缺额、不会使用和保养武器、克扣军饷、训练内容陈旧、军官营私舞弊。而现在，这些弊端，新生的自强军几乎全占了。
如果李寿亭将军能够承认自己驻守一方治军不严，以破获教堂抢劫案为起点，从此严厉整肃军纪，自强军或许还会有救。但是，事情正相反。
三月初三日，一个下雨的黎明，有人来报，北城门外的永恒义钱庄被匪肆劫。情况是：匪众由屋脊天窗撬毁玻璃，乘两条毛竹软梯而入。从银房抢去洋元两千多；还将银房里存放的铅宝（参和有少量铅的金戒指）三十二只、铜洋一千三十三元一并掠去。参与抢劫的匪徒为数众多。连街上的更夫，也大多被他们控制，只有个别人逃往保甲局呼救。
保甲局的丁勇赶到，匪徒开枪还击。双方对射，各有被射伤者。最后，诸匪逃跑，保甲局丁勇和街坊邻舍在后紧追，只见匪徒“迳由黄山一路而去”。
有个姓孙的更夫供指凿凿，他声称，亲眼目睹匪徒身上号衣有“步队八营”的字样。
情况大体明了后，李超琼向自强军帮统章高元发去函件，“诣请即日严查营内”。自己则在兵营外面挨户搜查，午后，他又带领差役数十名及保甲局局勇、城守兵勇等三十余名，冒着雨，沿小街挨户查核。
兵营内的长官们不但不配合搜查，反而派兵四出阻扰。这一夜，大雨淋漓。兵营内外，军、政对立的情绪时时刻刻在加重。
但是，李超琼不想退缩。国家几年来耗饷至二百余万，养的这批兵都成了盗贼，不能保民，却来害民，怎么能指望他们抵御外侮呢！大帅张之洞对外宣称，自强军已经“皆成劲旅”，正不知是哄谁呢！
最根本的一点，如果“暴客满野，而不能戬”，那就是县令的失职。
兵营里传来消息，初八日，第八营的一个叫夏得胜的排长，秣陵人，出事之日就逃之夭夭。几天之内，第七营参与盗抢的官兵也四处逃散。尽管如此，提督李寿亭将军对自强军的盗抢事件还是“深以为讳”。他对县衙方面锲而不舍的追查耿耿于怀，公开责怪李超琼不给面子，对军队的丑事“不为廻护”。
这次，李寿亭江防提督的官运，算是走到了尽头。事后不久，自强军换帅，李寿亭被调离自强军。但是还好，据说，他还是得到了巡抚奎俊的密保，改而去刘坤一的总督府当了差，虽被削了实权，但也逃过了处分。
光绪二十五年三月，李超琼九十岁的老母亲在江阴衙署病故。五月，他奉母亲灵榇回籍守制［1］，卸下了江阴知县职务。
一年后，朝廷决定把自强军这支张之洞苦心经营多年的新式军队，划归两江总督刘坤一督饬，从而釜底抽薪地摆脱了张之洞对自强军的掌控。后来，已经离任忧居的李超琼，从在江阴老同事程福五口里听说了自强军发生兵变的事。
再过了一年，兵变解体后的自强军余部被调往山东，编入国防军第四镇（师），归袁世凯的北洋新军节制。一支国家在危难中好不容易打造出来的近代化精锐之师，从此在历史上消失。
其实，自强军的兵变迹象，李超琼在江阴知县任上时就有所觉察，并且向常州知府密报过的，但是这一切都回天无力，该发生的终究还是发生了。
自强军的结局，在李超琼看来是必然的，因为“治军之道宜严”，而“严”，“必先之以公。”如果带兵的将领自已“惟利是图”，“以营私为务”，那么，他有什么权威去约束、指挥士卒呢？
“第一好官”李超琼在江阴县任职仅一年，他为保一方平安，忠于职守，按程序办事，辛辛苦苦查案破案，却意外地亲自见证了被洋务派大佬们寄予厚望的中国第一支近代化新军的黄泉末路。［2］
［1］守制，即守孝。明清丧俗，凡父母或祖父母死后，儿子与承重孙（嫡长孙）自闻丧之日起，不得任官、应考、嫁娶和娱乐，要在家守孝三年，以二十七个月为满。
［2］本节未加说明或注释的情节和引文，均出自李超琼《石船居日记》稿本，苏州工业园区档案馆馆藏。
戊戌腥风
李超琼最早接触到维新思潮的理论体系，是光绪十八年（1892）闰六月十八日，在经学泰斗俞樾老先生的曲园里。
那天，俞樾在谈话中，提到乡试落榜后不断给皇帝上书的那位“南海康长素”［1］所著的《新学伪经考》。俞樾虽然认为康著是对儒家经典的一种诬蔑，但他起初也只是把意见记在自己的日记里，并没有公开反驳。但后来，康长素却“以千言书申辩，且求一言为定”。俞樾继续避其锋芒，“虚与委蛇以应之”。康长素“仍不许可”，再三纠缠，一定要俞先生公开表态。这位南海康长素，就是后来名噪京华的维新派领袖康有为。
俞樾的谈话，从《新学伪经考》说到了到四川学者廖平［2］。老人明明知道廖平是李超琼的同乡好友，但还是不客气地表明自己的观点：这个廖平，竟然呼应康有为的学说，说什么“唐虞三代之治，皆无其事”，只是“孔孟自拟治天下大法，假其名为之”，并且连“子张”也只是假托其名，未必实有其人云云。俞樾老人认为：这些观点，真是“谬妄之甚”。
俞樾由此而进一步谈到，研究经学“以本朝为最盛”。而现在有些人的研究，“愈出愈奇，已入牛角弯矣”。比如南海康长素的说法，其荒谬真叫人慨叹。
这是一次俞樾在寓所春在堂里进行的学术谈话……
光绪二十四年（1898）是戊戌年。暮春，一个又一个来自京城的消息，使江阴县令李超琼隐隐感到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暴，正在政权顶层形成。
四月三十日，他从邸抄得知，七天前的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召见康有为、张元济、黄遵宪、谭嗣同、梁启超等著名维新派人士，颁发《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
这个日子，就是后来近代史上著名的“百日维新”的起始点。
顶层风暴与基层知县之间相隔十万八千里，李超琼是不可能看清这团历史迷雾的，但总有一种莫名的焦虑积压在他心头，而且越压越沉重。
五月初九晚上掌灯后，他终于从多封“朋辈来书”中，看见了好友乔树枏的京都来信。这封信，是多日以来李超琼“盼久始得”的。
乔树枏［3］是李超琼在成都锦江书院求学时缔结的昆季之交之一。两人又同是同治癸酉年（1874）的四川拔贡。乔树枏和李超琼不同，被选中拔贡后直接分发到了刑部，开始了漫长的京官生涯。他先任刑部主事，后转吏部任郎中，是张之洞洋务运动的积极追随者。二十四年（1898）早春，他去湖南参加陈宝箴主持的南学会讲学活动，返京途中经过江苏，在苏州与李超琼久别重逢。阔别多年，此时的乔树枏已是一个积极活跃、小有名气的维新派人士。他去湖南讲学，是为维新变法呐喊。他认为，今日之世界，乃是“大战国”时代，呼吁国人“求公利，以自强”。
李超琼刚到江阴县令任上，正在为安排县邑数百名的文武生童参加当年常州府提学的考试忙碌，建立与驻江阴自强军大营之间的军政联系也需要他来回奔走协调。他整天忙得分身无术，不可开交。但是，这些与乔树枏投身其中的维新大事相比，完全不值一提。
四月下旬以来，皇帝颁发的变法诏书一日数下，风风火火，天下震动，而以邮路所需时间计算，乔写信的时间应该是五月初。到那个时间，变法开局已十来天了，但信中对变法进展如何一字不提，只是一味“慨悼时事，殊形悲惋”。如此低沉的叹息，从维新运动中心传出，使李超琼觉出了一种不祥之感，他担心这很可能预示着“朝局之大变”。
七月十六日，光绪皇帝在湖南巡抚陈宝箴的推荐下，先后召见了杨锐、刘光第、谭嗣同和林旭，加四人四品卿衔，使其协助处理国家内政外交，参与维新。这四个人，史称“小军机”。他们的存在，事实上架空了原有的国家行政核心——军机处和总理衙门，他们不是宰相，却占居了相位，就像在没有支撑的脚手架上从事高空作业，不守操作规范，又不系安全带。其勇或可贾，其险也可知。
四人中，杨锐和刘光第都是四川籍，都是乔树枏根据张之洞的授意，通过陈三立［4］，说动“新政重臣”陈宝箴，成功向皇帝推荐的京官。杨锐和刘光第，都是乔树枏的同乡好友，刘光第还是他租住的绳匠胡同的邻居。
八月初十日，李超琼应即将赴任四川总督的原江苏巡抚奎俊之召，从江阴赶到苏州专门向他介绍四川地方事务。谈话中，他很想向巡抚大人打听些京师的政局。但发现每一提起，奎俊就“蹙然，若有涕忧”。
从奎俊住处退出来，他才得到确切消息，朝局果然已经大变。“（八月）初六日，仍奉太后垂帘听政”，慈禧太后一举恢复“训政”，光绪皇帝的新政随即终止。四月二十三日到八月初六（1898年9月21日），这场无支撑脚手架的高空作业，仅仅运行了一百零三天。
一时间，苏州城里“伪言繁兴”，莫衷一是。李超琼为进一步打听消息，去拜访了俞樾。大师俞樾德高望重，此时却神神叨叨，一个劲儿地聊起了“符谶”之说，听得李超琼心神不定，心绪更乱。
李超琼“既疑既忧，食不下咽”。再去谒见即将就任一方总督的奎俊，追问再四，奎俊始终欲言又止。
其实，在这高层斗争变化莫测、极其敏感的时期，俞樾和奎俊自己都难辨深浅，哪里敢妄加评说。李超琼整天都被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着。他担心乔树枏的安危，更担心国家的前途。“天乎！中国其遂不可振乎？何彼苍苍之不佑圣明，乃至此也！”
八月十二日，李超琼去上海为奎俊送行，途中从报纸上见到了维新党人被到处掩捕，而康、梁双双逃亡的消息。他为那几位只当了二十来天“谋国重臣”的小军机们担忧，也为他们的“愚谬”感到悲哀。十四日，报纸消息，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四位小军机悉数被捕。可悲的不只是个人的命运，“振兴伊始，而忽为此变局”，对已经百孔千疮的国家来说，“良可骇异。”
十五日下午，从上海返回江阴途中，终于噩耗天降，他听说了“都中以康党杀六人”的消息。找来报纸，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的名字赫然在目。
中秋无月。横风斜雨，天色晦冥。
四位小军机，再加上山东御史杨深秀和康有为之弟康广仁，史称“戊戌六君子”。李超琼默默数点这六个未经审判就引颈就戮的人，不禁悲从中来：“皆知名士也！”他相信，他们只是由于政治上的急进，才身首异处的，而在内心里肯定，他们的牺牲都是为了国家的振兴。
九月，他在《苏报》见到一首绝句，“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5］这首诗虽然被人做了些改动，但无疑正是坊间流传的谭嗣同《狱中题壁》。李超琼如获珍宝，立刻抄录在日记本里。他认为，此诗“可谓渊渊作金石声，豪情浩气，振天地矣”。
九月十一日，李超琼收到在京的四川老乡的来信，“知杨（锐）、刘（光第）二君之骨，皆已启程还蜀”。在京城追捕“康党”的血腥恐怖中，有个人挺身而出，在众目睽睽之下，为新政殉难者收殓了尸体。这使他感到莫大的宽慰。他在日记里叹道：“同志者徒深恸惜而已。冤沉祸酷，长此终古，悲哉！”
他当时还不知道的是，在京都菜市口，那个不避罪谴，不顾安危，趋临哭殓，为刘光第收尸的那位英雄，正是他的挚友乔树枏。［6］
十月，他又收到京中友人寄来的“杨饴蒓侍御《狱中题壁》七律三首”。杨饴蒓，即为“六君子”中的山东道御史杨深秀，据说三首七律是他临刑前用香灰书就的。李超琼在日记里评论道：“词意凄悱而忠爱之忱如见。为之一哭”，“正士仁人之祸，岂系天乎？”
十二月，李超琼从《新闻报》上读到《刘裴村户部小传》，又“不觉为之泫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