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兴国二年（977）四月，太宗葬太祖于河南府巩县（河南巩义）皇陵，陵名永昌陵。此后，巩县皇陵成了北宋七个皇帝的陵寝所在地。自太祖朝以后，随着国家统一事业的基本完成，以及强干弱枝、重文抑武政策的进一步实施，政权日趋稳定，社会经济获得了很大发展，封建文化越来越繁荣，为隋唐时期所不及的两宋文明，终于破土而出，逐步成长起来。但是，与此同时，由于统治阶级腐朽性的加深，加上受到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严重威胁，整个国家的形势却越来越不容乐观，逐步走上了“积贫积弱”的道路。所谓积贫，主要是指国家财政而言，就是说，原先并不贫，积久而成贫，造成入不敷出的局面；所谓积弱，主要是指抵御边境少数民族侵略的军事力量而言，原先尚有进攻之力，久而连防御也产生了困难，在民族战争中不断遭到败绩。这种“积贫积弱”的局面，从太宗朝后期起开始露出了苗头。
宋太宗自开宝九年（976）即位以后，历二十二年的统治，他在政治和军事上，基本上沿袭太祖朝的一套基本国策，即在进一步完成全国统一事业的同时，继续加强中央集权，防范一切有可能威胁到赵宋政权的人和事。但是，鉴于太祖兄弟个人经历的不同，能力的差异，品质的好坏，加上形势的变化，他们两人在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建树和加强中央集权所采取的措施也不尽完全相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治上太宗特别注重培植完全忠实于自己的官员，以防止太祖和廷美一系势力的再起。二是深刻认识到“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致治”的道理，对文化事业给予相当的关注，既有利于政权的巩固，又为自己树立了重文好学的美名。
总的说来，太祖是创业之君，他身经百战，深刻认识到帝位来之不易，故在位期间，不仅武功卓着，治理国家也是兢兢业业，各个方面都收到了良好的成效。而太宗并无乃兄之经历，既乏军事才能，又缺少政治上的远见卓识，他从二十二岁起，就坐享尊荣，以皇弟的身份悠游于京城之内，斗鸡走狗，广蓄姬妾，过着富贵、腐朽的生活。登上帝位以后，虽然尚称勤政，但因为不甚懂得军事，所以从高梁河之战到歧沟关之战皆以失败告终，加之官僚机构庞大，统治者的糜烂加深，使得冗兵、冗吏和冗费日益严重，国家财用渐显不足。虽然太宗一朝的政治并非一无是处，尤其在“文治”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但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却确实发轫于它的后期。
第一节 太宗朝的内政和“积贫”局面的显现太宗即位以后，仍以加强中央集权、抑制武人作为基本国策，然后就是“兴文教”、崇释老这样两件大事。但是，执行结果，除在文化建设上具有一定积极意义以外，在其他方面，消极影响远大于积极作用。在政治上，造成官僚机构叠床架屋的现象日趋严重，办事效率更加低下；在军事上，由于限制了诸将在战斗中的主动性，使军队战斗力进一步被削弱；在财政上，随着“三冗”的出现，情况也趋于恶化。
一、进一步削弱州郡长官和宰相的权力
北宋建立以后，各地节度使的权力虽然大为削弱，但仍承唐末、五代遗制，其所辖范围，除所驻州郡外，尚领有其他几个州郡，俗称支郡。在平定南方诸国以后，才开始取消节度使领支郡的做法，让各州郡皆直属于朝廷，而北方则依然。太平兴国二年（977）八月，右拾遗李瀚奏称：“节镇领支郡，多俾亲吏掌其关市，颇不便于商贾，滞天下之货。望不令有所统摄，以分方面之权，尊奖王室，亦强干弱枝之术也。”太宗以为然，于是下诏：“邠、宁、泾、原、鄜、坊、延、丹、陕、虢、襄、均、房、复、邓、唐、澶、濮、宋、亳、郓、济、沧、德、曹、单、青、淄、兖、沂、贝、冀、滑、卫、镇、深、赵、定、祁等州，并直属京。”从此以后，“天下节镇无复领支郡者矣”。
宋承唐制，宰相集中治事，其地称中书门下，亦称政事堂，故宰相的指挥和命令，称为堂帖。太祖末年，有鉴于赵普专权，改堂帖为札子，作为宰相行政的“公式文字”。可是太宗以为：“前代中书有堂帖指挥公事，乃是权臣假此名以威服天下。太祖朝赵普在中书，其堂帖势重于敇命，寻亦令削去，今何为却置札子乎？札子与堂帖乃大同小异尔。”于是下诏：“自今大臣须降敇命，合用札子，亦当奏裁方可施行。”就是说，宰相行政皆须皇帝降敕才能施行，即使普通的指挥和命令也非得“奏裁”不可。从此以后，宰相的行政权进一步受到限制，处理政务失去了自主性，对权臣的势力也多少是一种限制。
宋初对官员的除授，也就是在官职的升降和差遣的除授上，除剥夺了节度使自行辟除幕职州县官的权力，全国大小文武官员皆由朝廷任命以外，基本上沿袭了后周之制。其办法有三：一是特旨除授，即对重要官职，如宰执、台谏、侍从、给舍、三衙、知开封府，“悉禀圣旨，然后除授”；二是堂除，也就是由二府宰执除授官员，其除授对象包括卿监以下的朝官（即正五品至正八品的官员），对幕职州县官，也往往通过堂帖，指挥流内铨除授；三是吏部除授，即由吏部铨选注拟京官七品以下的文官。乾德二年（964），吏部尚书张昭致仕，尚书一职始由它官权判，京官以上皆改为堂除，幕职州县官（选人）才由吏部流内铨注拟。这样，宰执的用人权一度扩大到除皇帝特授以外的全部京朝官。太宗为了限制宰执的这一权力，于太平兴国六年（981），置考课院，下领京朝官考课院和幕职州县官考课院，负责对京朝官以下流内官员的考课和除授。淳化三年（992）十月，将考课院一分为二，置磨勘京朝官院和磨勘幕职州县官院。次年二月，又改磨勘京朝官院为审官院，改磨勘幕职州县官院为考课院，并将其与流内铨合并，“凡常调选人，流内铨主之，奏举及历任有私累官，考课院主之”，同掌选人铨选。知审官院和考课院的长官，皆由皇帝任命重要官员担任，他们既不属于吏部，也不属于中书门下，而是直接对皇帝负责。这样，便削弱了宰执的用人之权，并使吏部基本上成了一个空架子。但是，随着官僚机构的平白增添，机构臃肿、官员人数增加的毛病也日益显现。
二、“将从中御”，进一步压制武人
唐末至五代，武将跋扈已甚，他们出兵打仗，当然不可能也不会死守内廷规定，而是全按战场上的实际情况行事。这种做法，直至太祖朝时亦然。
对此，我们可以从《长编》卷二三七，煕宁五年八月庚子条得到证明，其谓：“（神宗）论太宗时用兵，多作大小卷付将帅，御其进退，不如太祖。”由于太宗在登基前并无带兵作战的经验，在军队中的威信也不会高，所以特别害怕诸将不听调遣，为此便推行了所谓“将从中御”的政策，以驾驭前线诸将。其内容为：主将在行军和指挥作战时，必须按内廷所出的方略或阵图办事，否则即属违旨。据《长编》卷二〇，太平兴国四年（979）十月庚午条载：契丹大入侵，镇州都钤辖、云州观察使浚仪刘延翰帅众御之，先阵于徐河。崔彦进潜师出黒芦堤北，缘长城口，衔枚蹑敌后，李汉琼及崔翰亦领兵继至。先是，上以阵图授诸将，俾分为八阵。大军次满城，敌骑坌至。右龙武将军赵延进乘高望之，东西亘野，不见其尾。翰等方按图布阵，阵相去百步，士众疑惧，略无斗志。延进谓翰等曰：“主上委吾等边事，盖期于克敌尔。今敌骑若此，而我师星布，其势悬绝，彼若乘我，将何以济？不如合而击之，可以决胜。违令而获利，不犹愈于辱国乎！”翰等曰：“万一不捷，则若之何？”延进曰：“倘有丧败，延进独当其责。”翰等犹以擅改诏旨为疑，镇州监军、六宅使李继隆曰：“兵贵适变，安可以预料为定！违诏之罪，继隆请独当之。”翰等意始决。于是分为二阵，前后相副，士众皆喜。三战，大破之，敌众崩溃。
此次战斗，如果按照太宗事先定下的阵图布为八阵，由于兵力分散，必然遭到惨败，幸亏赵延进、李继隆两人冒着违诏的罪名，毅然改变布阵方略，才取得了胜利，足见这种“将从中御”的做法危害性之大。对此，当时官员屡有陈奏，指出将权不专的弊病，希望不要再对边将降阵图、授方略。如端拱二年（989）正月，知制诰田锡奏称：今之御戎，无先于选将帅，既得将帅，请委任责成，不必降以阵图，不须授之方略，自然因机设变，观衅制宜，无不成功，无不破敌矣……今委任将帅，而每事欲从中降诏，授以方略，赐以阵图，依从则有未合宜，专断则是违上旨，以此制胜，未见其长。
可是，这种“将从中御”的政策，不仅终太宗之世不作改变，此后更成了祖宗家法，遵行惟谨。这样，便给以后的历次对外战争造成了严重后果。
三、扩大科举取士，培植亲信官员唐、宋两代虽然皆以科举取士，但是不仅科场条制有不同，而且取士人数多寡、官职除授大小也相当悬殊。从文献记载来看，唐代科举包括常举和制举在内，每举取士人数很少有超过百名者。以进士为例，最多年份，每举不过七八十名，少则只有数名，甚至全部被黜落。对科举出身者所授的官职也很低，即使考取进士高科，亦只能授从九品的县尉之类。这种状况，经五代一直延续到北宋太祖朝都没有变化。然而，到了太宗即位以后，取士人数开始急剧增加，所授官职也比以前要优厚得多。太平兴国二年（977），是太宗即位以后所举行的第一次科举，共录取进士、诸科人数达五百名之多，相当于太祖朝每年平均取士人数的二十五倍。“第一、第二等进士并《九经》授将作监丞（从八品，笔者注）、大理评事（正九品，笔者注），“并”通判诸州；同出身进士及诸科并送吏部免选，优等注拟初资职事、判司簿尉。宠章殊异，历代所未有也”。此后，每举取士人数和所授官职，基本上都是如此，从而保证了从中央到地方所有官僚机构的长吏和重要副职都由进士出身的人担任，这是唐、五代时期所不可能做到的，它多少有利于政治的清明。
宋太宗为什么要对科举取士作如此重大的改变？据他自己说，是为了“兴文教，抑武事”，此话当然不假，但实际上还包含有培植亲信官员的意图。因为在他即位时，朝中大臣几乎全是太祖的亲信，他们对太宗不正常的继位肯定怀有看法，为此他一方面采取各种手段，陷皇侄德昭、德芳和皇弟廷美于非命，以削除日后的威胁；另一方面则通过扩大科举取士，不次拔擢进士出身者进入中央政府，以培植自己的亲信。关于后面一点，人们不难从太平兴国二年科举太宗亲自录取张齐贤为进士一事中觉察出其中的意图。
据《宋史·张齐贤传》载：太祖幸西都，齐贤以布衣献策马前，召至行宫，齐贤以手画地，条陈十事：曰下并、汾，曰富民，曰封建，曰敦孝，曰举贤，曰太学，曰籍田，曰选良吏，曰慎刑，曰惩奸。内四说称旨，齐贤坚执以为皆善，上怒，令武士拽出之。及还，语太宗曰：“我幸西都，惟得一张齐贤尔。我不欲爵之以官，异时可使辅汝为相也。”太宗擢进士，欲置齐贤高第，有司偶失抡选，上不悦，一榜尽与京官，于是齐贤以大理评事通判衡州。
张齐贤是一位应试不第和献策报罢的失意士人，曾经遭受过太祖的非礼待遇，他对太祖必然不会有好感。太宗正是看到这一点，才将其破格超除，乘机市恩。所谓太祖云云，只不过是太宗为表明自己是“受命之君”而故意编造出来的托辞而已。该年进士，榜首吕蒙正仅六年就擢为参知政事，又五年，遂拜相，超迁荣速可谓史无前例。该榜后来出任宰执的还有张齐贤、李至、王化基、王沔、温仲舒、张宏、陈恕等多人，是有宋一代出宰执最多的一榜，都是太宗有意将他们培植“为朕股肱耳目”所致。
淳化二年（991）九月，吕蒙正、张齐贤相继登上相位后，太宗再次任用“和厚多恕，不念旧恶，在位小心循谨，无赫赫称”的老臣李昉为相，做到新老兼济，从而形成一个既有作为又不擅权的宰相班子，一改以往赵普独断专行的局面。
另外，雍煕二年（985），太宗又定殿前唱名、皇帝亲赐及第之制，唱名制度与殿试制度相配合，使新进士真正成了“天子门生”，从而进一步摧毁了座主、门生关系的残余，对防止科举朋党的产生起到了重大作用。
太宗扩大科举取士，重用科举出身者，虽然有其私心，但对整个宋代文化的发展，客观上却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以科举官僚代替门荫等其他途径出身的官僚行使政权，也是时代的一个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