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这一称呼，最早出现于魏晋时期，乃“佃客”之谓，但当时还十分罕见。唐自均田制破坏以后，“客户”一词才大量出现，系指逃离本土，浮寄于他乡的农户，这些人在新的居住地是否拥有田产，则不加考虑。入宋，“客户”才正式列入户籍，并与“主户”对称。不过，宋代的乡村客户，与唐之客户意思并不完全相同，即使宋人对此也有歧义。一种以为他们是“无产而侨寓者也”。就是一无田产，二为流寓之人。一种以为“乡墅有不占田之民，借人之牛，受人之土，庸而耕者，谓之客户”，它并无唐代关于客户须是流寓者这一条件。只有仁宗朝的李觏将两者较好地结合起来，他说：“今之浮客，佃人之田，居人之地者，盖多于主户矣。”因而，宋代的客户实际上就是指没有土地，常居于主人之家，为人庸耕的佃农。这些人未必都是外来流民，但随着主人的不同，他们的住地就会相应地发生变动，这就是称佃农为“浮客”的原因。当然，也不是所有佃农都是客户，这是因为“宋代官田有时组织为营屯田或官庄，而有时则整批出租，而佃耕官田的绝大多数是豪强大地主。这种豪强大地主租到了整批官田之后，自然不是自己耕种，而是再分租给农民。这样他们对官府说来是佃户，而对直接生产者农民说来则是地主”。这也是为什么有些地区不以田产而以税钱或家业钱分别主客户的原因。
客户在农村中所占比例如何，由于各地情况不一，难有一个统一的数字，从王存《元丰九域志》记载的户口统计来看，客户约占全国总户数的百分之三十五左右，若加上各地存在着的大量无产税户，这个比例还要大得多。
客户与主户中的下户，是农村劳动力的基本来源，当占农村人口的绝大部分。主户的存在，以客户的存在为前提，正如苏轼所说：“客户乃主户之本，若客户阙食流散，主户亦须荒废田土矣。”南宋前期人熊克在一首《劝农诗》中说：“凡农主客两相依，以富资贫政所宜。要彼力耕吾有望，借粮借种莫迟迟。”足见客户在宋代农业生产中的重要地位和有识之士对处理主客关系的正确认识。
宋代将客户登记在国家编造的户籍（丁账）上，虽然出于征发力役和征收身丁钱的需要，但与唐代大多荫庇于庄园地主中的佃客、部曲相比，宋代客户已成了国家的编户齐民，法律地位虽比主户低下，却多少得到了一些政府保障，这应该是一种社会的进步。
自唐五代以来，佃客对地主的依附关系一直比较强烈，尤其是南方地区的佃客没有迁徙自由。但是，到仁宗天圣五年（1027），这种情况有了改变，据这一年十一月所颁布的一个诏令谓：江淮、两浙、荆湖、福建、广南州军，旧条，私下分田客，非时不得起移。如主人发遣，给与凭由，方许别住，多被主人折勒，不放起移。自今后，客户起移，更不取主人凭由，须每田收田毕日，商量去住，各取稳便。
即不得非时衷私起移。如是主人非理拦占，许经县论详。
这项诏令规定，佃客只要在当年农事了毕，就可解除契约，自由迁徙，而不必非得由主人“给与凭由”不可。据后来哲宗朝官员王岩叟在元佑二年（1087）奏称：“富民召客为佃户，毎岁未收获间，借贷周给，无所不至。一失抚存，明年必去而之他。”他所说的情况虽然并非普遍现象，但至少说明到北宋后期，佃客的起移尚较自由，对地主的依附关系有所松弛。当然，在一些经济不发达的地区，政府为了维护官田的劳动力和守御边界的需要，也制订了限制佃客自由迁徙的法令，但这毕竟发生在个别地区，不能视为普遍现象。
地主与客户（包括乡村下户），一般都以契约关系结合起来，形成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地主提供土地，有时还有耕牛、种子和农具等，佃客则要向地主交纳地租，有时还要提供各种形式的劳役和其他额外的剥削。
地租有分成租和定额租两种，而以分成租居多，租额各地不尽相同。据神宗朝官员陈舜俞说：奈之何生民之穷乎？千夫之乡，耕人之田者九百夫，犁牛、稼器无所不赁于人。匹夫、匹妇男女耦耕，力不百亩，以乐岁之收五之，田者取其二，牛者取其一，稼器者取其一，而仅食其一。不幸中岁，则偿且不赡矣。明年耕，则称息加焉，后虽有丰获，取之无所赢而食矣。在这种情况下，佃户若无耕牛和农具，只能分到五分之一的收成；如有耕牛和农具，则可分到五分之三的收成。
又据仁宗朝苏洵说：“富民之家，地大业广，阡陌连接。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驱役，视以奴仆。安坐四顾，指麾于其间，而役属之民，夏为之耨，秋为之获，无有一人违其节度以嬉，而田之所入，己得其半，耕者得其半。”
在这种情况下，佃户和地主是五五分成。
定额租多用在官田上，租额一般较轻，如仁宗朝时，陕西“自来人户租佃官庄地土，每亩出科不过一二斗”，即使后来增加，每亩也只是数斗而已。官田的租额所以如此低，有两种原因：一种是豪强大地主与官府相勾结，批租官田时有意压低租额；另一种是官田的土质大都不佳，或在沿边地区，农民一旦租种以后，政府常有其他科配，百姓不感兴趣，所以只得降低租额，“勒令分种”。一般民田的定额租，按土质好坏而定，江南土地每亩一石至五六斗不等，北方的产量较低，田租相对要轻一些。
佃客的负担当然远不止田租，他们除与主户一样，需要负担国家力役以外，还要给地主应差，不时贡献家禽食物，地主还通过扩大斗斛容量来增加剥削额。南宋人毛瑕的《吴门田家十咏》云：“今年田事谢苍苍，尽有瓶罂卒岁藏。只恐主家增斛面，双鸡先把献监庄。”就反映了这种额外剥削的情形。
三、坊郭户
“坊郭户”之名，在唐代后期已经出现，不过当时只是在居住地域上与乡村户的一种区别，既没有将其分等，也没有将其单独编造户籍。入宋，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手工业的兴盛，城镇日益繁荣，在那里聚集了大量非农业人户，宋人称之为坊郭户，就有了户籍上的独特含义。坊指城区，郭指城郭即郊外，坊郭户不仅指城镇内的居民，也包括了州县城外新的城市居民区——草市的居民。宋代将坊郭户单独立籍定等，是中国封建社会户籍制度上的一大变化，反映了宋代社会形态确实已不同于以前，封建统治者对以商人、手工业者、破产农民为主的市民群体的重视。
真宗天禧三年（1019）十二月，宋朝政府应户部尚书冯拯之请，派出官员首先对河南府（洛阳）均定“坊郭居民等”，此后便逐渐推广到全国各地，从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起，史籍对坊郭户有了较多记载，说明这一版籍的编造当完成在仁宗朝前期。
宋代将坊郭户划分为十等，其划分原则依据家业钱（房、地）和营运物力而定，但具体标准各地不一，史籍也没有留下这方面的详细记载。大致说来，第一等坊郭户属于富有的商人、高利贷者和手工业主，若财力比其高出一倍以上者，可称为“富强户”、“特强户”或“出等户”。以下依次类推。第二等和第三等坊郭户也较富裕。煕宁八年（1075），据河北路察访使曾孝宽奏称：“庆历八年，尝诏河北州军坊郭第三等，乡村第二等，毎户养被甲马一匹，以备非时。”与之比照，第三等坊郭户在城镇中的地位，相当于第二等主户在乡村中的地位。煕宁二年判司农寺邓绾等言：“畿内乡户计产业，若家资之贫富，上下分为五等，岁以夏秋随等输钱，乡户自四等、坊郭自六等以下勿输。”以上可知，坊郭上五等户，与乡村上三等户一样，“乃从来兼并之家”。坊郭第六、七、八等户相当于乡村第四等户，即中下户；坊郭第九、十等户，相当于乡村第五等户，也就是下户，其中的第十等户，还包括了受作坊主和大商人剥削和压迫的苦力。不过，同样是中户或下户，坊郭与乡村的实际财力并不相等，如煕宁年间的免役法规定：“坊郭户家产不及二百千，乡村户不及五十千，毋输役钱。”可知坊郭下户和乡村下户的财产标准分别是二百贯以下和五十贯以下，两者相差三倍。
由于地区差异，造成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加上吏胥为奸，各地对坊郭户等第的划分非常混乱，其中又以第十等坊郭户为最，据欧阳修说：“有只将堪任差配人户定为十等者，有将城邑之民不问贫穷孤老尽充十等者，有只将主户为十等者，有并客户亦定十等者。州县大小贫富既各不同，而等第差科之间又由官吏临时均配，就中僻小州县官吏多非其人，是小处贫民常苦重敛。”
他以辽州（山西左权）为例，有一高姓坊郭户，以卖松明为活，家业钱仅有十四贯，被划为第七等；有一韩姓坊郭户，家业钱仅二十七贯，被划为第五等；另一韩姓坊郭户，家业钱仅九贯，被划为第八等。还有一户以开饼店为业的坊郭户，每天只有六文钱的房钱收入，竟然被划为第四等。如果在江南城镇，这些坊郭户恐怕都只能划为第十等。同样是坊郭户，还有州郡坊郭户与县坊郭户的不同，前者在物力方面比后者要强一些。
坊郭户，特别是上户，对国家的负担也很重。一是科配，又称科敷，就是朝廷无固定时间，临时性地向他们摊派杂税，或低价甚至无偿科买官府需要的物品，或高价配卖官府某些多余的物品。在名义上说，虽然主要科配坊郭上户，但上户往往通过与官府相勾结，将负担转移到下户身上。二是代国家养马。如庆历四年（1044）规定：河北第三等以上坊郭户，要为国家养马。元丰三年（1080）诏：“以国马未备，令开封府界、京东西、河北、陕西、河东路州县物力户，自买马牧养。坊郭户家产及三千缗，乡村及五千缗，养一匹。各及一倍，增一匹，至三匹止。”三是和买。大观元年（1107），据有关官员奏称，“坊郭户预买有家至（绢）千匹或四五百匹者”，足见负担之沉重。此外，“煕宁变法”以前，坊郭户并无差役负担，但免役法实行后，他们也要交纳一定数量的助役钱。
以上这些负担，看来都在坊郭上户身上，实际上，坊郭上户对坊郭下户的剥削也十分严重，他们在商业上经常进行垄断经营，使下户失业或亏本。
坊郭上户还利用高利贷盘剥下户，在雇佣中对他们进行残酷的虐待和剥削。
四、官户
隋、唐、五代时期的官户，属于贱民之一，其来源有多种，或奴隶所生子女，或官奴婢放免而来，或由吏民犯罪配没。他们在州县无户籍，隶属有关官署。官户遇赦，一免为番户，再免为杂户，三免为良人。到了北宋前期，官户即指品官之家，以与民户相对称。因此，宋代官户与隋、唐、五代的官户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法律概念，前者以人身隶属关系而言，后者以户主的地位和特权而言。
北宋官户，入形势版簿，到南宋是否立有专门户籍，已不可考，一种意见以为，它已载入五等主户簿籍，但在户籍中需要特别加以注明，以与民户相区别。能够列入官户范围的，主要指一品至九品的官员之家，某些通过出钱等途径买得的官、宗室亲、义勇保甲和阵亡之家因恩泽授官者、娶宗室女并内命妇授官者，须至朝官（正八品以上），才能算官户。官员死去，其子孙得荫补者，不管有品无品，也算官户。荫尽，官户需改成民户。
宋代有多少官户，实际数字虽无考，但是我们依据官员人数，尚可推算其大概。包拯在皇佑元年（1049）指出：“景德、祥符中，文武官总九千七百八十五员。今内外官属总一万七千三百余员，其未受差遣京官、使臣及守选人不在数内。”如果考虑到一家往往有数官的情况，在职品官户数可能比实际品官人数要少一些。但是，另外尚有大量享有余荫的官户，余荫可及五世，其户数大约为在世官员数的三倍左右。可知真宗朝前期的官户当有三万户左右，约占当时全国总户数七百四十一万户的二百五十分之一。仁宗朝中期的官户当有六万户左右，约占当时全国总户数一千零七十五万的一百八十分之一。北宋后期，冗官不断增加，官户也相应大幅度增加。若以人口论，因为每户官户人数远比一般民户为多，所以官户总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还要大得多。
官户除品官本人享有俸禄、荫补权，犯罪可以减刑，犯公罪可以官当赎铜等权利以外，作为整个户来说（包括户内子孙、曾孙，旁及兄弟），还享有种种特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