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宗一朝四十二年(1022-1063),从表面上看,国家尚称稳定,社会经济继续向前发展,学术文化非常繁荣,各种人才辈出。在对外关系上,宝元(1038-1039)、庆历(1041-1048)间虽有几次与西夏大的战争,但时间并不长,只能称是边患而已,与辽朝也维持着相对的和平局面;在国家内部,改良派与反改良派之间的斗争虽然十分剧烈,党争比前朝更加严重,农民起义、士兵兵变时有发生,但这些尚不足以威胁到赵宋政权的存亡。总之,整个国家似乎显得比较太平。
仁宗之世,政风宽和,对官员尤甚,由此造成功过不分,赏罚不明,号令不行,朝廷上下因循弛慢之风盛行。如果拨开表面上的所谓盛世,从骨子里看,赵宋政权实则面临着深刻的危机。其主要表现为:随着封建统治腐朽性的加深,“三冗”更加严重,国家财政状况开始恶化,几乎已达到入不敷出的程度,“积贫”局面正式形成。由于封建剥削的加重,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化,农民起义呈现出此起彼伏之势,幸亏规模都较小,且采取军事镇压和分化瓦解的策略,故而尚未蔓延成为燎原烈火。随着军队战斗力的进一步削弱,与国力并不强大的西夏几次战争都以失败告终,北宋的“积弱”局面至此也正式形成。
在这样的形势下,宋代士大夫中的一些有识之士,不断发出改良政治的呼声,到庆历年间(1041-1048),遂有范仲淹领导的改良运动的出现。“庆历新政”失败后,北宋社会危机更加严重。嘉佑八年(1063)三月,仁宗去世,英宗继立,由于英宗的健康状况一直很差,在位时间不过四年,故在政治上不可能有所作为。因此,英宗一朝的政治,除了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进一步深化以外,其他与仁宗朝并无大的不同。
第一节 仁宗朝前期的政治
一、刘太后临朝听政
乾兴元年(1022)二月,真宗病死,遗诏太子赵祯(1010-1063)于柩前即皇帝位,是为仁宗,尊皇后刘氏为太后,权处分军国事。十月,葬真宗于巩县皇陵,陵名永定陵。次年改元天圣(1023-1031),意为由“二圣人”即皇帝与太后共同执掌朝政。当时仁宗只有十三岁,政权实际上掌握在刘太后手中,从而开始了刘太后临朝听政的时代。直到明道二年(1033)三月刘太后去世,她掌权时间长达十一年之久。死后谥曰“章献明肃”。
刘太后先世为太原人,后徙益州(四川成都)。父通,事太宗为虎捷都指挥使,早卒,她因此被育于外祖家。蜀人龚美以锻银为业,携刘入京师,时真宗为皇子,将她选入王宫。真宗即位后,她由美人逐渐晋升,大中祥符五年(1012)被立为皇后。刘后不仅有姿色,而且多才艺,“性警悟,晓书史,闻朝廷事,能记其本末”,是有宋一代最具权术和怀有极强权力欲的后妃之一。
仁宗生母李宸妃,杭州人,本是真宗后宫的一名宫女。仁宗生出不久,即被刘后据为己子,终刘太后之世,仁宗竟浑然不知自己实为李氏所生。因此,尽管他登上了帝位,李氏依然处于先朝嫔御之列而默默无闻。明道元年(1032)二月,李氏病故,临死前夕,才被进位宸妃,于是后世遂有“狸猫换太子”的故事。由此足见刘太后手段之狠辣和权势之盛。
刘太后很早就预闻朝政,真宗晚年,久疾不愈,前后事多遗忘,于是政事皆取决于后。前面提到的寇准、李迪罢相,以及杀周怀政,实皆出自其意。
刘太后虽庇护丁谓,却有自己的原则,即不允许任何大臣弄权,一经发现,绝不姑息,心腹内侍雷允恭之死和丁谓的遭贬黜,皆由于此。
刘太后深知真宗朝的弊政,为挽救财政危机,不得不有所更张。天圣元年(1023)正月,应权三司使李谘奏请,命有关官员与三司同议裁减冗费,接着便在全国范围内削减各类“圣节”醮斋的规模和数量,并罢去天庆(按:指正月初三日“天书”降日)等五节的“天下赐宴”。三月,刘太后以为,以往“诸处营造,内侍直省宣谕,不由三司,而广有支费。且闻伐材采木,山谷渐深,辇致劳苦,宜检约之”,故下诏:“自今传宣营造屋宇,并先下三司计度实用功料,然后给以官物。”天圣七年六月,玉清昭应宫被大火焚毁,只存下一二小殿,枢密副使范雍度太后有再建之意,上奏谓:“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遽为灰烬,非出人意,如其所存又将葺之,则民不堪命,非所以只天戒也。”右司谏范讽亦言:“山木已尽,人力已竭,虽复修,必不成。臣知朝廷亦不为此,其如疑天下何!愿明告四方,使户知之。”其他大臣也助雍、讽等言。刘太后才下诏“以不复修宫之意谕天下”。至此,基本上停止了新宫观和寺院的兴建。
在用人上,刘太后秉承宋真宗所谓“异论相搅”的策略,尽可能起用不同观点的大臣为宰执,以防止政权落入一人一派之手。自丁谓罢相后,宰相只存冯拯一人,乾兴元年七月,刘太后擢参知政事王曾为相。天圣元年九月,冯拯因疾罢相,不久去世,刘太后立即将与王曾意见相左的王钦若自江宁召至汴京,重再拜相。天圣三年十一月,王钦若病卒,又擢曾经因立班上下而与王曾产生过矛盾的张知白为相。不过,无论是王曾或张知白,在政治上都有出色的表现。尤其是王曾,此人乃咸平五年(1002)进士第一人,历官知制诰、翰林学士,大中祥符九年(1016)出任参知政事,进入执政行列。天禧元年(1017),以辞会灵观使罢政,表明他对道教宫观一职之不齿。后来复除参知政事,时真宗病重,王曾对刘皇后的专权也想加以限制,但没有成功。
真宗死后不久,王曾拜相。史言其为人“方严持重,每进见,言利害事,审而中理,多所荐拔,尤恶侥幸”,“进止皆有常处,平居寡言笑,人莫敢干以私”。
任相七年间,对刘太后超越礼制的排场和对外戚无节制的加恩,“多所裁抑,太后滋不悦”。由于他不居功自傲,不结党营私,言谈做事皆小心谨慎,刘太后一时也奈何他不得。天圣七年六月,昭应宫火灾,终于为刘太后找到了将他罢去相位的借口。景佑二年(1035)二月(时刘太后已死),王曾再次被擢为宰相,四年四月,因与另一宰相吕夷简产生矛盾而再罢相。宋人对王曾的评价甚高,认为:“王旦德量为世所宗,然真宗封祀,旦依违其间,不能谏阻,而王曾以辞会灵观使罢政,故韩琦、富弼重曾过于旦。以琦、弼之功业德量而欣慕曾若是,则曾之贤由此可知。”
天圣六年二月,宰相张知白去世,三月,仁宗在东宫时的旧臣张士逊升任宰相,不过此人年事已高,虽能奉公守法,却政绩平平。次年二月,知开封府吕夷简为宰相。此后,吕夷简曾长期为相,前后长达十三年之久,成为宋朝立国以来任相时间仅次于赵普的一位权相。应当说,吕夷简曾是一个有能力的大臣,早年,在知滨州时,即向朝廷奏免天下农器税,对宋代农业的发展具有一定贡献,权知开封府时,治理严格有序,颇有声望,这些都得到真宗的赏识。吕夷简对大中祥符年间的“天书”下降和大建宫观等事也多有谏言。真宗死后,太后欲将他生前的服玩置于自己宫中,吕夷简即上疏加以劝阻。尤其是明道元年(1032),李宸妃卒,为葬礼规格,他与刘太后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此事表明了他作为一名宰相的责任心和远见卓识。据《宋史·后妃上》载:初,章献太后欲以宫人礼治丧于外,丞相吕夷简奏,礼宜从厚。太后遽引帝起,有顷,独坐帘下,召夷简问曰:“一宫人死,相公云云,何欤?”夷简曰:“臣待罪宰相,事无内外,无不当预。”太后怒曰:“相公欲离间吾母子耶!”夷简从容对曰:“陛下不以刘氏为念,臣不敢言;尚念刘氏,则丧礼宜从厚。”太后悟,遽曰:“宫人,李宸妃也,且奈何?”夷简乃请治丧用一品礼,殡洪福院。夷简又谓入内都知罗崇勋曰:“宸妃当以后服殓,用水银实棺,异时勿谓夷简未尝道及。”崇勋如其言。
后章献太后崩,燕王为仁宗言:“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
仁宗号恸顿毁,不视朝累日,下哀痛之诏自责。尊宸妃为皇太后,谥庄懿。幸洪福寺祭告,易梓宫,亲哭视之,妃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太后,以水银养之,故不坏。仁宗叹曰:“人言其可信哉!”遇刘氏加厚。
由于刘太后采纳了吕夷简的建议,妥善地处理了李宸妃的葬礼,防止了最高统治集团内部有可能产生的尖锐矛盾和激烈斗争,稳定了政局,吕夷简在这里所起的作用当不可低估。
明道二年(1033)三月,刘太后去世,从而开始了仁宗亲政的时代。
二、宋夏之战和北宋“积弱”局面的形成
自真宗朝起,随着北宋军事力量的衰落,西夏对北宋的扩张日趋严重。
早在咸平五年(1002),李继迁攻下北宋的灵州(宁夏灵武)后,便将此地改称为西平府,次年将统治中心迁此。灵州一带是黄河中上游最肥沃的地区,是北宋控制西北地区的枢纽,也是宋朝购买西北边马的必经之路,它的失陷,对北宋影响很大。咸平六年五月,李继迁死,子德明继位,他继续向辽称臣,被辽封为夏国国王。德明鉴于对宋长期战争,力量消耗太大,同时为向西扩张,避免两线作战,在景德三年(1006)也向宋称臣,宋朝封他为定难军节度使、西平王,赠金帛缗钱四万贯匹两,茶二万斤。德明乘机进行内部整顿,于次年将王都迁到兴州(宁夏银川),并击败回纥,占领了甘州(张掖)和凉州(武威)等地,力量进一步壮大。
明道元年(1032),德明去世,子元昊继位。元昊是党项族的杰出领袖,他雄才大略,善于用兵,继位后继续向西扩张,先后攻占瓜州(甘肃安西)、沙州(甘肃敦煌)、肃州(甘肃酒泉),又越过河西走廊,向吐蕃所在地的青唐(今青海东北部西宁地区)扩张,建成了一个实力不小的民族政权。与此同时,他改变了父德明的政策,认为“先王大错,有国如此,而乃臣属于人”,于是向宋廷要求平等的政治地位,“许以西郊之地,册为南面之君”。宝元元年(1038),元昊自称皇帝,国号大夏,建都兴庆府,并大规模扩充军队,不惜走上穷兵黩武的道路。北宋统治者不能容忍元昊称帝,下诏有能捕元昊者,赏定难军节度使,并积极进行军事部署,准备征讨。元昊先发制人,自康定元年(1040)起,不断发动对宋的战争。多数战役是以北宋的失败告终。其中以发生在康定元年的三川口(在陕西延安西北)之战、庆历元年(1041)的好水川(宁夏隆德西)之战和二年的定川寨(在宁夏固原西北)之战最为激烈。
这三次战役皆以宋军的失败告终,每次战死和被俘的宋军将士都在万人以上。
北宋多次战败后,采用知延州范仲淹的主张,对西夏实行清野固守的政策:增调禁军二十万、厢军十万、乡兵十万,防守陕西;在边境地区修筑许多城寨,驻兵防守;整顿州兵,将延州地区一万八千人的军队分为六队,分属六将带领,日夜操练,提高战斗力;帮助解决边境各族人民的土地问题和生产困难,以争取他们的支持,并依靠土兵(蕃兵)共同对付西夏,守卫边境。
北宋虽然打不赢西夏,但西夏毕竟是一个小国,连年战争也打得筋疲力尽,不仅得不到实际的胜利果实,而且还要付出大量军费,又失去了以往北宋给予的岁币,终于造成财用不足,民怨沸腾。加上西夏与辽邦交破裂,辽在与西夏接境地区修筑城堡,使西夏受到威胁。元昊在各种压力下,被迫接受北宋提出的议和建议。庆历四年(1044)十月,宋夏签订和议:元昊取消帝号,由北宋册封为夏国主;北宋每年给西夏绢十五万三千匹,银七万二千两,茶三万斤;重开保安军(陕西志丹、吴旗两县)和高平寨(甘肃固原)两处榷场,恢复民间贸易往来。史称“庆历和议”。宋、夏议和以后,大规模的战争得以停息,这对汉族和党项族经济文化的交流,对祖国西北部地区的开发起到了有益的作用。后来元昊仍继续向外扩张,领土多时达到二十二州,包括今宁夏、陕北、甘肃西北部、青海东北部、内蒙西南部及新疆部分地区,对北宋始终是一个威胁。
就在宋夏战争吃紧之际,辽朝也趁火打劫,他们借口索取关南之地,恫吓要对北宋用兵。北宋派富弼出使辽朝进行谈判。庆历二年,宋辽双方重新签订和约:每年给辽的绢、银各增加十万匹两,共达五十万匹两,并改岁币为“纳币”,两国间的和好总算又得以维持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