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范仲淹在地方上政绩卓着,景佑二年(1035)被召回京城出任判国子监,再迁为权知开封府,他对吕夷简用人多出其门甚有意见,向仁宗上《百官图》,指出如此进用为公,如此进用为私,并认为用人不能全委宰相,吕夷简听了很不高兴。时传辽朝又要南侵,范仲淹主张建都洛阳,仁宗征询吕夷简的意见,吕夷简以为范仲淹迂阔而不可信,徒有虚名而已,范仲淹则言吕夷简专权徇私,阴窃人主之柄。吕夷简为此大怒,向仁宗奏诉“仲淹离间陛下君臣,所引用,皆为朋党也”。景佑三年五月,仁宗听信谗言,范仲淹被罢知饶州。殿中侍御史韩渎迎合吕夷简旨意,“请书仲淹朋党,揭之朝堂”。
秘书丞余靖、太子中允尹洙、馆阁校勘欧阳修三人为范仲淹鸣不平,皆坐贬。
范仲淹虽遭贬而名益盛,于是党争更加激烈。
范仲淹知饶州一年多后,又徙越州(浙江绍兴)。康定元年(1040)三月,时西夏形势极度紧张,范仲淹应陕西安抚使韩琦之荐,奉命调至抗夏前线,先后出任知永兴军、陕西都转运使、陕西经略安抚副使、招讨使、知延州、环庆路经略安抚缘边招讨使等职,在抗击西夏的斗争中同样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庆历三年三月,吕夷简因老病而罢去相位,授司徒、监修国史,军国大事与中书、枢密同议。九月,再以太尉致仕。谏官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等范仲淹一派之人,于此时纷纷上疏对他进行弹劾,其中以欧阳修的言论最为激烈,其谓:吕夷简为陛下宰相,而致四郊多垒,百姓内困,贤愚倒置,纪纲大隳,二十余年间,坏乱天下。人臣大富贵,夷简享之而去,天下大忧患,留与陛下当之。夷简罪恶满盈,事迹彰着,然而偶不败亡者,盖其在位之日,专夺主权,胁制中外,人皆畏之,不敢发擿。及其疾病,天下臣庶共喜奸邪难去之人且得已为天废。
又谓:风闻吕夷简近日频有密奏,仍闻自乞于御药院暗入文字,不知实有此事否?但外人相传,上下疑惧。臣谓夷简身为大臣,久在相位,尚不能为陛下外弭兵革,内安百姓,致得二敌交结,中国忧危,兵民疲劳,上下困乏,贤愚失序,刑赏不中,凡百纪纲,几至大坏。筋力已衰,神识昏耗,岂能更与国家事?据夷简当此病废,即合杜门自守,不交人事。纵有未忘报国之意,凡事即合公言,令外廷见当国政之臣,共拟可否,岂可暗入文书,眩惑天听?况夷简患瘫风,手足不能举动,凡有奏疏,必难自写;其子弟辈又不肖,须防作伪,或恐漏泄,于体尤为不便。虽陛下至圣至明,苟夷简奸谋邪说,必不听纳,但外人见夷简密入文书,恐非公论,若误国计,为患不轻。夷简所入文字,伏乞明赐止绝。平心而论,吕夷简虽然是一个擅权而保守的官僚,但当政十余年来并非一无是处,“二敌交怨”亦非他所致,当时的国史列传以为:“自上初立,太后临朝十余年,内外无间,天下晏然,夷简之功为多。其后元昊反,四方久不用兵,师出数败,契丹乘之,遣使求关南地,颇赖夷简计画,选一时有名之臣,报契丹、经略西夏,二边以宁……夷简当国柄最久,虽数为言者所诋,帝眷倚不衰。然所斥士,旋复收用,亦不终废。其于天下事,屈伸舒卷,动有操术。后卒配食庙廷,为世名相。”此话虽多溢美之辞,但也不能说全是凿空捏造。
可是在欧阳修的上述奏疏中,不仅将吕夷简的一生全盘加以否定,将朝廷一切弊政都委过于他,而且还带有人身攻击的味道,这就有失公允,多少反映了一些朋党习气。类似议论,不但不能说服仁宗,还会让仁宗对他们产生有可能结成朋党的疑虑,当然更会引起吕夷简一派的不满。所以,吕夷简虽然退出了政治舞台,一年后又去世,但党争并未因此而止息,这对后来“庆历新政”的推行必将带来负面影响。
二、“庆历新政”和范仲淹的改革思想
庆历三年(1043),在吕夷简罢相后,朝中尚有宰相两人:一为章得象,一为晏殊,他们都是守旧、圆滑的官僚,面对“积贫积弱”局面,总是“递互相推,并不建明一事,以救天下之弊”。范仲淹在景佑、庆历间既负天下重名,仁宗便将改革政治的重任寄托在他及与他意气相投的同僚身上。庆历三年(1043)四月,范仲淹和韩琦在陕西前线并除为枢密副使,召至京师。七月,范仲淹升任参知政事,富弼也因使辽谈判有功,除为枢密副使。
仁宗既信任范仲淹等人,每次召对,总要他们提出一个挽救社会危机,致天下于太平的办法来。是年九月,又开天章阁(收藏真宗文集之所),给笔札,“令条奏当世务”。于是范仲淹退而上疏,综合各人的改革意见,条陈十事:
一曰明黜陟。认为:“我祖宗朝,文武百官,皆无磨勘之例,惟政能可旌者擢以不次,无所称者至老不迁。故人人自励,以求绩效。今文资三年一迁,武职五年一迁,谓之磨勘。不限内外,不问劳逸,贤不肖并进,此岂黜陟幽明之意耶?”提出:“今后两地臣僚,有大功大善,则特加爵命;无大功大善,更不非时进秩。”对其他文武官员的升迁也要作严格的限制。以为只有这样,才能改变“人人因循,不复奋励”的状况。
二曰抑侥幸。认为自真宗朝以来,恩荫太滥,造成“百姓贫困,冗官至多,授任既轻,政事不举,俸禄既广,刻剥不暇”。提出了一系列减少恩荫的措施。
三曰精贡举。进士、诸科发解试不实行封弥,必须履行无恶,艺业及等者方得解送。进士先策论,后诗赋,诸科取兼通经义者赐第,逐场定去留。
进士、诸科优等及第者放选注官,次等及等者守选。认为若能如此,“则国家得人,百姓受赐”。
四曰择官长。委中书、枢密院各选转运使、提点刑狱共十人,大藩知州十人;委两制共举知州十人;三司副使、判官同举知州五人;御史中丞、知杂、三院共举知州五人;开封知府、推官共举知州五人;各路转运使、提点刑狱各同举知州五人,知县、县令共十人;各知州、通判同举知县、县令共二人。以上官职,依举主多少先后差补。认为“如此举择,则诸道官吏庶几得人”。
五曰均公田。外官职田,有不均者均之,有未给者给之,使其衣食得足,然后可以责其廉洁。认为此“亦致化之本也”。
六曰厚农桑。令各地州军吏民,各言农桑可兴之利,可去之害,兴修水利,建筑堤堰陂塘,从而增加粮食产量。认为“此养民之政,富国之本也”。
七曰修武备。主张恢复唐代前期实行过的府兵制,认为“此实强兵节财之要也”。
八曰减徭役。并省县邑和乡村耆保,让多余公人减省归农。认为“但少徭役,人自耕作,可期富庶”。
九曰覃恩信。请求特降诏书于三司、转运使及州县,凡三司、转运司、州县对赦书内宣布的恩泽不切实执行者,并以违制论,“徒二年断,情重者当行刺配”,“使赦书中及民之事,一一施行”。
十曰重命令。要根据“慎乃出令,令出惟行”的原则,切实执行宣敕条贯,敢故违者,以违制论,否则“上失其威,下受其弊”。百官起请条贯,令中书、枢密院看详会议后,认为必可经久,方可施行。如事涉刑名,则由审刑院、大理寺负责参详制订,然后颁行天下,必期遵守。“今后逐处当职官吏,亲被制书及到职后所受条贯,敢故违者,不以海行并从违制,徒二年。未到职已前所降条贯,失于检用,情非故违者,并从本条失错科断,杖一百。余人犯海行条贯,不指定违制刑名者,并从失坐”。
上述所陈十事,包括政治上的整顿吏治;经济上的发展生产,减轻人民负担;军事上的推行“府兵制”。而整顿吏治则占了十分之七的内容,因此我们说改革的重点在于整顿吏治。这十事,除府兵制外,“皆以诏书画一,次第颁下”,是为“庆历新政”。
实际上,范仲淹对改革政治已有长达二十年之久的设想。早在仁宗天圣三年(1025),他在大理寺丞任上,就有《奏上时务书》,其中提出了请救文弊,复武学,重三馆之选,赏直谏之臣,革赏延之弊,纳群臣之言等主张。五年,时晏殊为南京应天府(河南商丘)留守,请范仲淹掌府学,管的是学校教学,但他仍然没有忘记朝廷安危,在《上执政书》中,毅然提出自己的改革主张,他说:某窃谓相府报国致君之功,正在乎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听也。固邦本者,在乎举县令,择郡守,以救民之弊也;厚民力者,在乎复游散,去冗僭,以阜时之财也;重名器者,在乎慎选举,敦教育,使代不乏材也;备戎狄者,在乎育将材,实边郡,使敌无觊觎也;杜奸雄者,在乎朝廷无过,生灵无怨,以绝乱之阶也;明国听者,在乎保直臣,斥佞人,以致君于有道也。
由此可见,范仲淹关于“庆历新政”的内容,不仅综合了众多官员的意见,也是自己长期考虑的结果。
范仲淹的变法思想有三个来源:一是《易经》的变通思想,即:“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他在《上执政书》中总结了自周秦以来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认为:“否极者泰,泰极者否,天下之理如循环焉。惟圣人设卦观象,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非知变者其能久乎?此圣人作《易》之大旨,以授于理天下者也,岂徒然哉!”二是言必称三代的儒家仁政思想,他说:“一旦王道复行,使天下为富为寿数百年,则福在国家,功在相府,得与天下生灵长见太平,幸甚幸甚。窃以五代以来,诸侯暴酷,视民如芥,生杀由之……今王刑既清,王道可行,此天下士人为相府惜其时也。”三是富国强兵的思想。从富国方面来说,主张发展生产,即“厚农桑”,认为这是“养民之政,富国之本”。不过,范仲淹并未因此而轻视工商。他在一首《四民诗》中说道:“先王教百工,作为天下器。周旦意不朽,刊之《考工记》。”“尝闻商者云,转货赖斯民。
远近日中合,有无天下均。上以利吾国,下以藩吾身。《周官》有常籍,岂云逐末人……吾商则何罪?君子耻为邻!”反映出随着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他的富国思想已有了时代赋予的新内容。从强兵方面来说,范仲淹在新政中提出恢复唐代前期曾经实行过的府兵制,认为“此实强兵节财之要也”,却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
三、“庆历新政”的失败原因和影响
“庆历新政”的目的是为了挽救社会危机,巩固赵宋政权,其改革措施并不十分激烈,但实行不到一年,即到庆历四年六月,在保守派的猛烈攻击下,范仲淹觉得自己已无法将新政推行下去,便请求出朝巡边,以参知政事充陕西、河东路宣抚使。八月,富弼也离开朝廷,宣抚河北。五年三月,韩琦被出知扬州,从而宣告了新政的停顿乃至失败。此后,有关改革措施要么遭到攻击而被废止,要么根本就没有贯彻执行。
“庆历新政”的失败原因,宋人已有所论及。李焘在《长编》卷一五〇,庆历四年六月壬子条中说:始,范仲淹以忤吕夷简,放逐者数年,士大夫持两人曲直,交指为朋党。及陕西用兵,天子以仲淹士望所属,拔用护边。及夷简罢,召还倚以为治,中外想望其功业,而仲俺亦感激眷遇,以天下为己任,遂与富弼日夜谋虑,兴致太平。然规模阔大,论者以为难行;及按察使多所举劾,人心不自安;任子恩薄,磨勘法密,侥幸者不便。于是谤毁侵盛,而朋党之说,滋不可解。然仲淹、弼守所议弗变。
历史事实证明,这一分析很有见地。“庆历新政”所以失败,具体说来当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改革派操之过急,新政有些措置失当。起初,范仲淹对改革尚抱慎重态度,当仁宗向他“数问当世事”时,范仲淹对人说:“上用我至矣,事有先后,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可是,一旦开始新政,他与改革派的其他一些官员就急躁起来,不顾当时是否具备条件,大量颁布改革法令,可谓百事更张,甚至提出减少后宫,改革到了皇帝的头上。他们对改革也看得过分容易和乐观,如谏官欧阳修以为:“去冗官,则不过期月,民受其赐……今若尽去冗滥之吏,而以能吏代之,不过期月,民必受赐,此臣所谓及民速、于事切者也。”措置失当的地方也不少,如将整顿吏治放在第一位,而不是将发展生产放在第一位,这是一个重大的失策。正如支持改革的官员苏舜钦在给范仲淹信中所指出的:“但闻论议之众,皆云:教训医工,更改磨勘,复职田,定赎刑之类,皆非当今至切之务。譬如倒悬者馈之以食,大馁者饮之以浆,徒益人之忿耳。某受阁下非常之知,日思所报,欲阁下之誉复如当年,念之无他术焉,必取众议而用之,则皆厌然而服,不复有所诋訾矣。”又如恢复府兵制,更是迂阔之举,后因臣僚的反对而未行。再如规定士人必须在学三百日,才能参加发解试,曾应举者须百日,也脱离实际情况,不容易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