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宗一朝二十五年,是北宋历史上最黑暗、最腐朽的时期。政治上,除了对职官制度稍作改革以外,几乎一无建树。在宋徽宗和以蔡京为首“六贼”的黑暗统治下,各种社会矛盾迅速激化。首先,新旧党争已发展成为残酷的政治迫害,使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更加尖锐。其次,在“丰亨豫大”之说的鼓噪声中,徽宗大肆兴建园苑和挥霍享乐,使他成了北宋历史上最为荒淫无度的皇帝。第三,蔡京等“六贼”也竭尽奢侈腐化之能事,他们把持朝政以后,又争权夺利,互相倾轧,将政治搞得混乱不堪。第四,为了挽救财政危机,蔡京等人打着“变法”旗号,采取各种手段加强对百姓的剥削,从而极大地加剧了阶级矛盾,至徽宗朝末年,几乎同时爆发了北方的宋江起义和南方的方腊起义。这一切都严重地削弱了北宋的国防力量,使它完全丧失了抵御外侮的能力。
第一节 徽宗朝初年的政治
一、徽宗初立与新党的再起
宋徽宗(1082-1135)即位之初,尽管已经十九岁,但为了酬谢向太后对自己登上皇位的支持,仍请她垂帘听政。元符三年(1100)四月,门下侍郎韩忠彦拜右相,李清臣除为门下侍郎,安焘为知枢密院事,并召范纯仁、苏轼自贬所赴京城。章惇因站错了队,加之与向太后政见不合,即被罢为山陵使。
八月,葬哲宗于巩县皇陵,陵名永泰陵。十月,韩忠彦进位左相。知枢密院事曾布因有“定策功”而出任右相,向太后成为后宫中继高太后以后最大的保守势力的代表,不过她接受高太后过分卷入政治的前车之鉴,加上徽宗已经成年,所以听政半年后,就宣布还政。
韩忠彦才德平平,只因为他是韩琦之子,加之其弟嘉彦娶神宗之女为驸马都尉,所以在元佑时期深受高太后赏识,哲宗“绍述”时,被罢知真定府,其政治上的保守态度由此不难想见。韩忠彦执政后,成了旧党的领袖,在他的建议下,文彦博、司马光、吕公着、吕大防、刘挚等三十三人被追复了官职,一些旧党分子纷纷获得进用。废后孟氏被尊为元佑皇后,与刘皇后享受同等礼遇。一些新党分子则受台谏官的弹劾而相继遭到贬黜,如蔡卞以资政殿学士知江宁府,再被贬往太平州(安徽当涂)居住;蔡京被夺职提举洞霄宫,出居杭州。章惇罢相后又被逐出朝廷,一再遭到流放,于次年二月病死于睦州(浙江建德)。朝廷中旧党的势力,已呈现出超过新党之势。
因为徽宗的继位具有很大偶然性,所以他除了娴熟于绘画书法和鉴赏古董玩物,热衷于斗鸡走狗和蹴鞠玩耍,以及沉湎于酒色以外,对于朝廷政事,可以说一无所知,亦一窍不通。是年三月,他命翰林学士曾肇起草了一道诏书,其中谓:“朕方开谠正之路,消壅蔽之风,其于鲠论嘉谋,惟恐不闻;闻而行之,惟恐不及。其言可用,朕则有赏;言而失中,朕不加罪。朕言惟信,非事空文。”这些冠冕堂皇的言辞,看起来似乎表明他颇有一些“锐意图治”的样子,可是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不过是词臣的一厢情愿而已。尽管朝廷官员纷纷就神、哲两朝因变法和废法而造成的一系列问题提出不同看法和建议,徽宗却都不予听取,有关是非得失依然纠缠不清。就以修神宗一朝国史而言,元佑史臣与绍圣史臣好恶不同,范祖禹后人专主司马光家藏记事,蔡京兄弟纯用王安石《日录》,各自为说,议论纷然。虽然有人提议:对于原宰相之家所藏记录,“宜尽取用,参讨是非,勒成大典”。但是这个意见也没有被徽宗采纳,数年后新修的《神宗实录》,仍一依王安石《日录》中的是非为是非。
十一月,鉴于元佑、绍圣均有所失,遂下诏改明年为建中靖国,表示要以大公至正,消释朋党之意。可是,御史中丞王觌对改元并不满意,他认为:“神宗作法于前,子孙当守于后,至于时异事殊,须损益者损益之,于理固未为有失也。”明显地站在元佑一方。而曾布则向徽宗“密陈绍述之说”,要他继承神宗的变法遗志。
建中靖国元年(1101)正月,向太后去世,旧党失去了靠山,打击可谓不小。七十岁的范纯仁亦于本月去世,遗表谓:“伏愿陛下清心寡欲,约己便民。达孝道于精微,扩仁心于广远。深绝朋党之论,详察邪正之归。”足见徽宗的奢侈腐化早已声名远播,否则不会向他提出“清心寡欲”的遗愿。在曾布的影响下,徽宗已逐渐倾向“绍述”,一些新党分子再次获得进用,旧党分子又被排挤出朝廷,曾布与韩忠彦的矛盾也日益表面化。范纯仁之弟、尚书右丞范纯礼为此上疏道:迩者朝廷命令,莫不是元丰而非元佑。以臣观之,神宗立法之意固善,吏推行之或有失当,以致病民。宣仁听断,一时小有润色。盖大臣识见异同,非必尽怀邪为私也。今议论之臣有不得志,故挟此借口,以元丰为是则欲贤元丰之人,以元佑为非则欲斥元佑之士,其心岂恤国事?直欲快私忿以售其奸,不可不深察也。
范纯礼的话,矛头明显指向曾布,目的是要为旧党争一席之地。于是曾布借驸马都尉王侁之口,“诬其辄斥御名”,将范纯礼罢知颍昌府。安焘、李清臣因不愿追随曾布也相继被出知州郡。为获得党助,曾布又将王安石的学生陆佃由试吏部尚书擢为尚书左丞,将在“绍述”中迫害旧党分子的急先锋温益由侍读擢为尚书右丞。但是陆佃每次涉及新旧两党之争时,持论颇为公正,这使曾布大失所望,而温益却是两蔡死党,这一点又不为曾布所知。
正当此时,新党邓绾之子、起居郎邓洵武上书徽宗谓:陛下乃先帝子,今相忠彦乃琦之子。先帝行新法以利民,琦尝论其非。今忠彦为相,更先帝之法,是忠彦能继父志,陛下为不能也。必欲继志述事,非用蔡京不可。
邓洵武所以要挑拨徽宗与韩忠彦的关系,公开为蔡京张目,原因有多个方面:一是由他的新党立场所决定;二是邓洵武曾“用蔡京荐,复史职”,此举也是为了报恩,而一旦蔡京当上宰相,对他当然大有好处;三是个人品质有其父之风。神宗曾说邓绾:“操心颇僻,赋性奸回,论事荐人,不循分守。”若将这一评语用在邓洵武身上,一样适用。邓洵武还对徽宗说:“陛下方绍述先志,群臣无助者。”于是上《爱莫助之图》以献,将朝廷百官别为“元丰”、“元佑”两列,每列又各分宰相、执政、侍从、台谏、郎官、馆阁、学校七重。在左边“元丰”一列,执政以下的官员只有温益一人,其他每重也不过三四人;而在右边“元佑”一列下,累计各重官员有上百人之多。邓洵武以此告诉徽宗,若要绍述,“非相此人(蔡京)不可”。曾布本来与蔡京的矛盾很深,但既然徽宗已有任用蔡京之意,同时看到宰执中新党势力尚不够强大,为了引蔡京以自助并彻底斗倒韩忠彦,只得勉强表示同意。于是徽宗于当年十一月下诏,将蔡京召回京城,出任翰林学士承旨。
二、蔡京擅权与“元佑党人碑”之立
若言宋徽宗为“绍述”而召回蔡京,那是对他品格的一种抬举,因为不管怎么说,毕竟还是公事。事实上,徽宗召回蔡京尚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就是将蔡京留在身边,可以作为自己玩赏享乐的知己和参谋。原来蔡京此人,品质尽管十分卑劣,但鉴赏文物古董却是高手,又写得一手好字,北宋书法四大家,人称“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若仅以字的优劣论,蔡京恐怕并不逊于蔡襄,故后人以为,此处之“蔡”实指蔡京。徽宗即位之初,就命宦官童贯以供奉官的身份,前往江南“访书画奇巧”,童贯在杭州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与蔡京打得火热,蔡京便通过童贯将自己“所画屏幛扇带”和搜刮到的珍奇古玩源源不断地给徽宗送去,“且附语言论奏”,由是得到徽宗的欢心,先让他知大名府,接着再有翰林学士承旨之召。往昔神宗初登位,为了富国强兵,实行变法,从金陵府召回王安石为翰林学士;这次徽宗初登位,为了“绍述”——号称继承神宗遗志,从大名府召回蔡京为翰林学士承旨。
从表面上看,此两事何其相似乃尔,实际上却南辕北辙。神宗是一个有为之君,徽宗却是一个荒淫无道的帝王;王安石是着名的政治家和改革家,蔡京只是一个投机分子和打着变法旗号的假变法派分子。两方的品质和任用目的可谓完全不同。
翌年改元崇宁(1102-1106),表明徽宗要以绍述煕宁新政为志,从而标志了北宋后期一个新的政治转折的开始。
蔡京入朝后,先与曾布联手力攻韩忠彦。崇宁元年(1102)五月,韩忠彦以“引用元佑党,尽变神考法度”的罪名,被罢去相位,出知大名府兼北京留守。闰六月,蔡京抓住曾布任命亲家陈佑甫为户部侍郎的把柄,责问他“奈何使宰相私其亲”?曾布不服,在徽宗面前大声争辩,温益弹奏其无礼,徽宗不悦,于是曾布被罢去相位,出知润州。但是蔡京必欲置这位早年的夙敌于死地,后来又给他加上“赃贿”和“弃湟州”等罪状,将他流放到岭南居住。
蔡京在扳倒韩、曾两个政敌的同时,又将李清臣等元符年间与自己意见相左的大臣放逐到远州,并追贬司马光、文彦博等元佑诸臣之官。
是年七月,徽宗拜蔡京为右相,并对他说:“神宗创法立制,先帝继之,两遭变更,国是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志,卿何以教之?”蔡京顿首表示:“愿尽死。”君臣之间这撮双簧戏的开场,揭开了在徽宗和蔡京集团的统治下,北宋政治进入到最黑暗、最腐败的时期,并最后导致北宋的灭亡。
蔡京得志以后,首先对以前的政敌开展残酷的报复。八月,司马光等二十一名旧党子弟都受到牵连,不允许让他们在京城为官。九月,在蔡京的唆使和具体策划下,徽宗下诏将在元佑和元符末曾任宰执的文彦博、吕公着、司马光、吕大防、刘挚、范纯仁、韩忠彦、王珪、梁焘、王岩叟、王存、郑雍、傅尧俞、赵瞻、韩维、孙固、范百禄、胡宗愈、李清臣、苏辙、刘奉世、范纯礼、安焘、陆佃等二十四人,曾任待制以上的苏轼、范祖禹、王钦臣、姚勔、顾临、赵君锡、马默、孔武仲、王汾、孔文仲、朱光庭、吴安持、钱勰、李之纯、孙觉、鲜于侁、赵彦若、赵禼、孙升、李周、刘安世、韩川、贾易、吕希纯、曾肇、王觌、范纯粹、王畏、吕陶、王古、陈次升、丰稷、谢文瓘、邹浩、张舜民等三十五人,余官秦观、汤彧、杜纯、司马康、宋保国、吴安诗、张耒、欧阳棐、吕希哲、刘唐老、晁补之、黄庭坚、黄隐、毕仲游、常安民、孔平仲、王巩、张保源、汪术、余爽、郑侠、常立、程颐、唐义问、余卞、李格非、商倚、张廷坚、李祉、陈佑、任伯雨、朱光裔、陈郛、陈瓘、苏嘉、龚夬、吕希续、欧阳中立、吴俦、吕仲甫、徐常、刘当时、马琮、谢良佐、陈彦黙、刘昱、鲁君贶、韩跂等四十八人,内侍张士良、鲁焘、赵约、谭裔、王偁、陈询、张琳、裴彦臣八人,武臣王献可、张巽、李备、胡田四人,共一百十九人,“御书刻石端礼门”,史称“元佑党人碑”。
蔡京犹嫌不够解恨,又遣心腹考定元符末年数千名应诏上书言事的官员,从中挑出五百八十二人,将他们分为“正”、“邪”两等,其中正等再分三等:正上、正中、正下;邪等再分四等:尤甚、邪上、邪中、邪下。划分的标准是“同己为正,异己为邪”。然后徽宗以元符末上书人钟世美以下四十一人为正等,“悉加旌擢”;范柔中等五百余人为邪等,“降责有差”。元佑皇后孟氏也再次被废黜,仍居瑶华宫。十月,又将刘奉世等二十七人作为“元符末党人”,罢去祠禄。同时下诏:“宗室不得与元佑党人子孙及有服亲为婚姻。”崇宁二年正月,蔡京进位左相,蔡卞以宫观官兼侍读擢为知枢密院事,兄弟两人共掌文武两柄。力主恢复新法的张商英由尚书右丞除为左丞,吴居厚自户部尚书除为尚书右丞,安惇自兵部尚书除为同知枢密院事。尚书左丞赵挺之,在绍圣时期打击“元佑党人”不遗余力,且与蔡京素无矛盾,蔡京也将他援引为同党,先后除为中书侍郎、门下侍郎,继而擢为右相。蔡京表面上打着新法的旗号,用煕宁时设置条例司的故事,于前一年在尚书省置讲议司,讨论煕、丰已行法度及神宗欲行而未行者,自任提举,以户部尚书吴居厚、翰林学士张商英等人为详定官,起居舍人范致虚、太常少卿王汉之等人为参详官。但是经过这种讲议,新法屡经变更,绝大多数已失去原来推行的本意,成了对百姓加强掠夺的幌子。
为进一步迫害“元佑党人”,蔡京再次怂恿徽宗下诏:“应元佑及元符之末党人亲子弟,不论有官无官,并令在外居住,不得擅到阙下。令开封府界各据地分察觉。如当职官知而不纠,或不用心探缉,遂致容隐,别因事败露者,并重行黜责。其应缘趋附党人,罢任在外,指射差遣及得罪停替臣僚,并依党人子弟施行。”八月,又应官员奏请,下诏各地路州郡,将党人名单“于监司长吏厅立石刊记,以示万世”。十月,又诏:“应元佑系籍人,并依寄禄官与请给,更不注差遣,见有差遣人并罢。其子并亲兄弟,并与宫观、岳庙差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