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院长官由六名监察御史组成，负责监察六部及其他各个机构，“纠其谬误，大事则奏劾，小事则举正”，谓之“六察”。北宋初年，监察御史或差遣外任，或在京兼领它局，仅作为一种寄禄官。天禧元年（1017），真宗下诏：“别置御史六员，不兼他职，月须一员奏事，专任弹举，有急务听非时入对。”景佑元年（1034）四月，置监察侍御史里行，由官卑而入监察御史者谓之“里行”，后以二人为额，以行监察御史之职。元丰七年二月，诏以六察官为监察御史，至此，监察御史始还旧职。八年十月，“诏监察御史掌兼言事”。进入南宋，御史台三院职权依旧。自建炎四年（1130）起，高宗鉴于形势紧张，凡遇一些重大事件，如分镇利弊、驻跸地点等，皆诏令侍从与台谏官共同赴都堂集议。乾道二年（1166）规定，只有曾经担任过两任县令的人，才有资格除监察御史。监察御史的人数，高宗朝为六人，孝宗朝为二人，宁宗庆元二年（1196）增至三人，后为常制。
谏院的长官为置左、右补阙和左、右拾遗，左隶门下省，右隶中书省，但北宋前期的补阙、拾遗只是一种寄禄官，并不任谏职。太宗雍煕元年（984）始见谏院之名，“依旧差谏官一员主判”。端拱元年（988），改左、右补阙为左、右司谏，左、右拾遗为左、右正言。明道元年（1032）七月，始置谏院，长官以左右司谏、左右正言充任，如有他官兼领则称知谏院。元丰行新官制，以左、右谏议大夫为谏院长官，左隶门下省，右隶中书省。司谏、正言专掌规谏讽谕，凡朝政阙失，官员任用不当，三省至一切官署事有违失，都可谏正。南宋建炎三年，诏令谏官不再分隶门下、中书两省而另立官署。绍兴年间，始定谏院官额为：左、右谏议大夫各一人，左、右司谏各一人，左、右正言各一人，为定制。
元佑八年（1093）规定，宰执亲戚不得为台谏官。靖康元年（1126）四月，钦宗下诏：“亲擢台谏官，宰执勿得荐举，着为令。”南宋绍兴年间，秦桧擅权，为控制台谏，操纵政治，大多数台谏官的任命，或明或暗都出于他的荐引。此后各朝权臣，基本上也袭用了秦桧这种政治伎俩。
寺、监——北宋前期，还保留了太常、宗正、光禄、卫尉、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九寺和国子、少府、将作、都水、司天五监的名称。但它们中间，除了掌详断各地奏报案件的大理寺、掌礼乐郊庙等的太常寺、掌学校的国子监、掌天文历法的司天监、掌修治河道的都水监以外，其他寺、监大多名存实亡，或仅留少量杂务而已。元丰官制改革后，九寺、六监除司农寺外各还旧职，撤销了司天监，另置太史局，隶属于秘书省。各寺长官，设卿、少卿各一人，下设丞、主簿一至二人。国子监设祭酒、司业各一人，下设丞、主簿等官。其余各监，都设监和少监一人，其下又设丞、主簿等。南宋建炎三年（1129），省并寺、监，“并宗正寺归太常，省太府、司农寺归户部，鸿胪、光禄寺、国子监归礼部，卫尉寺归兵部，太仆寺归驾部，少府、将作、军器监归工部，皆用军兴并省也”。上述被省并的寺、监，以后屡有废复，最后只存下太常、大理、太府、宗正、司农五寺和国子监、将作监、军器三监。不仅寺、监的数量减少，规模也大大缩小，官吏也大量精简，有的只及北宋的一半，甚至三分之一。
二是关于学士院及其长官——翰林学士、知制诰的设置。
学士院是宋代极为重要的中央文职机构，置于内廷，号称“玉署”、“玉堂”，其职责有两：一是备皇帝出入顾问；二是起草制、诰、诏、令、赦书、德音、国书等。学士院的长官有翰林学士承旨、翰林学士、（翰林学士）知制诰、直学士院、翰林权直、学士院权直。人数少时只一二人，多时可达五六人，以其中资深者一人为翰林学士承旨，但不常设。元丰官制改革前，翰林学士带知制诰者称内制，其主要职责是替皇帝起草立后妃及皇太子、封亲王、拜罢宰执及使相等有关国家大事的诏书。据《宋史·职官二》载：“凡拜宰相及事重者，晚漏上，天子御内东门小殿，宣召面谕，给笔札书所得旨。禀奏归院，内侍锁院门，禁止出入。夜漏尽，具词进入；迟明，白麻出，门使引授中书，中书授舍人宣读。”足见内制之严谨、慎重。
在中书省另设知制诰一职，其职责是起草一般内容的诏书，称外制。翰林学士知制诰和知制诰合起来称为两制。翰林学士不带知制诰者，则不掌起草制诰的职责，往往另任他职。由他官入学士院又未授学士而掌制诰者，称为直学士院。元丰新官制行，翰林学士不再另任他职，但仍带知制诰，而中书所属知制诰之权复归中书舍人。秦桧当政时，学士院长官甚少，常常出现学士全缺的情况，更不除翰林学士承旨。于是，往往由他官暂行院中文书，称为学士院权直或翰林权直。宋代重视文治，翰林学士被认为是一种“清切贵重”之官，其地位仅次于宰执，并几乎成为升任宰执的必经之路。
这里附带说一下，学士院下还有翰林侍读学士或翰林侍讲学士，官职较低者则称崇政殿说书，他们的职责主要是为皇帝讲解经史，或陪同皇帝读书，所以实际上并不属学士院，一般都由他官兼职。宋代还有与学士院完全不同的翰林院，“掌供奉国画、弈棋、琴玩之事……以执技事上。待诏、艺学、装画、捏塑，无定员”。翰林院虽然也置于内廷，但地位不高，与学士院不可同日而语。
三是关于地方机构及其长官——路、州郡、县一级的设置。
地方有州郡长官和县级长官，在州郡之上还有作为路一级的监司官或称外台官，即安抚使司、转运使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等彼此既平行又互相监督的机构，它们分别代表中央掌管和监察所属州郡的军政、财政、刑政、农田水利和赈灾救荒事务等。宋代作为直属中央的监察区的路，权力甚重，又很完整，已具备了半行政区域的性质。北宋宣和四年（1122），全国共有路二十六，京府四，府三十，州二百五十四，军、监六十三，计一千二百三十四县，“可谓极盛”。宋室南渡，中原、陕右尽入于金，到“绍兴和议”签订后，所存只有浙江西、浙江东、江南东、江南西、淮南东、淮南西、荆湖北、荆湖南、成都府、利州东、利州西、京西南、潼川府、夔州、广南东、广南西、福建等十七路，府三十余个，州一百三十余个，军、监近四十个，计六百六十余县。州郡设长官一人，分别称知州、知府、知军、知监事，“凡兵民之政，皆总焉。属县事，令、丞所不能决者，总而治之。又不能决，则禀于所隶监司，及申省部”。为了防止地方割据势力的再起，从北宋前期起，一般都以文臣知州郡事，并设立通判一职作为监州。无通判处，则以签书判官厅公事代行通判之职。除知州郡事和通判外，其下还有两使防团军事推判官、节度掌书记、观察支使等各种幕职官，以及掌庶务的录事参军、掌户籍赋税的户曹参军、掌议法断刑的司法参军、掌讼狱勘鞫的司理参军等诸曹官，但这些幕职官和诸曹官并不全置。
州郡下面是县，长官称县令或知县，另设负责文书和财赋出入的主簿，负责治安的县尉，但小县也不全置。
此外，作为地方重要官职的还有节度使、制置使（制置大使）、宣抚使（宣抚大使）、总领等。宋初削藩镇之权，节度使不驻节镇，从而成了皇帝赐予高级武臣、重要大臣、亲王、皇子、宗室、外戚甚至亲信宦官的一种虚衔。以宣和末年为例，当时有节度使六十人，其中亲王、皇子二十六人，宗室十一人，外戚十人，宦者七人，大将四人，前执政二人。节度使虽班列中书侍郎（正二品）之下，六曹侍郎（从二品）之上，但恩数同于执政，俸禄高于宰相。制置使是制置使司的长官，出现于北宋末年，其职掌为经画边鄙军旅之事，掌一路或数路统兵大权，起初多由武臣担任，并不常置。进入南宋，为了抵御金、蒙南侵，文臣出任制置使的越来越多，官阶特高者称制置大使。宣抚使是宣抚使司的长官，其职掌为“宣布威灵，抚绥边境及统护将帅、督视军旅之事”，因权重，故多以二府大臣充。至南宋，武臣担任此职的人大为增多，如刘光世、韩世忠、张俊、岳飞、吴玠、吴璘等将领都出任过宣抚使，以现任宰执充者多称宣抚大使。总领所的长官称总领，是总领财赋或总领某路财赋军马钱粮的略称。这一机构和官职，南宋新置，其职权类似于都转运使，它实际上是户部的派出官员。总领还专一报发御前军马文字，与闻军政，不独供办粮饷而已。南宋置淮东、淮西、湖广、四川四个总领所，各总领以朝官充，叙位在转运副使之上。
第二节 徽宗朝后期的黑暗统治
一、奢侈腐朽的统治
徽宗虽明知蔡京的种种劣迹，但由于臭味相投，总是离不开他，即使将他罢去相位，仍让他以中太乙宫使留居京城。大观元年（1107）正月，蔡京重新出任左相，同时还封为“魏国公”，旋又加太师，以示荣宠。蔡京前后凡四居相位，掌权时间长达十九年之久。
蔡京在相位久，植党擅权，倡为“丰亨豫大”之说，百般迎合宋徽宗奢侈腐朽的纵欲愿望，这就是他所以能得君的主要原因。《东都事略·蔡京传》载：当是时，四方承平，帑庾盈溢，京倡为丰亨豫大之说，视官爵财物如粪土，累朝所储，大抵扫地矣。徽宗尝出玉盏、玉卮以视辅臣，曰：“朕欲用此于大宴，可乎？”京曰：“臣昔使虏，见有玉盘、盏，皆石晋时物，指以夸臣，谓南朝无此。今用之上寿，于礼无嫌。”徽宗曰：“朕此器久已就，深惧人言，故未用尔。”京曰：“事苟当于理，多言不足畏也。陛下当享太平之奉，区区玉器，何足道哉！”
在蔡京等人的鼓动下，徽宗在开封城内大兴土木，营建新的宫殿，其中以政和四年（1114）重新建成的延福宫规模最为宏大。按延福宫原址在京城的西北隅，徽宗厌其逼窄，乃命内侍童贯、杨戬等人择地于景龙门至天波门之间，“大兴营造”。新建成的延福宫，共有穆清等七殿，蕙馥等十五阁居其东，繁英等十四阁居其北，全都金碧辉煌。宫内还散布着许多楼宇和亭阁，争奇斗艳，各有特色。又“丛石为基，疏泉为湖，湖之中作堤以接。亭、堤之中，作梁以通。湖、梁之上，为茅亭，以待憩。寒松、怪石、嘉花、异木，斗奇而争妍”，宛若人间天堂一般。
开封地势平坦，没有山，徽宗为供自己恣意玩乐，命内侍梁师成等主持，仿杭州凤凰山形状和气势，在京城东北部兴建一座人工山，作为御花园，名曰艮岳，又称万岁山。山周围十余里，到处是名花异草和珍贵禽兽、鸟类。
此山全部由从江南运去的奇石堆砌而成，主峰高九十步，“上有介亭，分东西二岭，直接南山。山之东有萼绿、华堂……书馆、八仙馆、紫石岩、栖真嶝、览秀轩、龙吟堂。山之南则寿山两峰并峙，有雁池、噰噰亭。山之西有药寮、西庄、巢云亭、白龙沜、濯龙峡、蟠秀练光跨云三亭、罗汉岩。又西有万松岭，岭畔有倚翠楼，上下设两阁，阁下有平地，凿大方沼。沼中作两洲，东为芦渚、浮阳亭，西为梅渚、雪浪亭。西流为凤池，西出为雁池，中分二馆，东曰流碧，西曰环山，有巢凤阁……又于南山之外，为小山，横亘二里，曰芙蓉城，穷极巧妙。而景龙江外，则诸馆舍尤精。山之西北有老君洞，为供奉道像之所。
其地又因瑶华宫火，取其地作大池，名曲江。中有堂，曰蓬壶。东尽封丘门而止，西则自天波门桥引水，直西殆半里，江乃折南，又折北。折南者过阊阖门，为复道，通茂德帝姬宅；折北者四五里，属之龙德宫”。构思之巧妙，布局之新奇，可谓巧夺天工。艮岳从政和七年（1117）开始兴建，一直到北宋灭亡，十年间一直修筑不停。
蔡京为迎合徽宗的肆意挥霍以取宠，对他说：“今泉帛所积赢五千万，和足以广乐，富足以备礼。”于是铸九鼎，建明堂，修方泽，立道观，作《大晟乐》，铸造定命御宝，极尽夸饰和耗尽民力之能事。
徽宗对道教的狂热，可与真宗相匹敌。他与真宗一样，以神道设教，自称有太上老君托梦给他，要他振兴道教。于是下诏京师和地方州郡，广泛修建道观，并设置道官，共分二十六阶，秩比中大夫（正五品）至将士郎（从九品）。又在太学和地方州县学设立道学，立《黄帝内经》、《道德经》、《庄子》等博士，招收道学生徒。政和七年，徽宗自称“教主道君皇帝”，尽管这一称呼只能用于道教章疏，他自己却非常喜欢这个“雅号”。
除了上述大量冗费支出以外，北宋末年官员的冗滥也达到惊人的地步，“节度使至八十余员，留后、观察下及遥郡刺史多至数千员，学士、待制中外百五十员”，其他冗官之多足以想见。官员兼职兼俸的情况此时也特别严重，三省、枢密院“吏员猥杂，有官至中大夫，一身而兼十余俸，故当时议者有‘俸入超越从班，品秩几于执政’之言”。
徽宗所宠信的佞臣，除蔡京以外，还有王黼、童贯、梁师成、李彦、朱勔五人，人称他们为“六贼”，也个个腐朽透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