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国制，一般诏令须通过中书门下讨论，然后由翰林学士、知制诰拟旨颁行。蔡京为防止其他宰执大臣议论自己，就直接起草诏书，然后送徽宗亲书以降，谓之“御笔手诏”，若不从则以违制论，以此进一步控制朝政。为了取媚徽宗，蔡京加紧对百姓的掠夺，一次将地方政府搜刮来的百万缗钱券直接送到徽宗手中，徽宗喜不自禁地拿着钱劵对左右道：“此太师与我奉料也。”蔡京由此更加得宠，不仅随意变乱法度，而且将子攸、儵、翛及攸子行，皆擢为大学士，这些人所得恩数与执政不相上下。
蔡京的擅权，遭到许多大臣的不满。郑贵妃从兄弟郑居中、礼部侍郎刘正夫为蔡京第二次除相出力颇多，一心冀图获得厚报，因不能如愿，两人就转而联手反对蔡京。徽宗为牵制蔡京权力，分别除郑居中为知枢密院事、刘正夫为中书侍郎。政和六年（1116）四月，何执中罢相致仕。次月，郑居中、刘正夫分别拜左、右相，大有取代蔡京之势，不料刘正夫于当年去世，郑居中亦于翌年丁母忧一度去位。蔡京任相如故，他趁机将门下侍郎余深援引为右相。余深乃蔡京死党，“京奸谋诡计得助多者，深为首”。宣和元年（1119）正月，余深亦进为左相，徽宗又将与蔡京关系恶劣的中书侍郎王黼擢为右相。
王黼乃反复小人，他最早因何执中而进，后来投靠蔡京，帮助他恢复相位并攻击张商英、何执中两人。蔡京与郑居中不合，王黼知道郑居中后宫有人支持而蔡京在朝颇不得人心，于是又转而投靠郑居中攻击蔡京。王黼为相后，与蔡京展开激烈的夺权斗争，他一方面“阳顺人心，悉反其所为，罢方田，毁辟雍、医算学，并会要、六典诸局，汰省吏，减遥郡使、横班官奉入之半，茶盐钞法不复比较，富户科抑一切蠲除之”，从而收得了“贤相”的美名。另一方面，置应奉局，自兼提领，“竭天下财力以供费”，以此获得徽宗的欢心。
宣和二年春，一向恋栈的蔡京，健康状况突然恶化，“章疏十上，陈乞致仕”。进入夏天，“引疾告老，又复十数”，乃至“坚卧不起，其词激切，确然不拔”。而此时朝廷上下反对蔡京的声浪也十分高涨，“帝亦厌薄之”。六月丁丑（初八日），恰遇“太白昼见”，次日，为应星变，蔡京第三次罢相，以太师、鲁国公致仕。十一月，余深因曾向徽宗谏言，不要往福建取“花石纲”扰民，被罢相知福州，积极支持“花石纲”的王黼升任左相，一时独掌朝政。宣和六年九月，门下侍郎白时中、守尚书左丞李邦彦分别拜左右相。李邦彦与王黼有矛盾，他上台后，阴结蔡攸、梁师成等人，不断“揭发”王黼罪行。当年十一月，王黼遂罢相致仕。
白时中、李邦彦皆为庸人。白时中以“上祥瑞”、“言休气”得幸，对军国大事一无所知。李彦邦能蹴鞠，善词曲，对政事且“无所建明，惟阿顺趋谄充位而已”，人称他为“浪子宰相”。徽宗缺少一个惯于搜刮民财，彻底了解自己追求挥霍享乐心理的宰相，心中颇感寂寞，遂于王黼罢相后的次月，让年已七十八岁的蔡京第四次出任宰相，起领三省事。此时的蔡京“目盲不能书字，足蹇不能跪拜”，于是季子蔡绦用事，“凡判笔皆绦为之，仍代京禁中奏事”。蔡绦趁机“肆为奸利，赏罚无章，黜陟纷纭”，“贬逐朝士，殆无虚日。绦每造朝，侍从以下皆迎揖，附耳语。堂吏抱文书，率数十人从之”。他狐假虎威，执政以下皆不在眼里，“宰臣白时中、李邦彦惟奉行文书而已”。蔡攸不满其父继续掌权，影响自己在朝中出任要职，对其弟蔡绦的权势陡增更是心怀嫉妒，于是父子形同路人，兄弟遂成仇敌。《宋史·蔡京子蔡攸传》载：攸别居赐第，尝诣京，京正与客语，使避之。攸甫入，遽起握父手为胗视状，曰：“大人脉势舒缓，体中得无有不适乎？”京曰：“无之。”攸曰：“禁中方有公事。”即辞去。客窃窥见，以问京，京曰：“君固不解此，此儿欲以为吾疾而罢我也。”阅数日，京果致仕。以季弟绦钟爱于京，数请杀之，帝不许。
宣和七年（1125）四月，蔡京再以太师、鲁国公致仕。在这之前，徽宗命童贯往蔡京处，要他“上章谢事”（按宋代宰执大臣在被罢免时，得先上章表示请求辞职之意），蔡京哭着对童贯道：“上何不容京数年，当有相谗谮者。”童贯回答不知情。蔡京无法，被迫将章奏交给童贯。蔡京的贪恋权势和无耻，可谓至老亦然。
综观宋徽宗在位二十余年间的任相特点，可以归纳为这样三点：一是他所喜欢的宰臣，一定是精于搜刮民脂民膏，能满足其挥霍无度之人。蔡京的四次任相，王黼等人的长期得宠，余深的突然罢相，原因皆在于此。二是经常任命相互间矛盾很深的大臣出任宰相，看似不偏不倚，实际上便于皇帝掌握他们的隐私，并在权力上使他们互相牵制，此实为“异论相搅”这一祖宗家法在宰相任命上的运用。三是对宰臣腐败非常宽容，对有可能威胁皇权的行为则十分警觉。宋徽宗自己是一个极端腐败的人，所以他对宰相的贪婪、腐败，皆等闲视之，即使台谏官屡有弹奏，也不闻不问。反之，如果宰臣行为有可能危及自己统治，处理起来就很果断。如王黼任相后期，官员们虽纷纷上书言其种种劣行，徽宗对他依然眷恋有加，未作半点处置。可是，当徽宗一次到王黼家，发现“梁师成与连墙，穿便门往来”时，就顿生疑虑，认为王黼违反了不准大臣与宦官相交结的禁令。“还宫，黼眷顿息，寻命致仕”。
从上述宋徽宗任相的几个特点来看，说明北宋后期蔡京等人擅权的程度也相当有限，其势力远未摆脱皇权所能控制的范围，更谈不上对徽宗有什么威胁，这些人的作威作福都是最高统治者默许的结果，或者说是对他们百般奉承自己的一种酬谢。因此，徽宗一朝政治的好坏得失，应由大权在握的徽宗本人负主要责任。徽宗企图用“以不肖易不肖”的任相政策来保证自己继续过上骄奢淫逸的生活，并免除权臣篡夺的威胁，结果使政治更加黑暗、腐败和混乱，造成百姓生活艰难，社会矛盾空前激化，给北宋政权带来了严重的祸害，这一点恐怕是徽宗所始料不及的。
四、方腊起义和宋江起义
1.方腊起义
方腊，睦州青溪县（浙江淳安）堨村人，家有漆园，为人仗义疏财，是当地民间秘密宗教——摩尼教的一个首领。摩尼教为波斯人摩尼所创立，唐时传入中国，由于受到封建统治者的打击，遂转入地下，在民间秘密传播。摩尼教崇拜光明，反对黑暗，认为光明正在与黑暗斗争，并将战胜黑暗，故又称明教。两浙地区的摩尼教由福建传入，教徒们在各地建立屋宇，称为斋堂，作为集会的地方。这时的摩尼教已完全中国化，教徒们尊奉东汉末年黄巾起义的领袖张角为教主，“不事神佛，但拜日月以为真佛”。摩尼教的信徒不吃肉，不喝酒，提倡素食，反对厚葬，相互间不论认识与否，称为“一家”，可以到处饮食居住，这些都有利于生活的改善，深受穷苦农民的欢迎。其首领称魔王，主要助手称“魔翁”、“魔母”，统治阶级也就将摩尼教称为“吃菜事魔教”。
进入徽宗朝，造作局和应奉局每年从这里勒索成千上万斤的漆和竹木、花石等大量物资，使百姓生活陷入绝境，人们对统治者恨之入骨，当时有民谣说：“打破筒（指童贯），泼了菜（指蔡京），便是人间好世界。”作为漆园主的方腊也深受造作局酷取之害，他就利用摩尼教秘密串联群众，准备起义。
正在这时，堨村里正方有常将方腊等人的活动情况派人向官府告密。于是方腊马上采取果断措施，杀掉方有常一家四十余口，惟有一子方庚逃跑。这里本来就有农民起义的传统，唐高宗永徽四年（653），睦州女子陈硕真曾率众起义，自称文佳皇帝，留下了当年起义时的“天子基”、“万年楼”等遗迹，所以只要有人鼓动，极易发生民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