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契钱——又名“印契钱”。凡民间典买田宅，限两月赴官印契，输纳“田契钱”，作为州的开支，违限须加倍纳钱。北宋嘉佑五年（1060）规定每贯收钱四十文，宣和四年（1122）增二十文，靖康初罢去。绍兴三年（1133）恢复征收。五年更增为百文，后来又规定，“田契钱”中的六十七文半，作为经总制钱，上交朝廷，余下三十二文半，留作州用。但民间多隐匿契约，以逃避税收，结果造成了诸多经济纠纷。
此外，还有曲引钱、两川激赏钱、称提钱等，名目繁多，叠床架屋，不及细述。它们中，有的行之于全国，有的行之于一州或数州；有的是北宋时期苛捐杂税的继续和加重，有的则是新的苛捐杂税。当时有官员承认，南宋赋税之重，已达到“剥肤椎髓，无所不至”的程度。
二、役法
南宋初年的役法，是北宋后期役法的继续，只是使百姓的负担更重而已。高宗建炎二年（1128）五月，南宋政府为赡养新置弓手，将免役钱增加了三分，官户所纳的免役钱，也由原来的减半征收改为与民户一样征收。一年后，恢复了旧制。绍兴元年（1131）正月，下诏“依熙、丰法”，罢废由户长或大保长负责催税、政府支给雇钱的做法，改为乡村每三十户为一甲，“轮差甲头一名催纳租税、免役等钱物”，但不给雇钱。诏令一出，有官员上疏反对，以为差甲头催税，不问物力、丁口，虽为贫下户，只要家有二丁，就以一丁催税，既力所不能及，又无钱补偿亏欠，多至破产。于是，后来各地又陆续恢复以大保长催科的做法。五年正月，南宋政府借口“州县保正副未尝肯请雇钱，并典吏雇钱亦不曾给”，下诏停止支付雇钱，将免役钱依经制钱例，“分季起发赴行在”。以前，地方当局对承役者是否支给雇钱，尚未有定规，现在则正式宣布取消雇钱，民户“庸钱白输，苦役如故”，使南宋的免役钱完全变成了一种苛捐杂税。对此，马端临认为：“夫当役者岂有不肯请雇钱之理？而不行支给则州县之过，朝廷所当觉察禁治，使不失立法之初意可也，今乃以此之故，而拘入经制之窠名，所谓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也。”
为了维持社会治安和摊派差役，绍兴年间还重建保甲制度，根据哲宗后期所定的制度为准，以五家为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分别设立保长、大保长、都保正和副保正各一人。凡州县差役，政府科敷，县官杂使，监司迎送，皆责办于都保之中。具体做法是：一都之中选出材勇、物力最高的二人，分别担任都保正和副保正，负责“盗贼、烟火之事”。大保长一年一替，保正、小保长二年一替。在乡村主户中，按各户家产多少，依次编排出定簿，谓之鼠尾簿，据以轮流充户长，负责催税。已充役的称批朱，未充役的谓白脚。若大保长愿兼户长的，催纳税租一税一替。绍兴三十一年，再改户长或大保长催税为甲头催税。实际上，由于绍兴五年正月，朝廷曾经下过一个实行差役由“百司从便”的诏令，所以在后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各地征发差役的办法可谓五花八门，并无定规。
但是，无论以户长、大保长或甲头催税，都存在着一个不顾财产多少只顾役次远近轮流承役的问题。贫下户要与上等主户一样承担催税任务，本来就力不能胜任，何况那些物力富有的大地主常常勾结官府，借故逃避差役，使贫下户因频繁服役而陷入家破人亡的悲惨境地。为了均平差役，减轻负担，有些州县对役法也进行过一些改革，如实行倍役法，一甲或一保之中，其物力增及半倍的歇役十年，一倍的歇役八年，二倍的歇役四年，让财产多的上户多承担役次。
对后来影响最大的，当推绍兴十九年（1149）首先推行于婺州金华县（今属浙江）的义役法。据南宋人吕祖谦的《吕东莱文集》卷一一《金华汪君（灌）将仕墓志铭》记载，绍兴年间，金华西山乡有一乡绅叫汪灌，他深感当时差役之害民，一日召集大姓，共同商讨，定出了负担差役的办法：把全乡主户，按物力高低，定为三等，着于籍，依次轮流充差。若一户应差，则众户出钱助役，这样“名虽役而实仰给于众”。后来，大家感到每次出钱助役太麻烦，就共同“割田百亩”，以其田租助役，每当里正更换，“旧里正以田授新里正”。
据说，自实行这一办法后，“几历三十年，西山役讼，不至于公门”，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绍兴末年，东阳县（今属浙江）也实行了“率钱助役”之法，并被知婺州的吴芾称为“义役”。孝宗乾道五年（1169），范成大知处州时，有鉴于“松阳民争役”的情况，又将此义役法实行于当地。后来，“诸邑争效之”，逐渐在各地推广开来。
然而，实行义役以后，虽胥吏不能行其奸，本身却存在着不问贫富、一体出田助役等弊病，所以遭到一部分人的反对。到淳熙十一年（1184），朝廷采纳侍御史谢谔的建议，宣布：“义役、差役从民便。”正式承认了义役的存在。
宁宗嘉泰元年（1201），南宋政府颁布了由吏部尚书许及之等人编撰之《役法撮要》，该书取“祖宗免役旧法及绍兴十七年以后续降旨符，修为一书”，基本上采用按财力多少决定应役次数的“两浙倍役法”，终宋之世，再无变化。
三、绍兴年间的经界
南宋初年，兵火之后，版籍散亡，官僚、地主趁机与地方官吏相勾结，或隐瞒田产，以有为无，或以强吞弱，霸占民田，造成有田者未必有税，有税者未必有田的混乱状况。这样不仅加剧了土地兼并的发展，激化了阶级矛盾，也使南宋政府的财政收入受到严重影响，如平江府的租赋岁入，以前是七十万斛，现在按其版籍虽尚有三十九万斛，而实际上却只能收到二十万斛。究其原因，都是官僚、地主大量“欺隐”田亩所造成的。
绍兴十二年（1142）十一月，左司员外郎李椿年上疏，指出经界不正有十害：一是人户侵耕、冒佃，流失田税；二是产去税存的民户，推割（除税）不得，造成终身穷困；三是衙前和买扑坊场之人，虚报费用，小欠官钱，拘收在官，结果有名无实；四是乡司在五等丁产簿书上舞弊，肆意错乱纳二税人的姓名和税额；五是诡名寄产，有力者把田地隐寄到他人名下，以逃避赋役，无力者只得逃亡他乡；六是税籍记载不确，一到纳税时常常引起争讼；七是州县借口人户逃亡，将田税倚阁（缓征），实际上是借机市恩或贪污；八是州县隐税既多，上供不足，就额外诛求；九是豪强地主申报税额，百不供一，良善畏法者则据实申报，造成赋役不均；十是豪强地主把田税转嫁到荒地上，田少税重，故农民不敢开耕，也无人承买。为此，他提议首先在平江府实行经界，取得经验，然后推行于一路；一路理，然后推行于全国，这样就可以让“仁政行乎天下矣”。
李椿年的建议得到高宗和宰相秦桧、参知政事程克俊等人的支持，朝廷立即任命他为两浙转运副使，具体负责经界事宜。对李椿年提出的先措置平江府诸县经界，然后推广到其他州郡，“要在均平，为民除害，更不增税额”的部署和方针，也下诏表示同意。
当年十二月，李椿年公布了推行经界的具体办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转运使下设置“措置经界所”，作为主持经界的机构。一是在经界前，为了防止受人煽摇，造成民情不安，事前张榜晓谕：经界目的在于均平赋役，为民除害，更不增添税额。一是以都为实施经界的单位，无论官户、民户都要依式造“砧基簿”。砧基簿上书写户主姓名、田地面积、四至、丘段、土地来源（典买或祖产），并附地形图。一是砧基簿及地形图造毕，由都耆邻保召集田主、佃客逐丘计亩角并押字，保正长于图的四至押字，并申结罪状，上报经界所，经界所即差官按图勘验，打量核实，如有不实不尽，重行处罚。一是砧基簿经勘查属实后，即付人户永为执照。以后田产交易，买卖双方各执砧基簿及田契到县批凿（过户），否则不承认为交易行为。一是人户田产如不上砧基簿者，虽有契书文约，查出没官。一是每县各乡除各存砧基簿一本外，再造三本，一本存县，一本纳州，一本纳转运司。
李椿年是一个务实而善于理财的官员，在这之前，他在理财方面已取得了不少成绩，这次为了推行经界法，不仅作了非常周密的部署，还率先示范，“先从他家田上量起”。
绍兴十三年（1143）六月，高宗、秦桧批准了李椿年的做法，下诏颁行全国。次年八月，升任李椿年为权户部侍郎，并成立户部经界所，以负责全国的经界。十二月，李椿年因母丧去位，秦桧任命其亲信、两浙转运副使王为权户部侍郎，代为主持经界事。王以简化手续，缩短经界时间为由，改变了李椿年造砧基簿、地形图和打量勘查的办法，令民户十家为一甲，自报田亩及应纳之数，如不实，许人告发。由于经界省去了这几个最重要的环节，进度虽然加快，却为官僚、地主、地方豪强勾结乡司通同舞弊打开了方便之门，实质上是使经界变得有名无实。十六年二月，王生病出知湖州，又除右司员外郎李朝正权户部侍郎，措置经界。十七年正月，李椿年免丧还朝，这时全国经界远未完成，即使两浙路的经界，在七十九个县中也只完成了四十个县。为了不使经界半途而废，李椿年经朝廷同意后，恢复了以前的做法，并派遣官员分赴各地督促、检查，纠正经界中的不法行为。
可是，正当经界法顺利推行之际，李椿年却于绍兴十九年（1149）十二月突然被罢了官。次年正月，宋廷命户部尽快“结绝”已经界地方的未了事宜，未经界处，限转运使和当地守臣于一季内完成。接着又下令，如果州县官再敢迁延经界，在规定期限内不能完成，长吏都要罢官。同时，撤回以前派往各地的干办官和覆实官。这一切表明，南宋政府已决心于当年夏天结束经界。此后数年，宋廷先后任命户部侍郎宋贶、潼川府转运判官王之望等主持经界事，但只是对四川等经界不均的地方作一些扫尾工作而已。
这次经界，历时八年，除淮东西、京西、湖北因接近金境，福建路的汀、泉、漳三州适值发生农民起义，四川的少部分州县及海南岛等边远地区外，都陆续推行了经界法，这是南宋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据罗愿《新安志》卷三至卷四记载，徽州（安徽歙县）六县，在经界以前共有十六万一千一百余户，经界后通过合并非法分户和取消诡名子户，只存下九万七千二百余户，减少了近百分之四十；经界以前共有田地一百五十一万余亩，经界后达到二百八十八万余亩，竟增加了百分之九十还多。四川普州安岳县（今属四川）通过推行经界法，查出漏登户籍的人家有二千七百多户，查出因土地不实而加税的有四千五百余户，赋税因此得到减轻的有六千一百余户。由此可见，经界的收效十分明显，所以后来朱熹说：“窃见经界一事，最为民间莫大之利，其绍兴中已推行处，至今（按：光宗绍熙中）图籍有尚存者，则其田税犹可稽考，贫富得实，诉讼不繁，公私之间，两得其利。”他在给友人信中也说，“绍兴年间正施行时，人人嗟怨，如在汤火之中。
是时，固目见之亦以为非所当行，但讫事之后，田税均齐，里闾安靖，公私皆享其利，遂无一人以为非者。凡事亦要其久远如何耳。”说明经界法的推行确实收到了较大成效。
李椿年说经界的目的在于“均税”，而不是为了“增添税额”，有些地方对此可能做得比较好些，有些地方则随着大量隐漏田地和人丁的被查出，必然增加了税收。因此，这次经界无论对于缓和阶级矛盾或是增加政府收入，都有不小的作用。另外，它对南宋后期个别地区推行的经界也有一定影响。
至于打造“砧基簿”和地形图，实启明代造“鱼鳞图册”的先导，其意义也不可低估。
推行经界法，有利于巩固危机四伏的南宋政权，它符合以高宗、秦桧为首的南宋最高统治集团的根本利益，所以在开始时获得了他们的支持。如绍兴十三年（1143）初，李椿年上奏朝廷，说左朝议大夫提举洪州玉隆观胡思、左朝散郎直显谟阁徐林“广为谤讪，必欲沮经界之政”，两人因此被“勒停”（革职）。绍兴十九年三月，高宗还下令负责经界的官员，对那些阻挠经界的地方官“觉察奏劾”，并赞扬李椿年“通晓次第，中间以忧去，他官领之，便有失当处”，似乎主持经界非他莫属。可是一年后，高宗却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他说：“昨李椿年乞行经界，初欲去民十害，遂从其请。今闻浸失本意，可令户部逐路选委监司一员专一看详，应便于民者，依已经界施行。其乖谬返为民害事目，并日下改正，具申省部，日后以当否取旨黜陟。”
于是，李椿年便从一个经界的功臣变成为一个罪人，经界至此也草率收场。
对于这中间的变化，当有多种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