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认为，宋、金双方的力量对比，已基本平衡，南宋虽然尚无力量北伐，金朝也因完颜亮之败，决不会轻举妄动，最多“不过以虚声撼我耳”。因此他一方面主张朝廷应遣使金朝，索还河南陵寝之地，另一方面在军力和财力上积极作好北伐的准备。
与此同时，虞允文十分注意选拔人才和稳定政局。他认为李显忠等将领虽在战争中有过失，仍然有一定能力，奏请朝廷恢复了他们的官职。孝宗曾册立嫡长子赵愭为太子，乾道三年（1167）秋，赵愭病死，此后太子迟迟未立。七年正月，孝宗采纳虞允文关于早定储位的奏请，下诏立恭王赵惇为皇太子。
乾道八年夏天，孝宗命近臣选谏官，虞允文推荐李彦颖、林光朝、王质三人充任，但都没有获得同意，而对潜邸旧人、武泰军节度使曾觌所提出的人选，不仅马上采用，而且还授予他进士第、擢谏议大夫。虞允文虽然力争，孝宗仍然不肯改变主意。按宋代政治惯例，宰相的意见如果多次不被接受，表明他已失去皇帝的信任，有必要引退。九月，虞允文遂辞去相位，代替王炎出任四川宣抚使。行前，孝宗告诉他自己决定亲征，要虞允文在四川配合行动，并授以出兵方略，期以某日会师河南。虞允文担心近习弄权误事，或孝宗中途变卦，提醒道：到正式出兵时，我担心陛下未必能配合。孝宗当即表示：“若西师出而朕迟回，即朕负卿；若朕已动而卿迟回，即卿负朕。”为表示对虞允文入川的重视，孝宗御正衙，赐宴宫中，酌酒赋诗送行。
虞允文再次至蜀，增军队粮饷，括民马，且免养马者赋役，于是军士大悦，马数日增。又奏选平民子弟入伍备战，积极进行北伐准备。他作为一个抗战派，与不知战争为何物的张浚大不相同，虽然力主以武力恢复中原，但对战争采取谨慎态度，一是主张在军力、财力等条件成熟时方可对金用兵。
二是用遣使祈请陵寝和更改受书仪以激怒金人，让敌人先背盟举兵，再后发制人，使以太上皇帝赵构为首的投降派找不到反对抗战的口实。正因为如此，虞允文在四川一再推迟出兵时间，以进一步蓄积力量和等待有利时机。
可是孝宗却等不住，乾道九年十月，当南宋要求更改受书仪的外交斗争失败后，孝宗不惜冒挑起与金人战争的危险，决心强制更改。为此，他密诏虞允文，催促四川宋军早日出师北伐。虞允文则以军需未备为由不奉诏，且上奏说：“机不可为，但令机至勿失耳。植根本，图富强，待时而动可也。安敢趣师期为乱阶乎？”拒绝了孝宗仓卒北伐的要求，表现了一个头脑清醒的抗战派大臣对国家和民族负责任的态度，这是张浚乃至李纲所远不可及的。
淳熙元年（1174）二月，虞允文因操劳过度，得病去世，这对南宋抗战势力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使孝宗最终不能实现恢复中原的志向。
孝宗统治前期，其一系列内外政策乃至任用宰执的标准，都是围绕着抗金斗争的准备而进行的，其用心可谓良苦，但最终只能接受偏安的现实，究其原因当有多个方面：一是随着力主北伐中原的虞允文的去世，妥协势力在朝廷里远远占了上风，特别从统治集团的高层来说，维持现状几乎成了一致主张。二是鉴于过去北伐失败的教训，财力上也不足以支持长期的对金战争。三是南宋养兵虽多，但战斗力很弱，一旦与金人开战，获胜的把握确实不大。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孝宗深受太上皇赵构的种种制约，无法放开手脚全力抗金。高宗闲居德寿宫，除了继续过着极端荒淫无耻的生活以外，还经常干预政事。如有一次，高宗要孝宗将一因犯赃罪而被劾罢的郡守官复原职，孝宗从宰相处得知此人罪行属实，一时没有答应，高宗为此大怒，孝宗无法，只得再谕宰相道：“昨日太上圣怒，朕几无地缝可入，纵大逆谋反，也须放他。”结果将那人“尽复原官，予大郡”了事。由此可见，孝宗连区区小事都得听命高宗，更毋庸说像和战那样的大事了。故宋人以为：“孝宗初年，规恢之志甚锐，而卒不得逞者，非特当时谋臣猛将雕丧略尽，财屈兵弱未可展布，亦以德寿圣志主于安静，不思违也。”此话不无道理。
从金朝方面来看，金世宗统治时期，金朝正处于史家所谓“群臣守职，上下相安，家给人足，仓廪有余”，有“小尧舜”之称的全盛时期，南宋确实也无隙可乘。
此后，孝宗年事渐高，逐渐丧失了昔日的锐气，“不猎猛敌”而热衷于“球马之细娱”，最终放弃了对金人用兵的计划。于是整个政治气候和社会风气又恢复到了绍兴年间的状态，完全忘记了“靖康之变”带来的耻辱。淳熙年间，太学生林升在临安府目睹这种状况后，作诗讽刺道：“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宋金关系虽然进入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但南宋的国势却一天天地走向衰落。
第二节 孝宗朝的内政
一、“独断”行事，宰相权轻
宋代自立国以来，封建统治者为防止大臣擅权，一般不让宰相久任，更少独相，并采取“异论相搅”的策略，以互相牵制。绍兴年间，高宗为了贯彻对金屈辱投降的路线，严厉镇压文武百官中强大的反和议势力，不得不独相秦桧达十七年之久，结果造成秦桧集团势力坐大，当是一个例外。
孝宗即位后，将“为国之要”归纳为“用人、赏功、罚罪”三者。在用人问题上，他特别注意择相，并力图对他们做到奖罚分明。他说：用人之弊，在于人君乏知人之明，宰相不能择人。他总结宋初以来的教训是：“过于忠厚，宰相而误国，大将而败军，未尝诛戮。”因此提出：“要在人君必审择相，相必当为官择人，懋赏立乎前，诛戮设乎后，人才不出，吾不信也。”他吸取秦桧擅权的教训，恢复了祖宗家法，“躬揽权纲，不以责任臣下”，“勤于论相，数置而亟免”。孝宗对宰执大臣的擅权和朝廷朋党的防范尤严，他公开提倡：
“执政于宰相，固当和而不同。”某次，孝宗自负地对身旁的宰臣说：唐文宗以为，“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此话实在可笑，如果人主能兼听独断，难道还会出现这种现象吗？
为此，他事事“独断”，不稍借大臣以权，频频更换宰相，不予久任，对他们几乎人人都抱猜疑，个个都不与实权。孝宗一朝二十六年，先后出任宰相的有陈康伯、史浩、汤思退、张浚、洪适、叶颙、魏杞、蒋芾、陈俊卿、虞允文、梁克家、曾怀、叶衡、赵雄、王淮、周必大、留正等十七人，其中，史浩、陈康伯、梁克家三人，均二次任相。所有人的任相时间，长的是六年九个月，短的只有三个月，每人每次平均不到二年。乾道元年（1165）二月，陈康伯致仕后，不除相者达十个月之久，淳熙二年（1175）九月，叶衡罢相，虚相位时间更长达二年半，而以参知政事龚茂良、李彦颖、王淮摄相位。这种情况，在有宋一代历史上实为仅见。
上述宰臣，虽然都是孝宗亲擢，可是对他们仍然非常不放心，更容不得有半点不同意见。如乾道四年，孝宗想再次对金用兵，将参知政事蒋芾擢为右相兼枢密使，要他都督军队。蒋芾以为“天时人事未至”，不同意在此时出兵北伐，于是孝宗立即罢去他的相位，出知绍兴府。淳熙二年，宋廷选使求河南陵寝地，宰相叶衡推荐“有口辨”的右司谏汤邦彦使金，汤邦彦怀恨叶衡置他于险地，向孝宗上疏告密，说叶衡有“讪上语”，孝宗大怒，当日就罢去了叶衡的相位，“郴州安置”。陈俊卿在孝宗为王子时，曾做过他的老师，出任宰相后，以清正廉洁着称，并特别注意选拔人才，“所除吏皆一时选，奖廉退抑奔竞，或才可用，资历浅，密荐于上，未尝语人。每接朝士及牧守自远至，必问以时政得失、人才贤否”，虞允文为相也缘于他的推荐。按理说，这样的宰相完全符合孝宗心意，可是任相仅一年半，即因“奏留龚茂良”这样一件小事而“忤上意”，“震怒甚”，立即被罢判福州府。在抗金事业中，孝宗对虞允文最具厚望，称他“忠出天性，朕之裴度”，可是就在乾道八年二月擢他为左相的同时，又将“与虞允文可否相济，不苟同”的参知政事梁克家任命为右相加以牵制。而梁克家除相只一年多，因对金使朝见授书仪有不同看法而被罢去相位。史浩自隆兴元年（1163）被罢去相位后，自是不召者十三年。
淳熙五年（1178）三月，复召为右相，时年已七十三岁，史浩知道孝宗是一位猜疑性极强的君主，故特意向他表明心迹：“蒙恩再相，惟尽公道，庶无朋党之弊。”孝宗听出史浩话中有话，当即辩解说：“宰相岂当有党，人主亦不当以朋党名臣下。朕但取贤者用之，否则去之。”即认为凡是被他解除相位的人，都是因为不称职，否认以朋党疑人。史浩对孝宗来说，本有师保之谊，他的才德也可为楷模，后来真德秀对史浩曾有很高的评价，说他：“方其柄国时，护公道如命脉，惜人才如体肤。在廷诸贤，持议间有不同，而包函容养，亡秋毫忿疾意。异时复归宰路，所荐进皆海内第一流，不以同异为用舍。”可是孝宗对他还是百般猜疑，不信任如此。
孝宗的不久相，对于王淮却是一个例外。王淮先以参知政事摄相位二年多，淳熙八年（1181）八月除为右相，一年后又进位左相，直到十五年五月被罢去相位，前后任相近七年，中间独相时间长达五年之久。究其原因，一是王淮用人不分亲疏，一以贤、能作为任用标准，朝中并无私人，也不拉党结派，这使得孝宗甚为放心；二是他对孝宗言听计从，从无半点顶撞，王淮的一句“名言”是：“上意即天意也。”由这样的人伴君，当然会得到孝宗的欢心。
但是即使如此，在孝宗决定“禅位”后，还是担心此后新君对他难以驾驭，将他罢为祠官，而让资历不深的周必大出任右相，主持朝政。
孝宗不仅频繁地调换宰相，也频繁地调换参知政事。孝宗一朝，先后出任参知政事者竟达三十四人之多。不仅如此，孝宗对将帅和地方守臣也频繁地加以调换。一日，他以自己在位久，而功效未成，命权礼部侍郎周必大等坦陈其中原因，周必大等奏道：“陛下练兵以图恢复，而将数易，是用将之道未至；择人以守郡国，而守数易，是责实之方未尽。诸州长吏，倏来忽去，婺州四年易守者五，平江四年易守者四，甚至秀州一年而四易守，吏奸何由可察，民瘼何由可苏？”这道奏疏，不仅可以了解当时任官不专之一斑，也揭露了任官不专之弊病。
孝宗作为一个有为之君，他的人主审择宰相，宰相当为官择人，对臣下要奖罚分明的观点应该说都很有道理，但做起来并不成功，原因在于他的动辄生疑和独断专行，不允许大臣们有自己的主见，从而妨碍了他们主观能动作用的发挥。俗语说：“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孝宗自以为有“知人之明”，但他的“知人不用”、以“细故责臣下”，与“知人不明”实际上只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当时贤相虽然不少，政局却并无多少改观，便是他这一统治特点所造成的后果。
乾道八年（1172），孝宗以为“左、右仆射”虽本系秦官，那只不过是主射之小官，到两汉，其秩亦只六百石。于是依汉制改尚书左、右仆射为左、右丞相，仍以参知政事为副相，同时废除侍中、中书令、尚书令的虚称。这是宋初以来第五次改变相名，以后就一直沿用到宋末。
二、宠信近习
宠信近习，是孝宗朝政治的又一个特点。在封建社会里，凡是经常在帝王身边供奔走驱使的宦官和藩邸旧人，以及与帝王关系比较密切的一些外戚，因为易于借势作威福，一律被指斥为“近习”。虽说宋代吸取前朝教训，不允许近习干预朝政，但由于封建帝王对大臣的猜疑以及个人腐朽生活的需要，总要借助此辈作为自己耳目，执行一些一般臣僚不能做或不便做的事。一些乖巧的近习，通过百般讨好以获取帝王的欢心和信任，升迁就特别容易，权力也随之大增。这种情况虽然每朝都有，但以孝宗朝为最严重。原因是孝宗在潜邸久，近习多，加上他为了驾驭群臣，“独断”行事，即便宰臣，“不过奉行文书条理而已矣。一政事无不从中治也，一听断无不从己出也”，“使宰相循循而入，唯唯而退”。“宰相权轻，则近习得以乘间而议政”。在《宋史·佞幸传》中，记载了两宋各朝最有名的近习十二人，其中孝宗一朝就有曾觌、龙大渊、张说、王拚四人，实际上，还有内侍李珂，也是一名重要的“近习”，当他死时，孝宗竟为他“赠节度，谥靖恭”，对宦官恩数之重，在有宋一代可谓独一无二。只是由于李珂死得早，恶闻尚未显见，故并未列入《宋史·佞幸传》中。
曾觌，开封人，以父荫补官，绍兴三十年（1160）与龙大渊同为建王内知客。孝宗即位后，曾觌由武翼郎擢为主管侦察臣民动静的带御器械、干办皇城司，龙大渊由左武大夫擢为掌管枢密院内部事务的枢密副都承旨。当时有官员提出：任用藩邸旧人不可无节度。孝宗不仅不听，反而将两人分别提升为权知门事和知门事，皆兼皇城司，而罢去反对者的言职，或让他们出知州郡。曾、龙受孝宗宠信，从此势力大张。曾觌累迁至开府仪同三司，后来又加少保、醴泉观使，地位与宰相埒。他与王拚及原高宗宦官、入内押班甘昪相勾结，公开招权纳贿，“其门如市”，文武要职多出三人之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