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5章 孝宗朝的外交和内政(5)

如临安府的茶、盐岁入，绍兴年间以一千三百万缗为额，到乾道六年（1170）以后，就增至二千四百万缗。成都府初额为四万八千缗，到乾道末年增至四十余万缗。二是支移、加耗等附加税大幅度增加。如秀州（浙江嘉兴）在乾道三年的加耗每石尚只有一斗四五升，而二年以后竟增加到五六斗，“每岁溢取十五万石”。湖南的斗面米，也是“一岁所取，反数倍于前者”。再如潭州（湖南长沙）一地，每年二税的税额是三十万斛，而额外加派的支移费竟达到十万缗之多。

二是增加名目繁多的杂税。正如侍御史章颖所指出的：“乾道以后，大臣当国者皆以理财为务，如盐袋钱、头子勘合钱、官户减半役钱，又复增取者七八百万缗，可谓重矣。”四川地区与盐有关额外增收的杂税，更是不胜枚举，如“买酒钱、到岸钱、塌地钱之类，皆是一时增创”。临安府的商贾和百姓，为了逃避苛捐杂税，许多人就买通德寿宫内侍，在货物上插上德寿宫的旗帜以逃税，甚至粪船也不例外，故后人作诗讽刺道：“德寿书名满市廛，一丁犹是赋三千。不须更问灯笼锦，翼翼宫旗插粪船。”在这种情况下，才使孝宗朝的赋税总收入，大大超过了宋代的任何一朝。

沉重的封建剥削把农民压得喘不过气来，乾道七年（1171），有官员说到：当时虽然“连年灾旱，饥馑荐臻，江湖十数州，赤地千里，米价腾涌，日甚一日”，饥民“流离颠仆，相属于涂”，但地方官仍然“急于催科，必欲足其常数，饥民粥不给，税租何从出乎？”淳熙年间，出任湖南安抚使的辛弃疾，在大力镇压农民起义的同时，对农民的悲惨境遇也深表同情，他对孝宗说：“臣姑以湖南一路言之，自臣到任之初，见百姓遮道，自言嗷嗷困苦之状，臣以谓斯民无所愬，不去为盗。将安之乎？臣一一按奏，所谓诛之则不可胜诛。”同样，繁重的赋税也使茶贩、渔民、山民和少数民族的人民失去了生计。

随着社会的逐渐安定，土地兼并在孝宗朝也迅猛发展起来。无论文臣还是武将，地主还是商人，有的依靠皇帝的恩赐，有的利用手中的特权，有的通过高额地租和高利贷的盘剥，大量兼并土地，广大贫下户纷纷破产，有的甚至沦为流民。故陆九渊说：“所谓农民者，非佃客庄，则佃官庄，其为下户自有田者亦无几。所谓客庄，亦多侨寄官户，平时不能赡恤其农者也。当春夏缺米时，皆四出告籴于他乡之富民，极可怜也。”地主豪民还依仗权势，破坏水利，围湖造田，两浙地区最着名的人造湖鉴湖就在此时基本被湮灭。数十万顷的官田，也是“朝籍于官，暮入势家”，成了他们囊中之物。

南宋时候，地主对农民的地租剥削，比北宋还重，主客的分配比例，从七三分、对半分到四六分不等，如洪迈在淳煕年间（1174-1189）说：“予观今吾乡（江西鄱阳）之俗，募人耕田，十取其五，而用牛者，取其六，谓之牛米。”新安（安徽歙县）“上田产米二石者，田主之收什六七”。同时代的王炎说：“（湖南之田）毎亩所输于官者，役钱以四百八十文为率，苗米以一斗为率。

计其所得于田者，膏腴之田，一亩收谷三斛，下等之田一亩二斛，若有田不能自耕，佃客税而耕之者，毎亩所得一斛二斗而已。有牛具、粮种者，主客以四六分，得一斛二斗，若无牛具、粮种者，又减一分。”福州的“民间定租，亩米一石”，如果折成分成租，佃户还分不到一半，一旦遇到灾荒，恐怕交租还嫌不够。官田上盛行货币地租，剥削额也较私田轻一些。农民如果交不出地租或高利贷，除了封建政府派出虎狼般的差役，帮助追讨以外，一些豪强地主往往私设公堂，严刑追逼。时人卫博曾说：“比年以来，富家大室，擅兼并之利，诛倍称之息，械系设于私室，椎剥尽于肤髓，贫民下户雠之到骨，诪张怨詈，所不堪听。”以上这些情况，都加剧了阶级矛盾，造成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

四、高宗之死和孝宗“禅位”

淳熙十四年（1187）十月，太上皇高宗病死于德寿宫。是年孝宗六十一岁，他为了表明对高宗“禅位”于己的感激之情，更由于对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已经彻底丧失了信心，意志消沉，转向享乐，甚至“经月不御外朝”，所以一改以往帝皇守丧时间以日易月的做法，决心要毕三年之丧。十一月，孝宗下手诏，令皇太子参决政务，以便让自己逐步从繁重的朝政中脱身。

次年三月十六日，一支由二百十三条船只组成的出殡队伍，载着高宗灵柩，自临安出发，浩浩荡荡地横渡钱塘江、转入钱清江，沿着浙东运河东行，进入鉴湖水网，历时五天，才抵达绍兴府会稽县上皇山麓的攒宫。船队所经之处，除强行征发大批民力以应徭役外，还趁机须索百端，单是供应三十人左右的后宫和内侍们用膳一项，“每顿破羊肉四百斤，泛索尤难应付，如田鸡动要数十斤”。为通过这支庞大的船队，沿途还拆毁了不少桥梁、堤堰、灌渠和民居。高宗山陵建成后，取名永思陵，全部费用当以数百万贯计，这些都极大地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不过，与历史上其他帝王陵寝相比较，限于财力不济和权厝等原因，规模确实不算很大，当永思陵建成后，周必大就有“陵域相望，地势殊迫”之叹。不久，根据翰林学士洪迈提议，以吕颐浩、赵鼎、韩世忠、张俊配享高宗庙廷。有人还提出让岳飞、张浚配享，但遭到孝宗的拒绝。

十六年正月，周必大由右相进位左相，参知政事留正升任右相，将皇太后移住慈福宫，并将德寿宫更名为重华宫。这一切都为他的退位做好安排。

二月，孝宗正式将帝位传给皇太子，自己退居重华宫。太子即位，是为光宗，尊孝宗为寿皇圣帝，皇后谢氏为寿成皇后，皇太后吴氏为寿圣皇太后。

光宗名惇，孝宗第三子，生于绍兴十七年（1147）九月。孝宗在潜邸时，娶郭氏（后来追册为成穆皇后），郭氏生四子，长子邓王赵愭，次子庆王赵恺，三子恭王赵惇，即光宗，四子早夭。孝宗即位后，赵愭被立为皇太子，不久病死。按照封建礼法，当由赵恺继立为太子，然而此时其生母郭氏早死，两宫为了达到市恩目的，往往不希望依常规立皇太子。孝宗在他们的影响下，以为赵惇“英武类己”，遂“越次建储”，乾道七年（1171）二月，将他立为太子。

与此同时，晋封赵恺为魏王，命其出判地方。赵恺临行前，对前来送行的宰相虞允文请求道：“更望相公保全。”从中可以看出宫廷斗争的残酷无情。

淳熙七年（1180），魏王赵恺死于明州（浙江宁波）。

光宗皇后李氏，是庆远军节度使李道之女。当光宗还是恭王时，高宗听信道士皇甫坦的话，以为“此女当母天下”，遂聘李氏为恭王妃。乾道四年（1168），生嘉王扩。李氏其人，史言其“性妒悍”，恭王为皇太子，李氏为皇太子妃，她经常以细故诉太子左右于太上皇与孝宗，太上皇不怿，言李氏无后德。孝宗亦多次训诫李氏，要她“以皇太后为法，不然，行当废汝”。对此，李氏一直耿耿于怀。光宗即位后，李氏虽被立为皇后，但与寿皇夫妇一直不和，内侍颇知其情，为取宠双方而从中奔走挑拨，使光宗帝后与寿皇夫妇的关系更加恶化。

孝宗虽然退位，但也和高宗一样，并不想完全放弃权力，安排亲信周必大出任光宗的左相，就是他为此而设下的一枚棋子。留正曾经做过光宗在潜邸时的旧臣，与光宗的关系非同一般，他在光宗即位前夕，“越次拜右丞相”，当与皇太子的拔擢有关。光宗即位后，周必大与留正并相，“议论素不相合”，实际上是光宗与孝宗两人矛盾的反映。光宗为了排斥周必大，秘密向自己做太子时担任过侍讲的罗点物色可以为台谏官的人选，罗点不明白光宗的意图，向他推荐了“意向与周必大相类”的叶适等八人，结果一个也不被采用。稍后，光宗将与周必大有怨、对留正有恩的何澹，自权兵部侍郎除为右谏议。果然，何澹一上任，“首上疏攻必大，必大求去”，光宗便趁机罢去了他的相位，予在外宫观，接着升任留正为左相。

总之，与孝宗对太上皇高宗惟命是从的态度完全不同，光宗一登上皇位，就不愿受到孝宗的控制，加上皇后李氏的挑拨，使父子两人的矛盾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