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淳元年（1265）三月，贾似道在理宗灵柩安葬毕，借口援引惯例，上章要求辞去相位，并不管度宗答应与否，径自回到他在绍兴府的私第。同时，贾似道指使荆湖安抚制置使吕文德谎报军情，说蒙古攻下沱（在湖北枝江县东南）甚急，于是“朝中大骇”，度宗更是不知所措，他多次“御笔宣促”，要求贾似道立即返回临安供职，说自己“夜不安枕，未明求衣，专俟师相归，处分万几几之事”，“今师相舍机政而归锦里，谁与予膺镇安抚之任”？同时八次派遣官员赴绍兴府迎请。后来，贾似道表示如果同意他辞相奉祠，愿意回到临安。度宗无奈，只得下诏除贾似道为太师、镇东军节度使、魏国公、醴泉观使兼侍读，再遣内侍“三至其第邀请”。至此，贾似道才姗姗来迟，回到临安。
度宗将贾似道“骗到”京城后，“独员引见”，“乃再拜右丞相”。上述这一幕，反映了度宗对贾似道的依赖之深已达到一日不可缺少的地步。
度宗虽没有继承到理宗的些许统治本领，在荒淫腐败方面却有过之而无不及。尽管当时南宋社会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他仍然不恤政事，一味追求淫乐。史言度宗自为皇太子时，就“以好内闻，既立，耽于酒色”。“故事，嫔妾进御，晨诣门谢恩，主者书其月日。及帝之初，一日谢恩者三十余人”。一个晚上竟要玩弄三十余个嫔妾，其好色的程度实在让世人吃惊，难怪他的寿命如此短促。度宗最宠爱的嫔妃有会宁郡夫人王秋儿等十四人，凡是批答臣僚的章奏，皆出自王秋儿之手。为此，群臣不断劝谏，宗正少卿赵景纬在奏疏中指出：“损德害身之大，莫过于嗜欲。”起居舍人高斯得更是一针见血地说度宗见到宦官和女子，“常若露门虎观”（意为甚感兴趣），而对学士大夫，“则微疴薄恙”（意为装病疏远），这样下去怎能“亿万年而有永”呢？
度宗也和理宗一样，大肆“推恩”外戚和宗室，仅咸淳三年（1267），因册封理宗皇后谢氏为皇太后，包括谢堂在内的谢氏一家及其姻亲共四十九人获得升官，七十六人获赐银、绢；因册封全氏为皇后，包括其弟全清夫在内的全氏家族共三十二人获得升官。生父嗣荣王赵与芮晋封福王，其姻亲共三十四人各转官有差。四年七月，度宗对淑妃杨氏亲属的“推恩进秩”竟多达一百三十四人。“推恩”之滥已经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度宗即位后，继续把崇尚理学作为他的国策，起用理学之徒，任命礼部尚书马廷鸾、直学士院留梦炎兼侍读，以婺州教授兼丽泽书院山长何基、建宁府教授兼建安书院山长徐几兼任崇政殿说书，同时召大儒江万里、王爚、洪天锡、汤汉等赴临安任职。不久，以洪天锡为侍御史兼侍读，汤汉为起居郎兼侍读，江万里、王爚、马廷鸾皆被擢为执政。朝廷中大部分官职，几乎都为理学家及其信徒所把持。贾似道惟恐有人分其权势，鼓动度宗“专用此一等人，列之要路，名为尊崇道学，其实幸其不才愦愦，不致掣其肘耳”。
在度宗和贾似道的腐朽统治下，社会危机空前严重。在政治上，吏治更加腐败，一般官员口中高诵“正心诚意”、“去人欲，存天理”的理学说教，实际上却变本加厉地进行贪污和搜刮，度宗也不得不承认：“吏以廉称，自古有之，今绝不闻。”贪官污吏的横行，使阶级矛盾越来越尖锐。在经济上，因为战争形势更加紧张，国土面积日益缩小，军费负担越加沉重，正如沿江安抚使朱禩孙对度宗所言：“祖宗时以全天下事力备西北二边，渡江以后半天下事力备三边，今日又以东南一隅之地备四边，事力可知。”度宗和贾似道为了应付庞大的财政开支，不得不再次滥发楮币，从而造成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咸淳三年十二月，据行在点检所检察黄震说，当时临安米价每斗达二贯六百文上下，是靖康之变开封沦陷时米价的二倍。到度宗末年，二百文第十八界会子已经“不足贸一草屦”。在军事上，随着蒙古军队的步步紧逼，两淮和京湖地区再次告急，四川六十余州，到咸淳四年只存下二十余州，“所谓二十余州者，又皆残荒，或一州而存一县，或一县而存一乡”。在这种形势下，南宋政权只能坐以待毙。
三、襄樊沦陷
度宗朝初年，忽必烈汗在镇压了李璮叛乱和阿里不哥的对抗，稳定了内部局势以后，开始着手组织对南宋新的大规模进攻。
当时四川虽然残破，但以重庆为中心的川东地区经过彭大雅、余玠、俞兴等人先后数十年的苦心经营，以钓鱼城等山城防御体系为依托，防御力量得到很大加强，蒙军一再打算进入夔峡地区，控制长江上游的企图总是不能得逞。至元四年（1267年，南宋咸淳三年）忽必烈汗接受降将刘整等人关于重点进攻襄樊，然后“浮汉入江，则宋可平”的建议，任命征南都元帅阿术与刘整共同指挥这一军事行动。
襄阳和樊城位于京西南路的中南部，两城夹汉水对峙，通称襄樊，它上通夔、利，下控荆楚，是南宋中路的重要军事据点，被宋人号称为“天下之脊，国之西门”。襄樊一旦失守，长江门户就会洞开，这对两浙尤其是首都临安的防御来说就非常危险。南宋在孟珙收复襄樊以后，开始重视对那里的防御，在汉水中植木，联以铁索，中造浮桥，作为两城互相支持的交通要道。
咸淳四年（1268）九月，阿术与刘整所率领的蒙古军开始包围襄樊，并在要害处修筑城堡，作为切断南宋援军的准备。驻守襄阳的宋军，在京湖制置副使、知襄阳府吕文焕的率领下，几次主动出击，力图打破敌人包围，但都没有取得成功。
由于襄樊地势险要，城池坚固，又有比较丰富的物资储备，在守城军民英勇奋战下，尽管围城蒙军兵力已增至十万人以上，一时仍无法攻破。咸淳五年（1269）十二月，京湖制置使吕文德病死，南宋在京湖战场上失去了一位临边四十余年并最具威望的军事指挥官，这对襄樊保卫战无疑会带来严重影响。贾似道看到形势危急，几次向度宗奏请，要求亲赴京湖地区巡边，他说：“昨文德讣至，日为忧皇……傥非臣等勇于一行，决不能宽顾。且荆襄绎骚，士不解甲者再岁，以文德声望智略，高出流辈，仅能自保。今一失之，奚所统率？矧诸名将器略难齐，势不相下，仓卒谋帅，复难其人，兵权不可一日无所归，边务不可一毫有所误。”应当承认，贾似道这里所说的乃是实情，但是遭到度宗的拒绝，群臣也纷纷上疏劝阻，贾似道巡边之事，也就不了了之。
为了打破蒙军对襄樊的包围，并防御蒙军有可能从京湖地区长驱直入的危险，南宋政府继续调兵遣将，加强京湖战场的兵力部署和对襄樊的增援。咸淳六年（1270）正月，贾似道将两淮安抚制置使兼知扬州李庭芝调为京湖安抚制置使兼夔路策应使兼知江陵府，基本上代替了吕文德原有的职务。任命高达为湖北安抚使、知鄂州。当年十月，又遣殿前副都指挥使范文虎统率殿前军精兵八千余人及两淮诸军，赶赴襄樊，“会合备御”。连同上一年先期到达的张世杰和夏贵的军队，南宋几乎将所有能征惯战的骁将和劲卒都调集到了京湖战场。与此同时，朝廷又不惜拿出巨额钱财来犒赏京湖前线的士兵。当时有人批评说：“今朝廷竭天下财力以援一州而不能。”从侧面证实宋廷救援襄樊确实是竭尽了全力。由于救援襄樊须从汉水逆流而上，航行十分困难，加上蒙军已于汉水两岸布置重兵进行封锁，所以南宋几次派兵支持襄樊，都被蒙军战败，襄樊战局“危急如初”。
至元八年（1271年，南宋咸淳七年）十一月，忽必烈汗改蒙古国为“大元”，忽必烈就是元朝世祖。翌年，元世祖宣布改中都为大都（北京），建都于此，并发布文告，准备最后灭亡南宋，因此对襄樊的包围更加厉害。进入咸淳八年（1272）春，经过四五年之久的围困，襄樊城内盐、柴薪、布帛等极端缺乏，形势万分危急。李庭芝只得以重赏招募敢死之士三千人，“皆襄、郢、西山民兵之骁悍善战者”。又在民兵中物色到“智勇素为诸军所服”的张顺、张贵两人作都统，命他们担负起率领民兵冲破元兵包围，运送物资给养到襄樊去的艰巨任务。
时值五月，江水陡涨，张顺、张贵于二十二日率领由数百条船只组成的船队，沿汉江向襄樊驶去，进入磨洪滩后，见元军战船布满江面，无隙可入，便展开强攻，摧毁敌人用以拦截江面的铁链条数百根，元屯兵虽多，“尽皆披靡避其锋”。民兵们英勇奋战，转战一百二十里，到二十五日黎明，终于抵达襄阳城下，完成了运送物资的任务。张顺在战斗中壮烈牺牲，数天后人们从江水中捞到他的尸体，见他被介胄，执弓箭，身中四枪六箭，“怒气勃勃如生”，非常悲壮。张贵率领民兵返回郢州途中，遭到元军伏击，也壮烈牺牲。
自此以后，元军进一步加强了对汉水的堵截，襄樊与外界遂完全隔绝，处境更加危险。但即使在这种形势下，南宋仍然不肯放弃襄阳，当年六月，“以钱千万命京湖制司籴米百万石，转输襄阳府积贮”，不过如何将这批粮食运往襄阳府，却显得一筹莫展。
咸淳九年正月初九日，樊城被元军攻破，统制牛富率百余人进行巷战，历时三天，渴饮血水，转战而前，杀死不少元兵，最后身负重伤，不能支持，乃赴火自尽。
与襄阳唇齿相依的樊城失守以后，襄阳更是危在旦夕。元军乘机加强对吕文焕的劝降攻势，吕文焕帐前将领纷纷出城投降，吕文焕知道大势已去，遂向元朝请降。“（元）中书省驿闻，遣前所俘唐永坚持诏谕之”。二月，吕文焕以襄阳降元朝。只有都统范天顺拒绝投降，自缢殉国。
襄樊沦陷后，不仅撕破了南宋在京湖地区的重要防线，使长江中游门户为之洞开，为元军下临安开辟了一条快捷通道，而且对元、宋双方的攻防气势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方面，它极大地增强了元朝的军事力量和灭亡南宋的信心；另一方面，也严重地动摇了南宋军队和文武百官抗击元军南侵的信心，在元朝大军压境的形势下，终于出现了兵败如山倒的局面。
当年三月，贾似道收到李庭芝关于吕文焕以襄阳降元的报告后，知道形势严重，自称“战眩颠沛，几于无生。不谓事不可期，力无所措，乃至此极”，于是又提出行边的要求，但再一次遭到度宗的拒绝。
四、贾似道擅权的加深
度宗即位后，对贾似道更是敬畏有加，将一切军政大权放手让他处决。
咸淳元年（1265）四月，度宗特授贾似道为太师，封魏国公。三年二月，又授平章军国重事，位在丞相之上，一月三赴经筵，三日一朝。六年，又允许他十日一朝。这使贾似道更加踌躇满志，自以为：“己未之冬事（按：指鄂州之战）已去矣，至于今日皆我力也。”贾似道大权在握，其擅权程度之深更甚于秦桧、史弥远等人。“凡台谏弹劾，诸司荐辟及京尹、畿漕一切事，不关白不敢行”。甚至直接出自皇帝旨意的内制，也需事先向贾似道“呈稿”，以获取认可，否则就会被劾罢。当时，朝廷上下，上至宰执侍从，下至州县地方官，绝大多数官员都拜倒在他的脚下，不是其爪牙，就是其同党，即使一般官员，慑于贾似道的淫威，也无不表示折服。咸淳五年四月，贾似道又向度宗提出致仕要求，度宗竟“恸哭而留之”，台谏上疏乃云：“岂特陛下愿其留，二相愿其留，群工百执愿其留，至于六军万姓，莫不愿留，则留者人心之所同然也。”一次，贾似道集合百官议事，忽然厉声对大家说：“诸君若非似道拔擢，何以至此！”众人都不敢作声，惟有礼部侍郎李伯玉不服，他说：“伯玉殿试第二，平章不拔擢，伯玉地步亦可至此。”事后，李伯玉即被出知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