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相关的学生社团或让学生自主管理校园媒体；让学生直接参与到媒介管理和媒介创制过程中来是激发他们自觉反思媒介问题的有效方式。
对此，国外和港台的媒介教育已经有许多可供借鉴的模式，比如暑期工作坊、媒介批评学社、学生报刊、学生电台、学生网站、学生影视创作等等。
总之，在大学期间，让学生形成如下的媒介认知技能是帮助他们认识真实世界的有效方式：
能够和愿意在内容理解上做出努力、给予注意力和筛除噪音。
理解和尊重媒介信息所具有的力量，对“第三人效应”有充分的自觉。
对内容做出回答和行动时，具有把情感上的和理智上的反应区分开来的能力。
提高对媒介内容的更高企盼的眼光。
具有区分类别的能力。
无论媒介信息来源有多么可信，对待媒介信息都应持批评态度。
无论有多复杂，都要掌握不同媒介的内部使用语言和了解他所产生的影响。
（二）媒介与老年人
记得有人说过：“媒介对文化的反映就像是一面哈哈镜——有些东西显得比实际要大，而有些又比实际要小，还有一些则看不见了。”媒介对老年人群体的呈现从某种角度印证了这个观点。老年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媒介所呈现出的形象和我们实际的认知之间究竟有什么差别？新闻话语对老年问题忽视和广告商对老年人的重视之间是否形成悖论？了解和理解老年人对我们究竟有什么样意义？一句话，即便是为了我们自己（假如你是一个年富力强的人），也应该对这些问题投注更多的关注，因为，老年是大多数人都将经历的最后一个人生阶段。
1．老年问题并不是一个假设
19世纪以前，老年人在人口中所占比例很小，65岁以上的老年人在社会中所占的比例不过3%-4%，那时让人们思考这个群体的生存状况是几乎不可能的。在相当长的历史中，老年问题始终被作为家庭内部或个体生命的问题来对待，诸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老当益壮”和“乐而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等思想始终没有超出家庭伦理和人生哲理的范畴。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社会中的老年人的比例越来越大，老年问题才逐渐从个体老龄化转变为社会人口老龄化的问题。1999年我国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10%，成是指认为只有别人才会受到媒介影响，而我们自己则除外的普遍态度。
为老年型的国家，这要比原来预测的整整提前了一年。从全世界的发展趋势来看，21世纪是全球人口老龄化的世纪，即便是不发达地区的老年人都有比以往较高的比例。随着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共同下降，从总体上看，地球上生存着的人类将变得“越来越老”。
总人口中老人比例的增加带来的直接问题就是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和福利水平受到影响，由于老年人生理衰老而使得社会医疗系统负担加重。对于老年人个体来说，生理上的衰老和社会环境的变化，使其在知觉、记忆、智力、情绪和性格方面都会发生一系列变化。许多研究都对这些变化给老年人造成的影响持悲观态度，认为失落感、孤独感、疑虑感、抑郁感和恐惧感是最容易困扰老年人心理和情绪的问题。因为离开工作岗位而造成经济收入的减少甚至生活的窘迫也是老年问题中非常重要的方面。可见，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老年问题都是不容忽视或回避的。
联合国第一次老龄问题大会至今已有25年了。其间，《1982年维也纳老龄问题行动计划》、《联合国老年人原则》、《联合国老龄问题宣言》、《政治宣言》和《2002年马德里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等一系列议案对老年问题进行了越来越深入的讨论，其中的主要观念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传播和实践。在重视和遵循以“独立、参与、照顾、自我实现、尊严”为核心的老年人原则的基础上，行动计划又得到了进一步推进，变得更具可操作性。在越来越开放的老年问题讨论中，经常被强调的一个观念就是“建立一个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社会”，以往那种将“退休人员”与“老年人”相提并论或者“老龄就是老年”的思想已被否定，提倡消除对老年人的一切形式的忽视、虐待和暴力。也就是说，老年人并不仅仅是“理所应当休息并领取退休金的人”，只要身体条件允许，老年人积极参与社会的行为就应该得到鼓励。全社会要为老年人创造一个良好的物质基础和文化环境，使其享受充实、健康和有保障的生活，促进社会成员对老年人尊严的认识，通过各种方式“促使公众认识到老年人的权威、智慧、生产力和其他贡献”。实现“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教、老有所养、老有所医”的发展目标是关系到社会所有成员利益的事情，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才能有序地交替发展下去。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大众媒介是否对这个重要问题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和反映？如果回答是肯定的，我们就要思考其强调的重点何在；如果情况相反，我们则应对其保持应有的警惕。因为，老年问题并不是一个理论的假设。
2．媒介对老年人的矛盾呈现
按照日常生活经验的判断，那些温和而善良老年人都是喜欢发言并愿意发言的，他们总是在寻找恰当的方式将自己累积多年的经验传播给后辈。但是，在人际传播中，当言说没有了对象，这样的自说自话往往就被称作“唠叨”；而在社会中，当言说失去了传播的平台，这样的状况就被叫做“失语”。我们可以看到，西方传媒在一些涉及政治经济主题的栏目中偏爱年长的主持人，他们的稳重、沉着、历练的形象给人可信赖的感觉。而在许多精英类的访谈节目中，那些在某个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的人更是尽显长者风范。从这个层面看，老年人在媒介中的形象被塑造为可供年轻人学习的、非常有成就的，由此似乎可以得出老年人掌握了社会话语权的结论。如果我们真的将这种所占比例微乎其微的现象当作是一个规律来对待的话，我们可能就有些天真了。如今大量媒介内容是为“年富力强者”准备的，从整体来看，老年人在媒介中出现的频率和总量都远远不及其他群体。比如，占美国总人口12%以上的65岁老人与3%的老年媒介形象之间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落差。客观地讲，这当然是和老年人群体不再是社会发展建设的主要力量相联系的，然而，问题还远远不是那么简单，媒介为了迎合强势受众的口味而在某些方面对老年人形象的歪曲才是我们真正要关注的问题。
首先，老年人形象总是被动地出现在媒介中。也就是说，媒介所呈现的老年人往往是以他人的行为作为先导的，比如政府官员到福利院慰问老人、青年人积极地充当志愿者去帮扶老人、家庭中由于子女的行为不当而使老人非常烦恼、某项有助于老年人的政策出台以后老年人的感激之情等等，真正从老年人主体出发来建构的老年形象非常少。美国一位学者对报纸中表现出的对老年人形象的歧视作了这样的描述：“报纸与杂志上的老年人形象是很片面的……在社会方面，老人们好像被看成了问题群体、一个负担。在流行的印刷媒介上，总是囊括着老人被解雇、老人的孤独以及讨厌白发浪潮对于社会之压力。不成比例的媒介老人形象还集中于一些奇怪的问题上，如老年赌博者、死在公寓中几周之久无人知道的老人等等形象。相反，几乎没有媒体展示老人受到的不公正照顾或者老人自愿担任社会工作的形象。”老年形象的“被动性”还体现在这个群体“出镜”的高频率被规定在“老年节目”语境中。在那些专门为老年人提供的媒介上，他们似乎得到了充分的展示。然而，我们应该意识到，“把关人”对于老年报刊、老年广播、老年电视栏目的叙事逻辑依旧是“老年人等待我们的关怀，我们现在以这种方式在体现我们的关怀”。从媒介发生学的角度来看，老年媒介实际上是为了满足“主流关怀弱势”的心理而产生的。
对于这种通过几份老年报纸或栏目将老年报道专业化抑或可以称之为“隔离化”的媒介运作传统，我们不禁要质疑其是否能够真正适应汹涌澎湃的白发浪潮。
其次，老年人形象是属于“审丑”范畴的。上世纪美国电视批评对媒介中老年人形象进行了多项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格伯纳等人的研究结果，他们发现在黄金时段播出的电视节目中，老年人物所占比例只有3．7%，而且老年人在这些节目中总是丑陋的、衰老的、脾气很坏的。研究还显示，看电视的年轻人较容易对老年人产生成见，认为他们是保守、愚笨、迟钝和干不了任何事情的。
而电视对老年人的自我看法也具有明显影响：看电视多的老年人比看电视少的老年人更容易认为老年人是社会的障碍，自我评价也较低。有学者对34部迪斯尼电影进行了详尽研究，结果表明，老年人物为主要角色的仅有39%，尽管多数老人为正面人物，但与那些具有负面特征的老年人物相比则不是那么让人印象深刻。如老年反面人物中，25%的角色脾气暴躁，12%的角色是恶毒或邪恶的，8%的角色为无能的，3%的角色为老朽的、疯狂的，还有2%的角色为被主要角色嘲笑的对象。虚构的故事能否反映现实的真实，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但是，我们可以明确的是，在提供给媒介消费主要群体的这些故事中，这些被取消了老年人尊严的形象从某种程度上缓解了儿童和青年人对长辈的敬畏感，进而产生一种虚幻的摆脱传统或权威的自由感。媒介使之产生的这种情绪是否会影响到实际生活中他们对待老年人的态度，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
第三，老年人形象是一个所指单调的欲望符号。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与媒介老年形象的缺位现象相反的是许多广告将老年人塑造为一个积极的诉求对象。广告总是强调老年人对药品和保健品有必然的需要，同时后者对老年人必然产生良好的效果。客观地讲，随着生理机能的减退，老年人的身体保健和疾病治疗确实成为了老年生活的主要内容，社会也理应为老年人提供更好的医疗保健条件，大量相关产品的提供和相应的媒介宣传的传播也是正常的。然而，和“丑陋的、老朽的”形象完全不同的是，大量的医疗、保健品广告中的老年人都显得精力充沛、情绪亢奋，甚至青春永驻，其叙事逻辑当然是因为他们都使用了这种产品。于是，大量活跃在此类广告中的老年人被塑造为产品的需求者和获益者，在此基础上成为了态度鲜明的推荐者和固定产品的使用依赖者。中国家喻户晓的脑白金广告堪称这类广告的典型。其广告策略主要定位在“送礼佳品”和“老年保健品”两个点上，除了利用平面媒体对目标受众进行理性诉求外，大量的电视广告对中国的电视观众形成了视觉污染。广告中真实的老年父母形象被延伸为两个非常滑稽的老年卡通形象，他们时而穿着草裙、时而身着牛仔，被创意者任意地打扮为身份不明的喜剧性角色。
每次看到他俩在电视里欢天喜地，我都会感到很困惑——吃了脑白金是否就如此颠三倒四？这种表面上的积极形象背后实际上隐藏着广告商强烈的诉求目标，那就是如果你们不使用我们的产品，你就不会像广告中的这些老年人一样安全和幸福。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所谓欲望就是感觉被剥夺的一种心理状态。广告中那些通过产品获得快乐的老年人对作为受众的老年人究竟产生了生存的鼓励还是形成了一种精神的压力？消极的结论应该是老年群体对延续生命和提高生存质量的欲求如果被无限夸大，那么对于主体来说就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因为，当日常生活的平衡感不断被广告提供的新的可能冲击的时候，回归平和将成为遥不可及的梦。其次，老年人经济创收能力的衰退和随之产生的消费能力的降低也常常被广告创意者拿来加以利用。根据日常经验推断，只要是老年人推荐的，必然是价廉物美的。广告将人们对老年人的这种印象巧妙地移植到广告文本中，对其诉求点产生了强有力的修辞效果。
诸如“某某产品，我一直都用它”、“用了都说好”等表述的背后其实暗含了“价格便宜”的信息。在以经济收入确定社会地位的时代，广告中的老年人无疑被塑造为不具有经济实力的社会底层人群。这种微妙的形象对老年受众来说往往可以产生巨大的影响，因为他们通过媒介确认了社会对自己的评价，对此，老年人从来都不会迟钝。最后，那些以关爱老年人为主题的公益广告也习惯把老年人置于“被动”的地位，他们总是那样孤独、他们总是在等待着儿女回家、他们经常在为别人的事情忙碌（比如做一家人的饭菜）。广告夸大老年生活的负面性，并将这种状况归因于儿女对老人的忽视，进而产生某种高高在上的道德评判。
老年人的形象被塑造为处于感情饥渴状态的人群。事实上，社会经济模式的变化使人口迁移性加快，不与父母生活在一地的儿女越来越多，“空巢”家庭的问题已经是一个脱离个体道德范畴的普遍家庭问题。广告一味从子女身上来寻找原因并通过反复传播让老年受众产生对儿女的怨恨是非常不明智的。对于经历过传统社会的高龄老人来说，他们对这个问题是非常敏感的。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老年人“养儿防老”的观念需通过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来加以合理地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