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学派以物理学的原理来处理人文社会，认为连人类的心理也依照物理力学原理而活动。因此，目的就是不离开平衡和谐这个中心。
在管理方面不应鼓励员工过分的欲望与野心。企业管理应按照规律发展，特别强调是义利、道德方面和谐统一。
十一、史学
史学萌芽于孔子所编《春秋》。孔子以当时鲁国的史料为依据，编写了上起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下至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约二百四十一年的历史。《春秋》文字简单，意义隐晦，使人不甚明了。
后来左丘明写《左传》，为《春秋》作注。《左传》叙事详尽，保存了大量古代史料。除了《左传》外，后来又有《谷梁传》、《公羊传》为《春秋》作注，但重要性皆逊于《左传》。
中国古代史书集大成者，为司马迁《史记》。司马迁生活在汉武帝时代，父亲做过汉朝的太史令。十岁时，他随父司马谈到长安学习经史，二十岁时还漫游全国，采集历史资料，考察历史古迹。其父死后，继承父职任太史令。十年后，他因替李陵投降匈奴一事辩护，惹怒汉武帝，被处以“宫刑”。这对司马迁打击极大，他本欲“引决自裁”，但想到“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史记》），坚强地活了下来，以满腔的悲愤，全部的心血，完成了《史记》的创作。《史记》是中国的第一部通史，记载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时期两三千年的历史。全书共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一百三十篇，分为五个部分：本纪十二篇，记帝王之事；表十篇，按年代列出帝王和诸侯们的一些大事；书八篇，记载天文、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等典章制度；世家三十篇，记载诸侯国兴衰存亡；列传七十篇，是除帝王、诸侯外的一些重要人物的传记。《史记》是“二十四史”中的第一史，其后的二十三史，以此为范式，均采用纪传体的形式。我们通常所说的“二十四史”，自《史记》之后，包括：《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1920年，柯劭忞撰写的《新元史》全部脱稿。次年，徐世昌以大总统名义下令把此书列入正史，这样就有了“二十五史”之说。“二十五史”总计有三千五百零六卷，四千多万字，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明朝灭亡的历史进程，是中华文化的一笔宝贵财富。每个朝代都有很多人物传奇和故事，每个故事都含有引人深思的哲理。
除“二十五史”外，重要的史籍还有一部以编年体写成的史学巨着《资治通鉴》。它以时间为纲，按年月先后记事。作者司马光，生于1019年（北宋年间）。他在王安石变法失败后，负责主持朝政。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历时十九年，1084年成书，共二百九十四卷。所记上起战国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下至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前后1362年的历史。司马光编此书的目的，主要是给统治者作治国的参考，在他写给皇帝的《进通鉴表》中说：该书“专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皇帝看了，认为“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赐名为《资治通鉴》。该书在史学和文学上都有很高的价值。史学是国学重要组成部分，对现代管理有很多启示作用，以史为镜，可以明得失。
十二、文学
文学在国学的文化所占的比重是首屈一指的。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是《诗经》。《诗经》收集的是我国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的诗歌作品，共收诗三百零五篇。《诗经》的内容非常丰富，全方位地反映了周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战国时，诗歌的辉煌成就是楚辞。
楚辞本是兴起于楚国地区的一种诗歌范本，具有鲜明的南方风格特征，它突破了《诗经》的以四言为主的格律，代之以参差落差，更为灵活自由的长短句式。《楚辞》杰出的代表作者是屈原，他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留下姓名的伟大诗人，代表作品是《离骚》。《离骚》共2490字，373句，是我国古代最长的抒情诗。《离骚》想象丰富，情感炽烈，语言瑰丽，是屈原伟大的爱国思想和个人执着追求的艺术结晶。
汉赋是中国汉代兴起的一种特有的文学形式。在当时空前强大统一的年代，最富有时代特征的文体就是歌功颂德的大赋。赋兼有散文和韵文的性质，汉代大赋的代表作有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东汉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等。
唐文学的最大特点是诗歌创作的繁荣。据《全唐诗》及其有关记载，可以查到的作者二千三百多人，作品五万二千多首。唐诗的发展过程大体可分为初唐、盛唐、中唐和晚唐四个时期。初唐诗坛最为光辉夺目的代表人物有王勃、杨炯、骆宾王、卢照邻，世人称之为“唐初四杰”。
四人中王勃名气最大，有诗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长篇《滕王阁序》等传世。到盛唐时，诗坛出现了色彩缤纷、百花齐放的局面。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李白和杜甫。李白的诗现存有九百多首。他寄情于山水之间，以磅礴的气势、丰富的想象、生动而自然的语言来热情讴歌祖国的壮丽山川和现实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事物。他写长江，“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他写黄河，“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由于李白的诗纵肆多变，风格飘逸，而被人誉为“诗仙”。李白的诗不仅国人爱读爱吟，而且受到世界各国人民喜爱。
杜甫有诗一千四百多首，其中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的千古名句。杜甫的诗抑扬顿挫，饱含忧国忧民和仁爱精神，由于杜甫的诗生动地反映唐帝国由盛到衰的历史，被后人誉为“诗史”。以后历代许多诗人都把杜甫的诗奉为学习典范，尊称他为“诗圣”。中唐时期最着名的诗人白居易，他从小喜欢诗歌，写出“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着名诗句。晚唐是唐诗逐渐衰落期，最有影响的着名诗人是李商隐和杜牧。李商隐在七律诗上异军突起，独树一帜，在艺术上语言通俗流畅，风格平易亲切，尤其是表现爱情的《无题》诗，脍炙人口的名句有“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等。
宋代文学最突出的成就是词。词的句子长短不齐，是适应乐曲歌唱的需要而产生的。据《全宋词》和相关的记载，宋词作家有一千四百多人，作品二万多首。宋代豪放派的杰出代表作家是北宋的苏轼和南宋的辛弃疾。苏轼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作家和艺术家。他在诗、词、散文以及书法上都有很深的造诣。其代表作，如写中秋怀念亲人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另一首《念奴娇》，又称《赤壁怀古》，吟咏历史人物有感而发：“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文辞慷慨激昂，气势磅礴，为不朽佳句，千百年来，广为传诵。辛弃疾是继苏轼之后又一位豪放派词作大家。他的词突破了词的格律，以诗为词，进而以文为词，有问答，有议论，谈笑风生，自由奔放，从而全面实现了与婉约词的分道扬镳，形成了豪放词派。代表作有《登京口北固亭有怀》：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元代文学是元曲独领风骚。元代戏曲表演非常繁荣，曲在元代发展为散曲和杂剧。杂剧是一种歌舞剧；散曲是可配乐歌唱的诗体。《金元散曲》共收有元人支曲三千八百多首。元代散曲作品传世者两百多人，其中关汉卿、马致远、白朴、郑光祖被后人称为元曲四大家。另有王实甫以杂剧《西厢记》闻名于世。其中马致远的小令《天净沙》：“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被人誉为“秋思之祖”。王实甫的《西厢记》中写相爱男女分手在深秋时节的景色，仅为“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飞”十三字，所描写的秋意，真是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少，高妙之处远胜许多同题材的诗词。
到了明清时代，章回小说极盛，涌现出《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优秀的、艺术性极强的现实主义巨着。文学中的诗词语句及描绘的故事极具哲理性，更能体现生活，从中可悟出很多管理之妙，管理价值不可忽视。
十三、商业史
商原来是一个部落，封于商地，其首领灭掉夏朝，统治了中原地区，以封地为国名，建立了商朝。商代出现了商品交换，并出现了用以交换的货币“贝”。商国不少人通过商品交换而致富。周武王灭商后，就称那些善于进行商品交换的人为商人。公元前526年，晋国韩起出使郑国，在郑国买了一个玉环，书中记载这个玉环“买诸商人”，这是“商人”
一词见于史籍的最早记载。
春秋战国时，商品交换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据《战国策》记载，当时齐国的都城临淄有七万户居民，如每户以五口计算，约有三十五万之众。这些人不务农桑，所需衣食势必通过商品交换得到。赵国的大商人郭纵投资冶铁业，其财富可与王侯媲美。大商人吕不韦，更以贩卖珠宝“家累千金”。从汉代起，政府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商人受到压制，但商品经济仍然缓慢地向前发展。
唐代经济空前繁荣，长安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长安的住宅区叫“坊”，长安城内有一百多个坊，每个坊都修有围墙，坊内有街道。城东西两面设有东市、西市，占两个坊的大小。东市、西市是繁华的商业区，各种店铺林立，有的同行业店铺集中在一起，叫做“行”，如金银行、铁行、绢行、肉行等。行是同类店铺的组织，也是同行商人的组织。据历史记载，仅东市就有二百二十行，几千个店铺，“四方珍奇，皆所积集”。
宋朝时，都城东京（今河南开封）商业区和住宅区已经没有严格的界限，不像唐都长安那样“坊”、“市”分明了，而且可以日夜营业，不受时间限制，有晚间营业的“夜市”和天明时营业的“鬼市”。北宋商品经济发展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宋真宗时，四川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早期的交子是一张两面有印记的纸，上面印有密码和花押。
交子可以在市面上使用，也可以拿到“交子铺”去兑换现钱。
到了元代，经济方面的一个特点，是漕运特别发达。漕运是指从水路运输粮食。漕是指可供运输的河道。运粮之船称为漕船，所运之粮称为漕粮。我国古代北方多次发生战乱，造成大批人口南迁，大大促进了南方经济的发展。南宋时，南方的农业生产就逐步超过了北方，到元朝，就形成了南粮北调的局面。特别是一些大城市里，聚集着大量非农业人口，他们所需的粮食几乎都要靠南方供应。元世祖统一中国，在金中都的东北郊，以金皇室的离宫大宁宫为中心，建设新的都城，称为大都（即今天的北京）。1285年大都城全部建成后，很快成了一座有众多人口的东方大都会。《马可·波罗行纪》描述大都“整个城区按四方布局，如同一块棋盘。设计的精巧和美观，简直非语言所能描述”，“凡世界上最为稀奇珍贵的东西，都能在这座城市找到”。随着大都的发展，城市人口迅速增加，元世祖至元八年（1271），大都人口约42万人；至元十八年（1281），即猛增到88万人；到泰定四年（1327）又增至95万多人。由于迫切需要大量的粮食，因此漕运就成了新生的元政权的头等大事。当时的漕运最先开始于海运，海运比河运费用略省，但限于当时的航海条件，海上运输风险极大，船漂人溺、浪吞粮弃的事时有发生。
为了保证安全、减少漕运的损失，元政府把目光投向南北贯通的京杭大运河。北京的积水潭（今北京什刹海），就是当时京杭大运河的终点码头。积水潭原来是一片宽阔的水域，比我们今天看到的什刹海大多了。
当时水中有小岛，岛上有鸡狮石，故称鸡狮潭或鸡石潭，后来逐渐被人们顺口叫成积水潭了。元朝时的积水潭内“舳舻蔽水”，漕船云集，商贾往来，热闹非凡。南方的粮食及其他物资源源运往大都，运河规模远远超过了前代。大都城内的粮仓，主要集中在积水潭东岸。元政府的都水监（相当于今天的水利部）就在岸边。积水潭东北斜街，成为大都城内最繁华的商业区。
到了明、清两代，商业发展的一个特点，是出现了晋商和徽商两支重大的商业势力，晋商、徽商，各有千秋，他们在中国商业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