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国学理论及其体系
国学是指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包括史学、文学、道德、人生哲学、科学、宗教等，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文化对中国历史影响既深刻又巨大，其主流被后世概括为“九流十家”。他们开创的思想文化，奠定了国学的第一块厚重的基石。经学、诗学、史学、蒙学、书学、文学、科学是国学的主干。经学在汉代占据了主流文化的地位；诗学有《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元曲，长盛不衰；史学自司马迁的《史记》问世，司马光《资治通鉴》的兴起，直到清代，仍是极昌盛的一个领域；蒙学自《史籀篇》始，到“三百千千”，为中国的文化教育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文学，特别是明清章回小说，则长久地陶冶着国人幼稚高贵的文化性格；古代科学也称为自然国学，通指中国传统的算学、天文学、地质学、农学、医学、水利学、灾害学以及自然观、技术观和方法论等。现代意义上的国学，根据其内涵与外延，质的规定性不同，普遍将其分成四大类：义理、考据、辞章和经世之学体系，义理之学是国学的主体，包括儒释道、诸子学说及历代思想家的主张；考据之学是指语言、文字、历史、考古之学问；辞章之学是指历代文学着作及其研究；经世之学包括天文、地理、历算等实用科学。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将其应用于现代企业管理中，最光辉的部分就是以道为中心的儒、法、墨、农、名、兵、纵横、阴阳八大学派，尚有杂家等共十大家。在此加上史学、商业史、文学、科学就构成国学思想在管理上具有实用价值的文化理论体系。
一、道家学派
道家学派创始人是老子，他把“道”划入哲学范畴，认为道是万物总根源。《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之曰道，强为名之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意思是有一种浑然天成的东西，它先于天地而生。它寂寞无声，广阔无形，独自存在不受任何约束，而且是永恒不变的。我们只能勉强为它起名叫作“道”，再勉强把它形容叫做“大”。因此，道大，天大，地大，人也大。宇宙中有四大，而人便在这中间。人以地为法则，地以天为法则，天以道为法则，道则按自然的法则运行。天地人都遵从道的法则。《老子》另一个特点是充满朴素辩证思想，《道德经》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低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难易、长短、刚柔、荣辱、巧愚等都是对立统一的，这种矛盾的对立统一便是“道”。
《老子》一书是研究老子思想的主要依据，老子的书充满智慧，他第一个把“道”进行系统的哲学论证，“一阴一阳之谓道”。在《老子》着作中所出现的“道”字数量达七十余次，《老子》每章说“道”是不可说的，也是说不清楚的，因为说清楚了，就不是“道”了。“道”是万物之母，万物连接天地，老子强调，连我们无限大的天和地，都是道的繁衍，可以想像道有多大，有多远。道是至高无上的，它是自然生成的，所以老子提出道法自然。“法”有两种解释，一是学习，向对方学习；二是被约束和管制，服从于对方。既然道是自然生成的，我们就可以说“道”是自然存在，“道”服从于自然。
老子说：“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足既”。就是说：“道”无法用言语表示出来，是淡而无味的，它没有形体，看也看不到。它没有声音，听也听不到。但是，如果遵循它的原则去运用，就永远也用之不尽。道家《清静经》曰：“大道无形，生育天地；大道无情，运行日月”。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小鲜，指的小鱼。
烹煮小鱼，不能常翻动。翻动太多，乱搅一气，会把小鱼翻破碎了，搅烂了，烹鱼不可乱翻、乱搅，这是客观规律。“不乱翻”、“不乱搅”，就是顺应规律。“治大国”亦是如此，应按规律去办。对世界万事万物的管理都要顺从客观规律，按规律进行管理，循着规律自然发展，不可强行妄为。凡不按管理规律办事，搞唯意志论，人为地搞一些脱离实际、逆规律的措施，只能把管理搞乱，把事情搞糟。老子所说的“道”就是指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只要掌握客观规律，按规律办事，就必然成功。老子的这个观点可以说是道家思想的核心。老子有至上的智慧，他对事物往往有深一层的看法，能透过表象而直探其核心，提出和一般识见不同的主张。他所说的：“自然无为，处弱居下，守柔取弱。”这些主张，表面上似乎违反常理，但其背后却有极深的道理。由老子所创立的道家学说，延续不绝，成为儒学的重要补充，与孔子的儒家学说一起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他的哲学思想，无论当时还是后世，无论对唯物论或唯心论，都发生过深刻的影响。德国哲学家尼采说：“《老子》像一个永不枯竭的井泉，满载宝藏，放下汲涌，唾手可得。”
《老子》的核心就是守弱、守虚、守拙，换言之，就是弱能胜强，柔能克刚。因为弱，被人轻视，才特别向上，有高昂的工作意志；而强者，却往往仗势欺人，得不到人们的喜欢，迟早要被社会抛弃。《老子》把立身、待人、处理、治国的一个普通原则，看作自己的“三宝”，三宝之说，即“吾有三宝，持有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老子》第六十七章）。既然是“三宝”之说，那就是表明：不仅势弱的一方不应挣上抢先，即使是力量强的占优势一方，也会从居后、处下中得到更大好处。在君和民的关系中，《老子》主张先君下民；在国和国的关系中，则主张“大国以下小国”（《老子》第六十一章）。
《老子》认为可持续发展，有一定规律，他说：“天之道，其犹张弓与！
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而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老子·第七十七章》）。意为春夏秋冬是相互转化的，夏天太热，减去一点就是秋天，再减去一点就是冬天；冬天太冷，加上一点就到了春天，再加一点就是夏天。大自然规律就是“损有余补不足”；人类社会运动的规律正好相反，是“损不足以奉有余”，用现代的话来言就是“马太效应”，富者越富，穷者越穷。但这种状况不会长久持续下去的，到达一定状态后，就会向对立面转化。
为了解决此矛盾，老子强调，“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老子·第七十七章》）。意思是说，能将自己的利益奉献于别人，惟有那些能看到长远利益的有道者。说明了尽管失去眼前有限的利益，却得到的是长远的无穷利益，这就是矛盾的转化。
道家思想的主要管理价值就是将道与德统一起来。因为“道”就是事物运动规律，“德”就是掌握了事物运动规律，按规律办事；“道德者”
就是认识事物发展变化规律，并能按规律办事的人。道家学派到了汉代时《汉书·艺术志》中才正式提出。先秦时的中国并没有一个道家说法。道家学派主要管理思想是：进时则想到退，退时则想到进，居安思危，居暗思明。对社会有以下三方面影响：第一，强调按规律办事，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放任主义的泉源。道家主张休养生息，认为人总会自动追求财富，只要政策让他们感到有利，他们就会自觉地去做，因此，道家反对政府干预经济，认为这是违背了经济规律。第二，反对技术的进步和人们智慧的发展，主张愚民政策，这是历史上落后的一面，成为反社会进步的理论基础。因为，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生产力的发展是谁也无法阻挡的。历史上的落后势力对生产力的发展怀着本能的恐惧，道家是最先公开说出这一点的，是中国古代反对技术进步的鼻祖。第三，为一些社会不满的人，如陶渊明等，寻找理想状态奠定基础。
陶渊明有首着名的诗曾写道：“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
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范仲淹有句明言：“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反映了中国人这种在进退之间，在庙堂和江湖间择机而动的情怀，将把“进士”变成“隐士”，“隐士”变成“进士”跟大自然生活在一起的美好胸怀对应起来。
二、儒家学派
儒家思想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流，其思想文化的核心是孔孟之道。儒家思想基本原则是“中庸”，这个原则并非高不可攀，深不可测，而人人不可缺少，人人必须遵守，人人可以做到，是适用于一切事物而适得事理之宜的普遍真理。儒家思想基本理论范畴是：仁、义、礼、忠、恕、和、信、教、均、道。“仁”就是爱心，用孔子的语言表达就是“仁者爱人”、“泛爱众”，意思是说，有仁心的人一定是那些广泛地爱人，让人幸福的人。“义”就是正义，孔子认为一个好制度须符合两个特征，一是“仁”，二是“义”。“礼”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制度，制约人们行为，调节人与人之间利益矛盾的一些规则，《左传》引“君子”的话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左传·隐公十一年》）。“礼”包括社会组织、政治体制、社会秩序等上层建筑。“忠”的基本意思就是尽心竭力，公而无私，对待人与人关系，应持诚实无欺的忠诚态度，“忠，敬也”
（《说文解字》）。“忠，无私也”（《广韵》）。“居之无倦，行之以忠”（《论语·颜渊》）。所谓“恕”就是以自己的仁爱之心，去推度别人的心，从而正确地处理人际关系，谅解别人的异同不妥之处，“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和”就是认同，是社会统一性和差异性的平衡，员工想的和老板想的不一致，在有差异的基础上达成统一便叫“和”。“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信”即诚实不欺，信守契约之意，“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教”是指人有认识世界，约束自己行为的能力，孟子也说，“善教民心”（《孟子·尽心上》）。
“均”即平均分配，《说文解字》讲“均者，平，不偏也”。“道”，了解人，理解人，“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集中而系统，被誉为集大成者，原因是其思想适应了社会和民众，既能够为统治阶级所接受，也能被普通民众接受，因此，经过社会实践长期考验，到汉武帝时，遂成为中华民族普遍的、统一的意识形态。儒家文化的基本主张是要有权威、高效、廉洁的政府。在儒家看来，社会一定需要一个权威，因为个人追逐利益的无限性和资源的有限性之间是有矛盾的，一定会导致过分的不正当竞争，这时就需要廉洁的政府去解决。“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无欲速，欲速则不达；无则小利，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论语·子路》）。
孔子主张通过教育，培养大量的“君子”——职业官员，就是为了提高政府的素质，以便为社会提供更大的福利。二是强调学习的重要性。
要求全社会加强学习，认为“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论语·阳货》）。意思是说，上级的文化素质提高了，会更懂得关心下级，因为他要借助下级的力量完成自己的工作；下级的文化素质提高了，“会更优则仕”（《语论·子张阳货》）。用今天的话来说，要想出人头地，只能通过学习成才。三是学会中庸之道，就是在矛盾的对立面间，创造性的寻找平衡点，做到不破坏矛盾共同体，问题还能解决，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因时而异。孔子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论语·子路》）。“中行”就是“用中”、“执中”，“狂”或“狷”就是两端，“狂”是过，“狷”是不及，“狂”或“狷”都不好，“中行”最好。《语论》的另一段记载表述得更为清楚：“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
子曰：‘过犹不及’”（《论语·先进》）。子张有些过头，而子夏又显得不及，过头与不及同样不好。很明显，在孔子心目中，惟有无过无不及的中正才是最好的。只知执一端，不知执两端，这种过与不及，荀子称之为“偏伤之患”。他说：“凡人之患，偏伤之也。见其可欲也，则不虑其可恶也者；见其可利也，则不顾其可害也者。是以动则必陷，为则必辱，是偏伤之患也”（《荀子·不苟》）。“偏伤”就是片面性，只见其一，不见其他，只知执一端，不知执两端。偏执一端，没有他端作牵制，必然走向极端，导致“偏伤之急”。
孔子的这种反对过与不及、主张执中的思想，后学从不同角度做了诠释和发挥，但细加推敲，几乎是众口一词，成为两千余年的儒家不争之论。孟子还说：“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