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强调义利观，认为资源是有限的，人追求财富是无限的，应用长远利益克服追求眼前利益的短视行为，从而自觉地克制过分的追求财富的欲望。兼相爱，克相利，爱别人的东西像爱自己的东西一样。非常尊崇“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提出“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墨子·尚贤上》）。“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墨子·尚贤上》）。墨子认为利益是相互的，人和人之间是互助互利的关系，他说：“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墨子·兼爱中》）。意思是你爱我，我才爱你，你不爱我，我也不爱你。“虽有贤君，不爱无功之臣，虽有慈父，不爱无益之子”（《墨子·亲士》）。墨子义利观的本质是保护小生产者的利益，主张“生之密，用之节”，反对奢侈品生产，提倡大量生产日用品。“生之密”就是多“开源”的意思，主张多劳动，“用之节”就是多节省，既开源节流，剩余就多，就能抵制天灾人祸，并能有利于扩大再生产，提升农民生产效益。墨子的消费思想以满足人的基本需要为标准，主张节用：一是可以为简单再生产的维持创造条件；二是可以增强粮食储备；三是可以储备国家的武装力量；四是可以维持社会稳定。“俭节则昌，反之则亡。”墨子特别强调储备，因为任何社会都有经济周期，农业社会也有经济周期，其规律是：六年一个小周期，十二年一个大周期，即从一个小灾荒到另一个小灾荒的时间间隔一般是六年，从一个大灾荒到另一个大灾荒之间间隔一般是十二年。
墨家思想对管理的应用主要是“尚贤”、“平等”、“兼爱”，维护劳动者利益，在工作中团结合作，保证每个人获得成就的因素，员工为自身的健康、幸福、安乐与兴盛而进行的诚实劳动应当受到奖励和保护，员工的成功与企业息息相关，为了满足员工的需要，以及清除其影响工作的怨愤情绪，随时应该进行沟通，做到不断的、明智的改革，人人彼此相爱，做每一件事都怀着仁爱之心，便可以成就事业。而爱的本身就可以当成一种“目的”去做，人们因为你的爱而不断努力去完成这种“目的”。
墨家思想似乎已成为现代企业哲学，表现在现代企业管理中，老板与员工应建立平等互助关系，消除打工或被打工雇佣关系的影响，这样能充分发挥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五、农家学派
农家学派，出于农稷之官僚。其言多重于播百谷、勤农桑，以足衣食。故有二政：一曰食，二曰货。孔子说农家“所重民食”，故可见此为其所长。农家可认为是农业生产技术专家，致力于“播百谷，勤农桑，以足衣足食”。创始人许行倡导“君臣并耕”。农家主张臣与民同耕，进而论及君民并耕，但这种平等观念，受到重视“正名”的儒者抨击，认为这是弃君臣之义，徇耕稼之利，而乱上下之序。农家书多为农圃之技，而非学理，故能免于秦始皇之焚书。其最高之理想为君与民同耕，虽为一阶级平等口号，但亦不容于儒者，是故其着作大多亡佚。
此学派主张“君民并耕”，把墨家思想从理论抽象地位上升到实际具体的准则中来，以至于实现墨家的思想主张。代表此学派的许行认为：社会或团体组织里根本就不应该有依靠他人生活的寄生虫存在。
各尽所能地从事生产劳动，才有权利各取所需。为了贯彻“不恃人而食”的原则，任何人都不应脱离生产劳动，即使是“王公贵胄”也不例外，他们应该比普通人更努力工作，树立榜样，鼓舞和带动普通百姓的热情。只有充分利用人类资源才能真正获得财富和力量，人类资源的任何浪费都足以降低社会、团体组织的部分财力。不作贡献就无权享受成果，根据这个原则，每个人，包括男女和儿童，都要依据自己的生产能力来证明自己的价值。生存是自己挣来的，只享成果而不劳动的特权，不是光荣而是罪恶和羞耻。
许行是鲁国的农业专家，亦为先秦诸子农家的代表人物。他的事迹大多不可考究。据《孟子·滕文公》所载，他曾自楚至滕，踵门对文公道：“远方之人，闻君行仁政，愿受一廛而为氓。”可见其赞同儒家的基本观点，乐于力耕。陈良之徒陈相，与其弟陈辛，背负耒耜，从宋国赶往滕国，对许行说：“闻君行圣人之政，是亦圣人也，愿为圣人氓。”并尽弃其学，跟许行学农家之术。
该学派另一个特点就是要掌握“春夏秋冬”季节性，不同时期采用不同种植手段。而对于现代农业科技来说，因专业化越来越高，跨越专业界限是极难的事，所以在分工方面的知识与实践，都呈现问题，对生产工具的使用也越来越见专业，由于许多人受技能局限，要不断培训、学习，才能适应社会需要。
这个学派最大的缺点是把每一个人都湮没在枝枝节节的繁重劳累之中，使他们看不到整体的方向和忽略前进的目标。其结果可能是：团体组织的整体方向发生了偏差和错误时，却没有人能够及时发现或纠正它。于是满盘皆输，造成不可弥补的重大损失！这个弱点早在两千年以前就被人用来作为批评农家学说的理由。
该学派目的是，想动员每个人参加劳动和保持高度的生产效率，古代生产着重在于农业，而在现代则应该是工商业。只有如此，富强的目标才能实现。但是在这种经济手段和管理方法进行时，可能会出现下述的问题：由于法律或政令规定每人都要生产劳动，就要许多人机械地被分配从事一样的生产劳动，有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分配给自己的工作完成了，由于他工作特别辛劳，可能受了奖励。而有的人却有比较熟练技能的工作能力，轻而易举地完成任务，其余时间闲着没事。这样就会引起两个可能的反应：一是分配更多的工作给他，于是他便比别人多干了活，还得不到表扬，难以谓之公平。二是能干的人为了避免麻烦，就开始想方设法，不忙装忙，不累装累，而不能干的人就更有理由慢条斯理地拖着干，做表面文章，结果是生产力和效率都节节下降。同时，在这种生产劳动气氛下生产品质也会成问题，很难得到创新和改进。要改变这种现状，必须采用激励手段，但在农家学派中缺乏这种手段，是一个致命弱点。
六、名家学派
春秋战国时期，局势动荡、混乱，礼法名存实亡，出现了“名实相怨”
的现象，名实问题成为许多思想家关心与探讨的问题。于是出现了一批以认识人本身为研究对象的思想家，他们致力于研究论辩中的逻辑问题，形成了名家学派。名家的中心论题是所谓“名”和“实”的逻辑关系问题，所以称名家，也称辩者、察士。
名家与各家不同之处，在于当时各家尚实，以社会民生、济世安邦为志；而名家注重知识论，以逻辑思辨、形而上学为研究对象，注重辩论名与实之间的关系。名家提倡循名责实，正名实就是“正彼此之是非，使名实之相符”。他们主要是以逻辑原理来分析事物，偏好辩说理论。
名家作为名辩思潮的中坚学派，在先秦思想史上有其特殊的地位。名家的政治思想学说往往是从“名实之辩”中引申出来，用“名实观”加以论证。
名家作为一个学派并没有确定的政治思想或经济主张，共同之处仅仅在于他们以“名”为研究对象，并以此区别于其他学派。在名家内部，由于观点不同又形成若干派别，其中主要有“和同异”派和“离坚白”
派，其代表人物分别是惠施和公孙龙，前者倾向于合万物之异（和同异），后者倾向于离万物之同（离坚白）。两派各自侧重点不同，并各持一端。合同异派夸大事物普遍联系和变动不居的特性，认为一切都是同一；离坚白派则夸大事物的相对独立和相对静止性，认为一切都有差异。
名家在战国时也属显学，名家代表惠子和公孙龙，无疑是了不起的哲学家。他们在论证中，揭露了事物的矛盾统一现象，具有深刻的辩证法思想，对古代逻辑思想的发展有很大贡献。
名家的政治主张，散见于他书而存留下来的有两点：一是惠子曾提出“去尊”，但是具体内容并没有留传下来，大抵是要求人与人之间平等相处，可惜这种在中国思想史上极有价值的“去尊”的平等观，已经完全遗失在历史的长河中而无处打捞了；另一个是惠子和公孙龙提出“偃兵”的主张，反对用暴力统一天下。
可惜的是，名家太学术化，不为世所喜，秦统一六国后，名辩思潮随之消匿。到清代，西学东渐，中国学者才发现名家所讨论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西方形式逻辑的内容。说明了名学派早于西方开始逻辑推理。
《汉书·艺文志》着录：“名七家三十六篇”，现在流传下来的只有《邓析子》、《尹文子》和《公孙龙》。
公孙龙着《白马论》，关于坚、白、异、同之辨，一时风靡天下，坚石非石、白马非马，意思是坚硬的石头并不代表所有的石头，白色的马也不是所有一切的马。马是一个笼统的名词，马中有白马、黄骠马、红鬃马……各色的马，如果把白马认为是多有各色的马，或把一切的马都叫做白马，就犯了逻辑上的错误。如果说一句话，未能把其中名词的定义清楚明白地定出本义来，这句话就会失去完整的意义。譬如说：薛平贵降了一匹马。这根本不证明薛平贵有什么特别了不起。如果薛平贵降了一匹红鬃马，意义就比较明白了一点，表示薛平贵所降的并不是白马或黄骠马……而是红鬃马。如果在红鬃马之后再加一个烈马。烈马是比较不容易降服的，但这马猛到什么程度却不明白。如果再加上它会吃人的话，那么这匹马就被定义得清清楚楚，同时就说明了薛平贵的非凡。因为他居然降服了一匹吃人的红鬃烈马。
该学派认为，成功的管理并不在于鼓励普遍人劳苦工作或树立具有典范意义的良好劳动习惯，而在于制订周详完美的计划，并通过有效的沟通交流来完成计划。
该学派还主张人类必须使用语言。语言中所用的名词必须有详尽的定义，否则就是各说各话，必然导致一团混乱。因为同一个名词对不同的人产生不同的意义。如欧洲中世纪时，封建贵族为了建造城堡宫殿过上奢侈浪费的生活，便向犹太商人借贷，并以自己的领地税收作抵押。后来债务越筑越高，税收不足以偿付。如果他们说：“我们必须把经济搞好。”对贵族来说，它的意义是：生活过得更舒适，为了能多借点钱，就要想法子多收点税。对犹太商人来说，多得点利息，多控制到一点政治上的利益。对百姓来说，得多缴点税，生活会更痛苦。
现代企业，假使一个领导没有“坚、白”的学习修养，他的决策就可能会含混不清。员工又不敢打破沙锅问到底，于是就依照自己的意思理解，甚至“猜解”。结果事情没做对，大家还要闹情绪，会越弄越糟。
同事之间的沟通交流出问题，多半也是因为“误解”而开始的。所以，管理者必须完全掌握自己的思想、语词、语法、语术和说服能力。开宗明义，名词一定要有清晰的定义，也就是正名。孔子也强调这一点，“名也，正名乎！夫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现代的科学就是定义之学。科学的方法就是分析，分析就是寻求规律解决问题。
名词与名词之间的关联必须合理，符合逻辑。名词的定义再清楚，由于领导者各有其局限性，总会出现误解和偏解。为消除这个障碍，只有求诸比较客观性的规则，就是逻辑大同小异、异中求同。同中求异是分析，异中求同是综合。“认同”是团结合作的基础。通过科学的分析、综合以后所获得的客观认同比纯情感性、主观的认同要坚强可靠。也就是“真理越辩越明”。辩论时就更要讲究语法、语术和说服能力。人在心服口服之下主动奉献，才会有真正的工作实绩和效率。
这个学派的弊病是，每人都去玩弄修辞，讲究语法，作滔滔之辩，或用以饰非诿过，真正的工作反倒耽误或忽视了。同时，无论怎样善辩，即使是自然科学上的命题，也不能得到所有人百分之百的认同，要解决这个难题，通常都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历史已证明：绝大多数的时候，都是多数服从少数的，只要那个少数（甚至一个人）手握强权就可以。黑格尔也不得不承认，辩理辩到最后，往往诉诸战争，战胜者自然“比较有理”。
七、杂家学派
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各家都有自己的对策与治国主张。为了战胜其他学派，各家或多或少地吸收其他流派的学说，或以攻诘对方，或以弥补自己学说的缺陷。然而，任何一个流派都有其特色与长处，而杂家便是充分地利用这个特点，博采众议，构成一套在思想上兼容并蓄，在实践中切实可行的治国方针。从严格意义上说，杂家并不是一个有意识、有传承的学派，《汉书·艺文志》第一次把《吕氏春秋》归入杂家之后，这个学派才正式被定名。杂家试图“兼儒、墨，合名、法”，综合诸家思想而理出一套治国方术。杂家以秦朝吕不韦为代表。
吕不韦，战国后期着名政治家，担任秦相国十三年，为秦最后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吕不韦在历史上是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是战国末期的卫国人，虽出身商贾，却具有非同寻常的政治敏锐性。他到赵国都城邯郸做生意时，设法结识了在赵国做人质的秦国公子异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