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新文学的生成与发展中，地域文化（Regional Culture，或称“区域文化”）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这不仅仅是指文学是否存在着地域性的问题，而是涉及在整体文化出现“意义危机”时，作为原型的地域文化将如何孕育和催生新文化、新文学生成的问题。不可否认，文学是存在地域性的，它具有地域文化的审美色彩。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就称北方早出的《诗经》为“辞约而旨丰”、“事信而不诞”，是质朴的“训深稽古”之作，而南方后起的《楚辞》则为“瓌诡而惠巧”、“耀艳而深华”，并将此“奇文郁起”归因于“楚人之多才”。
然而，地域文化究竟在什么意义上与文学发生联系，影响作家的性格气质、审美情趣、艺术爱好和艺术思维方式、表现方式，使文学烙上地域文化的审美色彩？
特别是就中国新文学的生成而言，地域文化——“两浙”文化又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催生了中国新文学？
这需要从文化原型、文化基因、文化审美意识的生成、转化、孕育和影响角度，加以深入细致的分析探讨，从中找到“两浙”文化与新文学生成和发展的内在联系。
一
无论是从文学的地域性文化特征，还是从作家与地域文化关系上来看，地域文化都是作为母文化原型在发挥着它的作用的。所谓文化原型（C ultural Prototype），一般是指孕育一种文化生成的母文化元素，而地域文化往往是其中的重要构成部分。不同于人文地理中的“文化地理学（Geo‐cultureless）”，地域文化主要是探讨和研究人类文化空间的区域性人文发展规律和表现特征的。具体地说，地域文化以“历史地理学”为中心，从中展开对不同地域的文化进行历史演变与发展规律的探讨。其中所提到的“地域”或“区域”（Region）的概念，多半是古代沿袭或者约定俗成的历史区域。这种地域概念在形成当初或许是精确的、清晰的，但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它的地理概念已逐渐模糊，而文化上的意义则依然留存，并作为一种文化原型，一种区域性的文化集体无意识，开始积淀在整体文化和该地域文化当中，影响和制约着人的文化心理和性格的生成及其发展。原型批评家弗莱认为，“原型”原是一些零碎的、不完整的文化意象，但这些意象却具有孕育与影响母文化的功能。它不仅显示出文化构成的全部细节，同时还将深深地映在人们的脑海里，成为一种信息模式，潜移默化地制约着人的思想与言行。
他指出，一种文化原型就是“一个象征，通常是一个意象，它常常在文学中出现，并可被辨认出作为一个人的整个文学经验的一个组成部分”。地域文化原型多半以“集体无意识”的方式，积淀在特定区域的文化深处，潜移默化地影响与制约着该区域人的思维、认知、心理和性格的生成与发展。
在近代中国爆发的中西文化冲突当中，以内陆性农业文明为属性的中国文化，遭遇了来自以海洋性商业文明和近代工业文明为属性的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两种文化冲突的直接结果，乃是造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系统与终极意义的整体危机。面对痛苦的文化失落，“先进的中国人”几乎是不约而同地将审视传统文化和建构新文化的目光投向了西方，如第一代“先进的中国人”就提出了“学习西方”的口号，第二代“先进的中国人”则更是直接从西方文化中搬来了“德先生”和“赛先生”，试图从近代西方文化当中汲取中国文化不曾有的文化质料和文明因子，建构如鲁迅所期待的“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
因此，在近现代中国，中西文化冲突导致文化的转型，就形成了一种开放的文化语境。在这当中，当传统文化出现整体性意义危机，不足以支持走向现代化的中国人之精神世界时，地域文化作为整体文化的内部要素，反倒显得格外的活跃。
希尔斯指出，每一种文化都“内含着接受变化的潜力，并促发人们去改变它。某些传统变迁是内在的，就是说，这些变迁起源于传统内部，并且是由接受它的人加以改变的。这样一种变迁并不是由外部环境‘强迫他们’作出的，而是他们自身与传统之关系自然成长的结果”。
文化变革和文化转型，外部影响的因素固然重要，但如果不能获得文化内部因素的对应，实际上也是很难导致文化系统发生根本性质变化的。一般来说，在整体文化出现失落而产生变革时，文化内部最具潜力和最活跃的文化因素，地域文化算是其中的一个。
作为文化原型，地域文化以保存整体文化单个或多个文明因子的方式，为整体文化的转换，提供一种基础性的支持，并同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人们提供特定的文化藉慰和文化对应方式。正如心理学家荣格所指出的那样，不论情况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我们的想象、知觉和思维都被一些先天的、普遍存在的形式因素所影响”。地域文化在近现代中国发生急遽变化的过程中，为人们提供了对应外来文化和创造新文化的心理机制和母文化元素。
作为地域文化的“两浙”文化，在文化构成的原型要素上，具有“博纳兼容”、“经世致用”、“刚柔并济”和“开拓创新”等特点。在以农耕文明为主导的文化圈内，相对中原中心地带而言，地处边缘的“两浙”地区（尤其是浙东地区），背靠内陆，面向大海，人多地少，资源匮乏，生存环境比较恶劣（这方面有点类似希腊文化生成的情景）。无论是在基本的生存方面，还是在文化的生成方面，它都需要有一种向内求生存的忧患意识、向外开放的接纳心态和开拓进取的运行机制，以接收来自中心地域文化的辐射，为生存开拓新的疆域，其中包括精神疆域，以使自身成为各种新思想、新文化、新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登陆点和接纳点。
“两浙”区域发展史表明，东汉以后，“两浙”接受中心区域的各种辐射就开始大大加强了。隋唐之后，表现则更为突出。
“江南财赋地，江浙人文薮”，即是唐宋之后整个江南吴越之地繁荣盛况的写照。“两浙”地域文化的每一次碰撞与整合，非但没有被同化或解体，反而不断增强了自身的凝聚力和调适力，推动了自身文化的不断增殖。毋庸置疑，“两浙”文化这种比中心文化更为鲜明的生存忧患和开放进取的特质，对其文化个性的形成，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同时也对生活在该区域的人的文化性格、心理素质产生了深刻影响。《汉书·地理志》中称：“吴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汉书·高帝记》又称：“越人之俗，好相攻击。”这些习性的生成和后续的变化发展，应与“两浙”文化的刚柔相兼济，沉郁而激越，自由而活跃，越人的耻为人后、精明强干、开拓进取等性格特征都有密切的关系。
地域文化在给予该区域人们的精神关怀方面也表现得尤为突出，成为支撑和稳定该区域人的心理和整合区域社会的精神支柱，以及该区域人民创造自身历史、丰富整体文化的精神动力。蔡元培在《越中先贤祠春秋祭文》中曾这样赞美越文化：“经论云雷，实维大禹。服教畏神，礼义之府。后王尝胆，任侠竞翘。……儒林大师，余姚肇祖。千祀不祧，授经图谱。新昌朴学，翼左程朱。良知证人，大启堂庑。文苑之英，盛哉典武。”
从文化生成的原型角度上来看，这种不断演化和积淀而呈开放进取性的“两浙”地域文化，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已深深地影响着该地域的人的思想观念、认知方式和心理感悟方式。诚如荣格所说：“集体无意识不能被认为是一种自在的实体；它仅仅是一种潜能，这种潜能以特殊形式的记忆表象，从原始时代一直传递给我们，或者以大脑的解剖学上的结构遗传给我们。”
“两浙”地域文化开放进取的文化原型，在深层的意义上，可以说，是一种建构开放理念空间的文化场，一种耻为人后的忧患意识和心理认知方式，一种不断向外开拓进取的精神巢穴。文化发展史证明，当中心文化出现意义的整体危机和失落时，地域文化由于中心文化被解体，反而获得了空间的释放，从边缘走到了中心，成为人们深层记忆当中可以被回忆、被感知、被藉慰和被激活的文化因子。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传统文化由意义的整体危机、失落而呈转型之势。正是在这样的特定时期，原先被整合在中心文化的“两浙”地域文化，就成了当时最活跃的文化因子之一，成为特定时期失去整体终极关怀的人的精神藉慰和文化依托之一，同时，它又以保留中心文化元素的角色，为中心文化的整合、复兴，提供“创造性转化”的文化质料。因此，在近现代中国的文化转型时期，从“两浙”文化圈内走出来的文化人，往往能够以一种深沉的民族忧患意识和“敢为天下先”的开拓精神，在中国思想史、文化史和文学史上，引发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化震荡，并为整个新文学推出阵容强大的作家群，谱写中国文学史的新篇章。
二
荣格在论述作为原型的“集体无意识”特点时指出：“这是来自人类心灵深处的某种陌生的东西。它仿佛来自人类史前时代的深渊，又仿佛来自光明与黑暗对照的超人世界。这是一种超越了人类理解力的原始经验……这种经验的价值和力量来自它的无限强大。它从永恒的深渊中崛起，显得陌生、阴冷、多面、超凡、怪异。它是永恒的混沌中一个奇特的样本。”
从文化生成上来说，整体文化的生成是多种地域文化的有机聚合与相容。从文化对人的影响来说，文化原型的影响最为深远。地域文化作为文化原型，无论是对整体文化生成而言，还是对个体成长而言，都具有一种“无限强大”的超人力量。这种力量的直接显现，就是它的母文化影响功能。
由于原型文化具有强劲的继承性和传播性，它往往能够在特定的时期使人的内在禀赋得以充分的显现，发挥出特殊的作用，诚如荣格所说：“心灵的每一次外在显现都同时混合着多种影响。首先是清醒的自我（thecons cionego）的影响；其次是个人以及个人所从属的群体身上那些很少被意识到的情结的影响；再次就是来自未被意识到的集体心理的那些无论以什么方式结合在一起的原型动力机制的影响。”
在近现代文化转型之际，“两浙”文化作为母文化的影响功能，具体表现在对人的思维、认知和心理感悟方式，以及审美理想的选择上。它使从“两浙”区域走出来的文化人，能够在新旧转换当中脱颖而出，以其天生的敏感性、敏锐性和开拓性，走向时代的前列。公猛曾激情澎湃地写道：
“乃读乡先贤哲学士大夫之遗书，其理想之高超，出乎天，天而入于人，人发为章，云蒸霞蔚，光怪陆离，我浙人以干政治界、哲理界、文艺界，其位置固何等乎？……且将挟其一切哲理、一切艺术，乘此滚滚汩汩飞沙走石二十世纪之潮流，以与世界之文明相激射相交换相融合，放一重五光十色之异彩，以灌溉我二十一行省之同胞，浙江省文明之中心点也。吾浙人其果能担任此言乎，抑将力不能胜任，徒为历史羞乎？”
滔滔之雄词，滚滚之激情，其中就裹挟着一种深沉的忧患意识和勇于进取的精神，就像“浙江潮，挟其万马奔腾，排山倒海之气力，以日日刺激于吾国民之脑，以发其雄心，以养其气魄”那样，“两浙”地域文化基因，在特定时期起到了特定的作用，让“两浙”人在文化转型的特定时代，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浙江潮》当时刊登的大量文章，就其反清排满、救国救民的出发点而言，便都是基于“两浙”文化的审视眼光来进行旁证博论，深化而行的。像匪石的《浙风篇》，鲁迅的《中国地质略论》，公猛的《浙江文明之概观》等，都是带着地域文化的审视眼光来综论整个世界、整个中国之形势的，这足以表现出“两浙”文化人宽广的文化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