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整个中国新文学置于现代文明的发展主流中来予以认真审视，我们不应对其先锋性属性作过于狭义的理解，不应将新文学的先锋性简单地与现代西方的现代主义艺术划等号。虽然先锋性也并非新文学的全部内涵，新文学的内部结构和形态也还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对此不能一概而论，但是，新文学的先锋特质，则是它的“破”和“立”的精神动力，是中国文学在转型时期最活跃、最激进，最富有创造性、创新性和最具有思想和艺术活力的力量。因此，将中国新文学置于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我们也就可以清楚地分辨出它所负载的思想革命、思想启蒙、文化变革、文化转型、价值建构、意义探寻等富有创新特色的思想与艺术内涵。
特别是对于突破传统文化、传统文学的重重束缚而言，新文学正是以其特有的先锋性，打破了传统文化、传统文学一统天下的局面，推动了中国文学的整体性转型，并且与世界文化、文明和文学的发展主流相对应、相吻合。正是出于这样的维度，我们看到了新文学作家群中最活跃的一支队伍、一支新军——“两浙”作家群的崛起，以及所发挥出来的中坚作用。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显然离不开“两浙”作家的大力推动。缺少“两浙”作家的新文学创作，整个新文学的发展历史将不会是今天这样的状况。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予以认真的审视，我们不难发现蛰伏在“两浙”作家身上的那种先锋性特质。具体地来说，“两浙”作家的先锋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凸现新文学的激进性、超越性特质，强调新文学的“现代思想”建构。
作为中国新文化、新文学的“历史先锋”，“两浙”作家的新文学创作非常注重思想性的建构，其特点是善于将思想启蒙与艺术的先锋精神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一种巨大的批判合力，并由此完成“现代思想”的文学建构，使新文学具有“现代思想”的精神气质。就像巴尔加斯·略萨将思想性看作是“文学的抱负”一样，强调文学“重要的是对现实生活的拒绝和批评应该坚决、彻底和深入，永远保持这样的行动热情——如同唐·吉诃德那样挺起长矛冲向风车，即用敏锐和短暂的虚构天地通过幻想的方式来代替这个经过生活体验的具体和客观的世界。但是，尽管这样的行动是幻想性质的，是通过主观、想象、非历史的方式进行的，可是最终会在现实世界里，即有血有肉的人们生活里，产生长期的精神效果”。“两浙”作家的新文学创作，注重保持新文学的激进性、超越性特点，对整个社会的人生意义进行大胆的颠覆和进行新的思想建构，从而成功地将新文学所肩负的思想文化启蒙重任，具体地落实到了新文学的创作实践之中，赋予新文学重构意义世界的现代思想涵义和深度。
第二，凸现新文学的使命性、责任性特质，强化新文学的社会价值建构。
米兰·昆德拉曾指出，小说具有一种反专制主义的天质，认为“小说作为建立在人类事物的相对和模糊性之上的世界的样板，与专制的天地是不相容的。这一不相容性比起一个不同政见者和一个官僚、一个人权斗士与一个行刑者之间的区别还要深，因为它不仅是政治或道德的，而且也是本体论的，这也就是说，建立在唯一真理之上的世界，与小说的模糊和相对的世界两者由完全不同的说话方式构成。专制的真理排除相对性、怀疑、疑问，因而它永远不能与我所称为小说的精神相苟同”。“两浙”作家的新文学创作，在赋予了新文学反叛精神特质的同时，也强化了新文学的社会价值建构特点，使新文学具有鲜明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正如鲁迅所说的那样：“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两浙”作家拒绝那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悠然自得心态，那种不受约束的个人情感的放任自流，以及那种将民族危机和苦难转化为个体伤感，或在苦难背后低吟与独自咀嚼个人悲欢的哀婉之情，而是要求能够自觉地承担起唤醒民众、摆脱危机和苦难的思想启蒙重任，尤其是要求关注民族的苦难、关注民众的痛苦，特别是精神苦痛，促使新文学创作更进一步地完成自身的社会价值体系建构。
第三，凸现新文学的创造性、创新性特质，突出新文学的艺术独创性建构。
基于中国新文学的先锋特质，“两浙”作家总是呈现出一种创造性、创新性的精神，尤其是在艺术独创性建构方面。对于“两浙”作家来说，先锋就意味着永无止境的开拓，意味着不断的艺术创造和创新。卡林内斯库曾经将艺术的独创性看作是“对过去的拒斥和对新事物的崇拜”。在“两浙”作家看来，新文学自身就应该具有一种不可抑止的创造冲动。他们高高举起新文学的创造和创新旗帜，张扬新文学充当历史变革和文化转型的“历史先锋”的前卫性和实验性，目的就是要建构新文学新的思想和艺术系统，完成新文学从思想到艺术，从思潮到运动，从内容到形式、范式，从观念到语言体系、表现方式等一系列的“革命”。因此，在新文学发展史上，“两浙”作家总是处于前沿位置，以前卫的姿态、先锋的理念、探索的精神、独创的方式出现人们面前。
第四，凸现新文学的动态性、发展性特质，展示新文学的审美现代性建构。
中国新文学的审美现代性，从一开始就是由启蒙现代性发展而来的，它本身不仅肩负着思想启蒙的历史重任，同时也具有不断转换和发展的动态性机制，即它总是处在变化、发展之中。虽然新文学总是标榜以反传统和标新立异为特点，但实际上，在“内在的理路”上仍然要受到传统的制约。今日的先锋，或许会成为明日的传统，成为制约后续发展的障碍，所以，要获得新文学的长足发展，就必须使自身处在动态的发展之中，永远走在时代的前列。从先锋性的自身特点上来看，先锋本身就包含着不确定性（Indeterm inacy）和发展性（Developm ent）的因素。
正如卡林内斯库所指出的那样：“现代性已经打开了一条通向反叛的先锋派之路，同时，现代性又反过来反对它自身，通过把自己视为颓废，进而将其内在的深刻危机感戏剧化了。”因为“在其最宽泛的意义上说，现代性乃是一系列对应的价值之间不可调和的对抗的反映……审美的现代性揭示了其深刻的危机感和有别于另一种现代性的根据，这另一种现代性因其客观性和合理性，在宗教衰亡后缺乏任何迫切的道德上的和形而上学的合法性”。“两浙”作家非常注重审美现代性的建构，其特点是善于对传统的因子进行创造性转化，使之成为新文化、新文学的质料，在新的理念、新的价值系统中完成意义世界新的构筑，从而使新文学自始至终都成为一种直接指向未来的，具有创新价值的艺术样式。
先锋艺术家尤奈斯库认为：“先锋派就应当是艺术和文化的一种先驱的现象，从这个词的字面上来讲是说得通的。它应当是一种前风格，是先知，是一种变化的方向……这种变化终将被接受，并且真正地改变一切。”人类社会迈向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以现代化为核心的全球化进程也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任何一种新的文学形态要获得自身的生成、发展、延续，都必须从自身的文化传统中获得营养的汲取和资源的支持，获得对自身传统的大胆突破和创新，并且将所构造的价值学说与意义实践，与走向现代化过程的现实社会相适应，对实践当中所出现的种种价值困惑、情感困惑和心理困惑，作出人类理性的回应，为走向现代化社会的人们提供一个完整的意义世界和终极关怀系统。在新旧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中国新文学充当了与新文化相关的思想启蒙、民族救亡图强和价值与意义世界重构的“历史先锋”，并在不断的演变和发展历程中，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文化思路、美学理念、文学精神和艺术主张，使自身真正地成为了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纪元。正是在现代化历史进程的环节上，“两浙”作家以方阵的形式崛起，以先锋的精神、创新的理念，为中国新文学贡献了自己的思想睿智和艺术才华，推动了中国文化、文学的整体发展。应该说，历史是永远不会忘记“两浙”作家这一丰功伟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