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英特尔公司为例。英特尔自1985年进入中国大陆以来，从生产、研发、市场、采购已经展开了全面布局。但一直以来英特尔在华经营业务都受到总部的密切控制。在华的高层管理人员通常都是通过从母公司派驻。但是2006年上半年英特尔在华的两位联合总经理赖一龙、简安琪的双双离职反映了总部意识到原有思路、做法存在问题。这两位高层于2005年8月上任后，主要专注于英特尔网吧的英保通平台，以及与除联想之外的方正科技、清华同方、TCL 等厂商展开密切合作。但是，英特尔中国两位高层却从来没有出现在联想集团的公开场合。正是这样的冷淡局面给了英特尔竞争对手AMD 绝好的反击机会。
AMD 与中国几大PC 厂商联想、方正、同方等都进行了合作，装有AMD CPU 的电脑已经陆续上市。当年杨旭执掌英特尔中国区业务的时候，几乎把AMD 逐出品牌机市场。而自从新的高管到任，AMD 与厂家的关系似乎有了新的突破，借机侵占了一部分英特尔的市场份额。与两位前任处理客户关系思路不同，刚刚再次执掌中国业务的杨旭上任第一件事就是参加当晚联想的笔记本电脑策略发布活动，亲自到场为联想助兴。据记者报道，2006年4月下旬前往三亚英特尔中国区渠道大会路上，出发时，在首都机场候机厅杨旭与一同前去三亚参会的渠道伙伴们谈笑风生。而在返回时，在三亚机场，与同为联合总经理的简安琪同时候机的也有许多经销商，但却没有人上前搭讪，简安琪只是在一旁独自看着一本厚厚的英文书。作为英特尔中国区公关经理刘婕，对英特尔的中国换帅之举的回应是：“不管是市场营销还是市场推广，必须与本地的文化相结合，与本地客户和渠道同呼吸共命运。在这里，不能抹杀文化的重要性。”①从前文细节反映出赖一龙、简安琪所欠缺的恐怕是关系处理方面。简安琪与赖一龙联合执掌中国业务，但是两人都不是中国国籍，对于中国情况把握难免欠准确。上述高层替换，表明英特尔母公司将在经营管理方面赋予在华子公司更大的自由权，以更好地适应中国特殊的市场环境。由此可见，本地实施型向本土生根型的转向是英特尔力图进一步嵌入本地的战略调整与选择。
如果说英特尔在华高层换帅反映了中本地嵌入“ Ⅱ → Ⅲ ”的演进进程，那么自2003年以来许多跨国公司掀起的“独资化运动”，相应的组织管理架构重组，以及由此带来的第二波高层更换，则是在华子公司“ Ⅲ → Ⅳ ”的反映。
“本地化”在很长时间里都是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上一个极为鲜明的口号，特别是在跨国公司刚刚进入中国市场，急需站稳脚跟、节省成本的时候。从人力资源到管理的方方面面，本地化的因素都得到很强的体现。在中国市场上，电信、软件行业中的一些跨国公司一度表现得比中国公司还要本地化，因为他们所雇佣的当地员工谙熟本地市场的各种或明或暗的规则，处理各种关系的时候也表现得非常得心应手。但是，如此彻底的本地化也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了跨国公司自身在管理方面的竞争力，在一定时候甚至成为跨国公司在中国业务发展过程中的掣肘。自2003年以来，跨国公司调整中国市场战略的趋势已经显现，例如松下、菲利浦等公司在中国掀起的“跨国公司独资化运动”。2004年，更多的跨国公司正试图在中国战略版图上建立完全独立的生产基地、研发中心以及更密集的商业网络，并倾向于将自身的资源逐渐集中于最具优势的环节或能力，以增强在这个已然充分全球化的市场中的竞争能力，并将权重越来越大的中国市场纳入其全球一体化的反应体系中。
在管理方面，跨国公司在理顺亚太区和中国区的关系后重新调整了其中国公司的管理架构。随着投资规模的扩大和经营重心的转移，跨国公司纷纷在华建立地区总部，就近管理和协调在华业务，整合内部资源、提高运营效率。上述管理架构的调整，一者，是为了适应在华业务在全球业务中的战略地位提升。从本地化经营到全球化运作，从本地化生产到本地化研发，跨国公司将中国市场视为全球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其纳入全球生产、供应和研发体系，实现生产要素的国际交换和全球流动。二者，也与以前中国市场转型期间的历史特点有关。当时，由于中国相关政策规定，跨国公司大多只能以合资形式进入中国。而且，在当时的中国，由于地区之间往往是市场分割、地方分治的。这导致跨国公司不同在华子公司之间的往来联系很少，出于独立分散的状态。随着业务的扩展和分支机构的增加，整体协调成本急剧上升。因此，不少跨国公司借助独资化以及区域重组等方式，整合在华业务与总部之间整体战略协调关系。在华子公司战略地位提高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跨国公司将更多的战略部门转移到中国，赋予在华子公司更多的新投资机会，向中国转移更前沿的产品与技术，这些又进一步推进在华子公司产业网络的本土化。
三、全球价值链下的本地嵌入演进
从前文分析，“嵌入”受到两个要素的影响，即跨国公司子公司选择合作伙伴的自由度（跨国公司内部因素）以及东道国（地区）发展供应和市场网络关系的潜力（区位因素）。两者都有助于解释跨国公司本地嵌入关系的形成和发展，但对于跨国公司本地嵌入关系的升级则分析不足。前者的重点在于跨国公司在本地经济社会关系建立的“量”的变化，即关系纽带网络如何形成的；后者的重点则在于跨国公司在本地经济社会关系建立的“质”的变化，即跨国公司与所嵌入地区产业群的共同演进问题。这共同演进，对于区域而言，同时表现为宏观层面上本地区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角色演进和微观层面上本地企业及企业群的成长；对于子公司而言，则表现为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的重新配置。反映在跨国公司与本地企业的关系上，则体现为从纯粹市场关系到信任机制，从对等依赖关系到不对等依赖关系的转变。上述转变进一步推动了子公司本地嵌入演进。
下面以中国台湾和墨西哥与马来西亚两个地区电子信息业发展的比较来分析上述本地企业（群）、区域角色与跨国公司本地嵌入的共同演进机理。
先比较台湾与墨西哥。20世纪60年代，日本的消费性电子产品大量进入美国市场，美国消费性电子产业面临衰退。70年代，日本制造的零部件成本提升，也迫使美国厂商积极寻找海外便宜的电子零件来源。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消费性电子公司在台湾和墨西哥分别设立生产据点，使得中国台湾与墨西哥几乎同时进入了消费性电子商品的全球价值链。最初，墨西哥的电子产业规模远大于台湾，但最后墨西哥落后了，而台湾不但崛起，还发展了计算机产业，成为全球计算机产业价值链中的重要节点。美国跨国公司在台湾的投资并不只是针对台湾的市场，因此多采取独资，而且规模较大。其特点是跨国公司区外总部让台湾子公司的经理有较大的主动权，在台湾进行采购，同时训练台湾的员工和经理，帮助当地的供货商提高产品质量与生产效率，并且提供稳固的市场，帮助本土厂商与国际厂商相联系。例如，通用设备公司1964年在台湾设厂，开始对台湾的经理进行严格的训练，与台湾的供货商一起工作，帮助它们提高质量，使生产流程标准化。王安、惠普等国际电子企业先后在台湾设厂生产零部件，并在出口加工区建立卫星厂，衍生了对中上游数百种电子材料的需求。
80年代以后台湾电子公司许多资深经理都是从这些外商公司出身的。相对而言，20世纪60年代美国消费性电子公司也将劳动部门移至墨西哥，使其成为美国衰退的消费性电子产业最大的零件来源。然而与台湾不同的是，跨国公司的进入却未能促进当地企业和产业网络的发展，美国跨国公司在墨西哥生产零部件，这些工厂都是些较小的独立公司，然后运到美国进行最后装配，它们并没有向墨西哥当地的市场拓展，类似于当初珠三角的“三来一补”的情形。其结果是，墨西哥未能发展本地的供应链，没有通过和跨国公司建立合资企业而获得采购合约的机会，没有孵化出与跨国公司紧密联系的当地企业。因此跨国公司未能嵌入当地的产业网络。1974年和1975年全球不景气时，墨西哥政府做出了提高基本工资的致命决策，人力成本大大提高。许多国内工厂因而倒闭，大量跨国公司在墨西哥的工厂也纷纷关闭。最后，亚洲的零部件取代了墨西哥，台湾成为美国与日本电子产业零部件的供应地。
在台湾，外商与本地零件供货商关系越来越密切，而且生产零件的外商也带动下游加工业的发展。外商在台湾培养的许多工程师后来都离开外资企业自行创业。许多台湾本地企业也借助这个机会以OEM 的角色嵌入到全球价值链中，后来逐渐成功走上ODM，甚至OBM 的角色。而原有到台湾投资的国际大厂商也逐渐从制造环节退出，专注于研发或品牌营销环节，而把生产制造（甚至设计）环节外包给台湾厂商。由于台湾厂商能力不断提升，国际大厂商对它们的依赖性越来越大，双方越来越处于平衡对等的关系，这也反过来进一步推动了跨国公司的本地嵌入程度。最终的结果是台湾由于培育了本地产业网络确立了自身在全球链中的位置，而墨西哥则由于本地产业网络的缺乏仍然在边陲位置徘徊。
如果说是否培育了本地产业网络导致了台湾和墨西哥两个区域走上不同道路，那么台湾与马来西亚两个地方则从某种意义上都走上了全球价值链的半边陲位置，而且当地也都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产业网络，也集聚了一定宽度的价值链环节活动（即不仅限于低端生产制造环节，而且还有高端生产制造、设计和部分研发活动）。马来西亚与台湾在发展电子产业有一个相当大的共同点，即两者皆是新兴的地区，初期的技术取得也是透过外资而非本土孕育而生。在台湾，1970年代初期美国无线电公司（RCA）基于台湾廉价的劳动力而来台设厂生产电视机，奠定了台湾劳动密集型电子产业的基础。在马来西亚，自1972年，在中央政府优惠的外资政策与槟城州政府提供的投资优惠吸引下，Agilent、Fairchild、Hitachi Semiconductor、Intel、Amd、Osramopto、Robert Bosch、Advanced MicroDevice 等8家外资企业于槟城的Bayan Lepas 自由贸易区设厂开始发展起来的。时至今日，两者的最大不同在于：一是外资企业部分。马来西亚槟城地区的电子产业，外资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当地外资企业不再是仅从事低端生产加工活动，而是拥有了关键的生产技术，而且每年产值庞大。尽管在当地也形成了较为齐全的配套网络关系，但是主角大多限于外资企业之间（包括同国籍之间，如台商内部合作，或者日商内部合作；也包括不同地区外商之间，如台商与日商和美商的供应合作关系）。与槟城地区不同，在台湾新竹，外资则是扮演一个伙伴关系，或开发技术，或委单生产，产业的主体是本地企业。二是本地企业的部分。
槟城地区的本地企业还在孕育期，有待扩张与成长，与政府及外资之间的连接也有待增强，在与跨国公司的合作关系中处于被支配的地位。相对而言，新竹地区的本地企业已经站稳脚步，甚至许多企业已经成长为国际级的跨国企业，建立起多国投资网络（陈宗仁，2005）。在槟城地区，尽管在政府的大力推动下，处于全球价值链的半边陲位置，但是该区域产业发展的主导权仍掌握在外资企业总部的手中。因此说，当前槟城电子产业仍是一种“依赖发展模式”。对于新竹来说，虽然基本同是处于全球价值链的半边陲位置，但是本地企业已经成长起来，对跨国公司的依赖性大大降低。新竹基本上已经走出了一个“独立自主”的发展模式。从跨国公司的本地嵌入的维度来说，尽管位于新竹与槟城的跨国公司的关系嵌入、结构嵌入和地理嵌入程度都较高，但是对位于槟城的跨国公司来说，其成员嵌入程度是有限的。
从上述案例分析可见，跨国公司本地嵌入有利于当地产业网络的形成，使得当地区域获得了嵌入到全球价值链的机会。再者，当地产业网络的升级反过来推动跨国公司以及区域在全球价值链中位置的演进。但归根结底，只有形成以本地企业为主体的本地产业网络，才能巩固区域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而且更加强化了跨国公司对本地的嵌入程度。本地企业（群）成长、区域角色以及跨国公司本地嵌入形成了共同演进的关系。
四、跨国公司本地嵌入的内在路径过程
跨国公司的本地嵌入演进过程还表现为内在路径层面，尤其是实体要素层面不同分析维度的先后递进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