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全球本地化观”（glo‐cal perspective） 事实上，当前对于“全球化”的争论主要是从两个层面展开：一个层面主要是从国际投资与贸易的总量和流量的地理分布进行论述，另一个层面则是深入到跨国资本与地理空间之间的基本辩证关系进行探究。仅停留在前者的讨论是不够的（尽管也很重要），因为无法反映出全球化的真正本质。对于后者的讨论，可以发现，不论“全球化观”或“地方化观”，两者基本上反映出当前有关全球化的讨论经常是将全球尺度的组织等同于流动的，而本地尺度则是僵化的，全球／本地、流动／僵固被以二元对立来处理，将现实中处于不同地理尺度的社会组织活动之间的互动与张力轻描淡写或是根本忽略。事实上，这种两元对立的看法在某种意义上无法进一步分析各种社会经济活动的地理组织面向，也因此无法分析存在于不同空间尺度界面的复杂组织之间冲突的可能性。例如，不论是全球流动或是地方惯例都无法全面解释发展中国家区域面临技术转移学习的机会与限制（Bell &； Albu，1999）。
惟有将两者之间存在的组织空隙的发展机会与所隐含的控制关系同时处理，才能得到一个全面认识角度。相对于上述两种极端立场，另有一些学者开始提出折中的论点，认为全球化的过程终究必须在地方的层次上实践，而这一实践的过程并非全然只是外在力量的支配而已。相反，会因地方社会与经济空间的特殊性在地方落实的过程中产生不同的效果，而这样的本地化效果与空间实践则又进一步对于全球化过程有所转化。因此，既不是单向的全球化，也非单向的本地化，而是一个结合两种力量的全球本地化（glocalizaition）过程，也就是全球化与本地化两个过程的辩证发展（徐进钰和郑陆霖，2001）。
可以说，伴随着全球化与本地化的争论，地方重要性不断得到重视，全球与地方的关系从二元对立关系到统合处理，全球化与本地化的争论也从简单的“量”的地理分布的争论深入到“质”的辩证关系的探讨。本书也正是在全球本地化的逻辑框架下展开研究的。
第二节 “全球本地化观”下的两个研究视角
关于“全球”与“地方”这两个地理尺度之间互动的讨论，出于不同的学科角度，有着不同的议题重点，也经常得出不同甚至对立的结论。这些相关理论大致上划分为两大类研究视角（徐进钰和郑陆霖，2001）：一类着重从地方的角度去看全球化的作用与地方的优势；另一类则是从全球化的经济体系去审视地方的角色。两者都意识到了必须将两个不同且看似对立的力量统合起来，但二者切入的角度不一样。在两个研究视角下，也显露出跨国公司在联系全球-本地中的主角作用。有关跨国公司理论的评述将在下一节进行。
一、本地-全球视角
传统理论仅用经济因素分析空间经济和企业的空间行为，“地方”被简单化处理成经济性生产要素的承载容器，因此也限制了地方经济发展的观察视野。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人文地理学、经济地理学等发生了“制度转向”及“文化转向”的新变化。学者们将一个地方的经济现象与该地的制度及文化因素联系起来，强调区域及地方的经济活动是嵌入在社会、政治与文化系统中而与之密不可分（陆大道，2005）。经济活动是特定的社会和制度情境的产物，它不能只根据原子式的个人动机来解释，而必须把它置入更广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规则、程序和文化传统中去理解。在这样的背景下，“地方”研究得到了重新的认识和发展。由此，也衍生出诸多理论。
1.调节理论 法国一批政治经济学者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调节理论，在90年代以后，受到经济地理学界的重视，并将之用到有关地方经济发展的探讨上（Dunford，1990）。调节理论的贡献在于指出了经济逻辑与社会生活以及政治制度之间整合的重要性（徐进钰和郑陆霖，2001）。徐进钰和郑陆霖指出，调节理论特别强调思考问题的“尺度”（scale）。不同地方与空间尺度间是互相影响的，特别是全球化将影响地方文化，反之地方力量也会反馈到全球力量。重点不在于选择哪种固定的区域尺度去诠释问题，而是应该去关注不同尺度间流动且动态的生产“过程”及其“机制”，而这样的关注正是强调控制、权力关系的竞逐，以及资本主义在生产逻辑中的角色。在考虑尺度的过程与机制时，不可避免地要考虑社会空间关系。而就全球社会空间的发展历程而言，最显着的是弹性生产模式取代了大量生产，但资本并非完全自由流动。例如被视为最具流动性的资本运作，仍是集中在纽约、伦敦和东京等三个全球城市。因此必须考虑地方的地理条件（特别是社会空间关系），外来资本也必须去调节与经历社会空间再生产，这就是所谓“全球本地化”思维，也正是全球化与本地化辩证的张力所在。
2.新产业区理论 新产业区理论试图结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体系性变化与生产组织的发展动力来分析产业集聚的现象。该理论最早是从马歇尔的产业区理论发展起来的。马歇尔在分析英国19世纪出现的一些产业集聚现象时提出产业集群的根本原因是外部规模经济的获得。然而，外部经济不能完全解释集聚优势，马歇尔进一步用工业生产地理集聚的两个地域层面特征来解释集聚经济：一个是地方生产系统内部成员彼此间的了解和信任，另一个是产业环境①（industrial milieu）。后来，一批意大利经济学家（Piore &； Sabel，1984）在马歇尔的产业区基础上，把重点从小企业的集聚转移到更广泛的社区和相互联系的企业间融合上来，从而加强了这个概念的非经济方面的，与区域（社会尺度和地域尺度）相关的因素（阿什海姆，1999），因此，也被称为新产业区理论。其中，最主要的论点在于经济交易的活动与社会生活的网络间有着相互嵌入关系。这样的社会经济关系使厂商之间有着互相学习与竞争合作的基础，也使得产业区厂商作为一个集体具有优势，而这优势也嵌入于特定地点。因此，具有了本地化优势。然而，新产业区理论的局限在于强调了地方生产体系重要性的同时，却少有回应来自全球化外来力量（包括跨国厂商的进入、新技术的移入以及厂商的扩张衍生）的介入（徐进钰和郑陆霖，2001）。
3.新产业空间理论 由于这一派理论最早是由美国加州大学的MichaelStorper 与Allen Scott 等学者提出的，因此也称为“加州学派”。该学派从“交易成本”的角度指出，新兴工业有新的投入结构，其内外部的力量形成市场的不确定性，专业化可以降低风险与增加优势，所以厂商会运用专业化的战略来深化劳动力的分工。但另一方面，专业化分工带来更为频繁、复杂与不可预测的互动过程，如果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可能反而会增加投入-产出关系中的交易成本。
由于暂时性契约不太可能起到协调作用，所以彼此的“信任”显得非常重要。这些因素产生了为降低因距离增加的交易成本而在空间集聚的外部经济动力（Scott，1993）。然而，由于此理论是基于静态的交易成本概念，因此无法解释厂商集聚中的技术扩散和动态的学习效果。认识到这一点后，该学派开始重新审视关于制度和演化的问题，开始探讨特定地区的特殊性，包括劳资关系、劳动力培训、厂商上下游互动关系，生产技术扩散以及生产组织形态等。该学派主要强调了本地投入产出关系、本地贸易相互依赖等本地互赖关系，尽管有其片面性（王缉慈，2001），但也给我们提供了启发，即任何外在于个别区域的力量（如跨国公司与技术）的进入，必须放在这种相互依赖关系之中进行审视，而这种互赖关系会进而形塑个别区域与全球化关系接轨的形态。
4.学习区域理论 “学习区域（learning region）”是最近一个相当热门的名词。该理论认为，在生产方式转变的背景下，必须掌握不可取代的资源要素，包括厂商间合作、信任、人际网络等，才能持续学习及创新，避免区位优势快速被替代。传统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解释，限于地理接近性和组织网络两个因素，但是在弹性专业化的全球产业发展趋势下，单纯拥有这两个条件并不能确保区域竞争力。竞争力的源泉来自于持续的学习与创新。学习区域特别关注区域动态学习机制如何产生。对此，该理论比较偏向“制度”观点，强调大学、研究机构、厂商、管理干部、政府等组织的参与和互动作用，认为各种主体的互动关系可以衍生出各种隐性知识。这些知识的产生和传递与特定区域社会制度安排密切相关。这个推论过程也广泛应用在解释和强调知识创造与学习的潮流下，区域成为一个关键的要素。但是也有一些学者对于学习区域提出批评（Gertler，1995；Oinas，1999；Rallet &； Torre，1999），主要认为该理论过于强调地理接近性和本地关系在学习过程中的作用，事实上过于封闭的隐形知识和区域粘性反而不利于开放性创新系统的建立。他们指出，绝对距离的远近不是重点，面对面沟通的需要事实上也因为科技进步而降低。相对而言，更为重要的是文化、产业、组织的接近性，它们才是学习行为如何组织、如何落实的关键。因此，不同企业和产业的学习形态必然有所差异，而地域外的关系也应该被同等考虑进来。Gertler（1995）对于加拿大南安大略机械业的研究发现，机械使用者和制造者间共同的工作经验和训练文化是营造本区域学习环境的主要因素，而这些是传统接近性所忽略的。另外，徐进钰（1999）的研究也发现，台湾新竹科学园区的发展是来自新竹─ 硅谷的高科技人才互动，这些人才在教育及产业背景上具有相当的接近性。
5.创新系统理论 在创新系统的研究中，以Nelson（1993）和Lundvall（1992）为代表的国家创新系统理论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创新系统理论尝试以系统的视角来把握影响创新的结构和制度因素共同演化的规律。国家创新系统指出技术创新和传播需要大量相关部门和制度的支持，在创新和学习中除了正式的机构和制度外，各种非正式的文化、习惯等也影响着知识的积累和传承过程（王缉慈，2001）。国家创新系统理论有以下几个要点：第一，成功的创新与创新者同外部主体之间的长期关系和紧密互动密切相关（Rothwell，1977）。
第二，各主体之间的关系和互动还牵涉到非市场关系。这种关系包括权力、信任和忠诚的组织化市场（Lundvall，1985）。第三，认识到不同国家背景提供了建立不同组织化市场的可能性。例如，一系列研究考察了日本企业之间建立起的有选择的长期关系，而与之相对英美企业之间则盛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短期交易关系（Dore，1986；Sako，1990）。最近研究提出，国家创新系统只是创新系统的一个层面，事实上，还存在着不同尺度，包括企业、区域、国家，乃至全球层面的创新系统。国家（区域）创新系统，从定义上来看，是地方化和不可移动的，它能为企业提供有价值的能力和结构条件，这些是国外（区域外）的企业即使在最开放的市场条件下也难以获得的。由此，在当今加速全球化的时代，国家创新系统在保持区域差异性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郎德菲尔和马斯科尔，1999）。
综合上述本地-全球视角的各种理论，我们可以认识到：地方不仅仅是一个静态承载容器，而是由包括一些不可替代的“特殊因子”所形塑的空间；这些“因子”既包括经济性因素，也包括社会、文化、制度等非经济性因素；这些特殊因素部分是不可流动、难以模仿、不可取代的，由此形成地方独特的本地化优势。经济性和非经济性因素等形塑的地方通过生产系统或创新网络等形式而存在。地方正是通过这种系统或网络与外部力量发生关系，也就是可以把地方产业系统或产业网络理解为地方与外部力量发生互动的媒介和场所。至此，围绕地方角色的争论已经不是“重不重要”，而是探讨为什么“重要”。这个重要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地方的角色在某些方面是不可替代的，不可替代性来源于经济性活动必然一定程度上嵌入于地方特有的社会、文化、制度环境，而后者是地方化和不可移动的。二是地方的角色还表现为地方的动态性，地方具有学习功能和创新功能。从地方生产要素特性角度来看，传统理论和早期关于全球－本地关系争论的焦点在于生产要素的流动性，而“本地-全球视角”的焦点则转移到地方生产要素的可复制性和可替代性，以及生产要素的再生产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