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5月，一名叫阿瑟·库斯勒的作家接受了《犹太记事报》的采访，他认为流散在外的犹太人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同化，摒弃犹太特性；要么迁居以色列，过完全的犹太生活。除此而外的任何选择都是假的。伯林立即予以还击。这年秋季，在同样的报纸上，他发表《犹太人的奴役和解放》一文，完整地阐释了以色列建国对于若干世纪流散各地的犹太人的意义，同时也是对自己所持犹太复国主义立场的一个解释。他针锋相对地指出：在以色列建国之前，没有哪个犹太人能够自由地过着纯粹的犹太人的生活，不被非犹太人所监视、压迫和扭曲，以色列国的建立之所以是争取自由的胜利，就是因为这“不仅仅让犹太人恢复了人的尊严和地位，更重要的是，它还让犹太人恢复了选择未来生活方式的个人权利”。但这并不是说，只有在以色列犹太人才过上了自由的生活。所谓要么同化、要么迁居的二元论，在伯林看来，是一种思想上的专横。“世上不以在两种方式之间作出选择的人太多了，我们并不因此就谴责他们。一个大哲学家说过，‘用人性这块弯曲的木材，从未造出过笔直的东西。’犹太人应该与其他民族一样有权改变他们的生活，去选择同化、迁居、隔离以及任何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在伯林看来，以色列并不是犹太人归属的必要条件，而是犹太人自由生活的必要条件。
1953年，伯林在英国一以色列协会发表了一次演讲。他赞扬这个新诞生的国家，因为它让犹太人摆脱了他们的历史，摆脱了他们一向如此的生活方式。“他们不必再做‘老于世故、下棋聊天的知识分子’了。在经过了一段苦难的历程之后，他们获得了‘做正常人’、‘保持身心健康’，甚至‘让自己懒散’的权利。如果以色列人‘不愿终生为六百万死难的犹太人哀悼’，那也是他们的权利。他们不会忘记大屠杀，但也不必像‘一场黑色悲剧的沮丧的继承者’那样生活。”
以色列国的建立，使得犹太民族步入了和其他民族相同的轨道，确保了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可以自由地和富有尊严地选择自己的生活。伯林的复国主义观念不仅是停留在一个主权国家所带来的政治方面的满足，他同时更加深刻地触及了在一个主权国家背后，存在这个民族文化的共同形式，在这个共同形式中——民族的历史、信仰、语言、艺术、风俗、生活方式等，个人的身份、感情、价值观才有所归属，而这种归属或得到确认是一个人幸福和尊严的不可忽却的重要方面。如果一个人仅仅享“免于……”的自由，却不能在所属的文化形式中得到辨认和体现，他仍然是不幸福的。在这个意义上，主权国家不仅是一个民族政治上的保证，而且是这个民族文化的共同形式的保证。但这并不等于说，主权国家的概念与民族文化的共同形式恰恰踩在同一条线上；实际的情况是——前者是后者的保证，却并非是后者的直接体现。造就一种悠久的民族文化与造成一个主权国家不能同日而语。由此，民族的问题就不仅是一个政治问题，同时还是一个文化及其归属的问题。关于民族文化的共同形式及其差异的种种表述，体现了伯林承担作为一个犹太人的更为深入的视角。
注：陀斯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6中明确表达了对于人的理性能力的怀疑——即使是对人们有益的事情他们也未必去做。“是谁第一个声明，是谁第一个宣告，说人们只是因为不知道自己真正的利益，所以才做坏事的；又说如果给他以启蒙，让他看到真正的、正常的利益，那么他便停止干坏事，便会立即成为善良的和高尚的人……请问：在所有这几千年内，到底哪个时候曾有人是只凭本身的利益而行动的？无数事实表明，人们明明知道，也就是说，完全懂得自己的真正利益所在，却把它们置之脑后，反而奔上另一条道路去冒险、去碰运气，既没有人也没有东西强迫他们这样做，却仿佛正是因为不愿走指明的道路而顽固地、任性地去闯另一条艰难的、愚蠢的、几乎是暗中摸索的道路。对这些事实又该怎么解释呢？可见这种固执和任性的确对他们比一切利益更加愉快……利益！什么是利益？你们能不能完全正确地负责地肯定说，人的利益究竟是什么？人的利益有时不仅可能，而且还应当在有的情况下为的正是宁愿希望坏的而不愿希望有利的，假如碰到这种情况，那该怎么样？但假如是这样的话，假如只可能有这种情况，那么一切规律就将化为乌有……”
6 伊信译，薇乾注：《地下室手记》，商务印书馆1995年6月第1版，第37～38页、52页。
“……你们瞧，先生们，理性是个好东西，这用不着争辩，但理性终究不过是理性，它只能满足人的理智能力，但意愿却是整个生活的表现，即整个人的生活连同理性、连同一切内心的骚动的表现。虽然我们的生活在这种表现里常常表现得很糟糕，但它毕竟总还是生活，而不单纯是开开平方而已。譬如拿我来说，我完全自然地想为我满足我的全部生活能力而生活，可并不是为了仅仅满足我的理性能力，即我的生活能力的一个二十分之一。理性能知道什么呢？理性只能知道它所能知道的东西（有的东西大概永远也不会知道，这虽然并不令人欣慰，但为什么不把它说出来呢？），而人的本性是尽其所有、充分地活动的，有意识也罢，无意识也罢，即便是说谎，但毕竟是存在着。”
2001年
谁是亚当·米奇尼克
我是循着汉娜·阿伦特的声音找到这位亚当·米奇尼克（AdamMichnik）的。有位美国教授玛格丽特·卡诺凡（Margaret Canovan）在她的文章中写道：“请考虑在过去二十年内‘阿伦特式’的事变。东欧的持异议者将自己的私人生活献身于公共利益，自发地创造了自由的空间，于其中他们重新发现了行动的令人兴奋的愉悦。由团结工会所展示的波兰的行业联盟，证明了无望的人们如何通过公开地采取一致行动而获得力量。说到底，1989年公民运动的觉醒和政府的瓦解，提供了一个阿伦特式革命的范例（完全不是马克思的）。”然而，这位教授并没有从细节上论证到底阿伦特的思想如何影响了杰出的东欧知识分子，只是在这篇文章的注释中有一条说：“根据亚当·米奇尼克（1995年在罗马阿伦特讨论会上的发言）所说，他和一些长期卷入波兰民主斗争的人从阿伦特的政治行动著作中直接受益。米奇尼克的著作引人注目地有着阿伦特的语气，比如他的《狱中书简》。”于是，在朋友的帮助之下，我一下子找到了四本有关米奇尼克的著作：《狱中书简》（1985年）、《自由书简》（1999年）、《教堂和左派》（1975年），还有一本不是米奇尼克写的但和米奇尼克有关的书——《自由主义扭曲的循环》，它有一个副标题“写给米奇尼克的信”，作者Ira Katznelson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政治和历史学教授。
米奇尼克写到1978年夏天他和哈维尔第一次会面，是在与波兰比邻的捷克斯洛伐克境内一个叫作White mountain的地方，这样的见面是非法的，一边是作为“七七宪章”的代表，另一边是作为KOR的代表，后者是米奇尼克于1976年和朋友们一道建立的独立组织，全称为“保护工人委员会”。不久哈维尔和他的同伴们坐牢，米奇尼克组织了一个教堂绝食抗议来声援他们。1 980年团结工会巅峰时期，波兰朋友们抓住每一个机会为捷克朋友们呼吁，直至他们自己也身陷囹圄。接着是这种循环：被捕、抗议、在山上见面，再后来是他们在各自的国家获得了自由。
瓦文萨在回答为什么团结工会能够做得这么好，能够用说理、谈判的方式而不是用汽油瓶来解决问题时，指出是知识分子帮助了他们，是KOR帮助了他们。
198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波兰诗人米沃什称米奇尼克在波兰所扮演的角色和拥有的力量“如同甘地”。
美国加利福利亚、伯克莱大学政治学教授Ken Jowitt在为《自由书简》一书所作的序言中，称米奇尼克为“波兰的路德”。
一、“我发誓永远不离开波兰”
亚当·米奇尼克，1946年出生于波兰华沙，犹太人，父母都是波兰的老共产党员（在谈及家庭时，他用了“红色同化”这个词）。他称自己“在六十年代属于一个不知道害怕共产党的特殊的小圈子。我感到共产党的波兰就是我的波兰”。十三四岁的时候，他就在课堂上大声质疑被掩盖的事情，“如果共产党员必须说出真相，那么为什么不说出发生在卡廷（Katyn）的事实？”结果被老师赶出了课堂。看到父亲的老战友及自己的亲戚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之后，他的想法是：“信上帝，但不信教堂。”（信共产主义学说，不信掌控大权的某些人）十五岁时，他找到共产党的理论家亚当·沙夫，说自己要开办一个讨论小组。此人曾经锋芒毕露，但这时已经变成一个犬儒主义的老人，“也许是我什么地方触动了他”，米奇尼克后来回忆道，沙夫居然痛快地说：“要是有人找你麻烦，给我打电话。”一个将自己命名为“矛盾的寻找者”（Club for Contradiction Searchers）的俱乐部就这样成立了，很多人出自红色家庭。这个“修正主义苗子”的小团体，讨论当时被禁止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在沙夫的保护下存活了一年多。直到有一天——米奇尼克刚满十六岁，他在大街上遇见库隆（Kuron），此人担任过波兰共青团书记，是最早的异议人士，后来成为团结工会顾问。库隆说：“听着，亚当，哥穆尔卡同志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点了你的名。”米奇尼克有些恼怒地说：“别瞎扯了，我还要完成物理课的功课。”而库隆接着说：“哥穆尔卡同志不需要完成物理课功课，所以他有时间和你瞎扯这个。”中学过关考试后，他首次去国外待了三个月，见到了波兰流亡者、意大利共产党党员和法国的托派。回国后他遇见朋友karol Modzelewski，他惊讶朋友为什么不在家里约他下一次见面，却要约到公园里。结果是几天后他在公园等了几个小时无功而返，来到朋友的家中才得知朋友已经被捕。这是他意识到自己命运的时刻——他知道自己属于这些人的圈子。他并不完全同意包括库隆在内的人们的纲领，但是他感到和他们亲近。他的这些年长的朋友正在策划一封公开信，内容关于波兰独立和议会民主，米奇尼克参与其中。在他十八岁的时候，警察第一次造访了他，他被关了两个月。从此，他成了库隆（此时属于共产党改革派）圈子的重要人物，十九岁“爆得大名”。
1965年至1968年是他的大学生涯，他进了华沙大学历史系。在校园里，他和伙伴们讨论中所触碰的尖锐问题，不能不引起要员们的关注，哥穆尔卡的秘书曾出席过他们的讨论会。一次，当时的外交部部长拉科夫斯基参加了讨论。年轻人向这位大人物发出质疑：“哥穆尔卡是一个人，还是上帝？”答曰：“当然是一个人。”“作为一个人，他能像上帝一样不犯错误吗？”答曰：“不能，这不可能。”“那么，拉科夫斯基，为什么不能从他身上找出一个错误来批评呢？”从反权威的立场导致的质疑，和当时的中国年轻人非常接近。1968年，国内外有两件事情摇撼了他，最终导致他的生活发生了根本扭转。后者是发生在邻国的“布拉格之春”，前者是波兰诗人密凯维兹戏剧《先人祭》的上演和最终被取消。密凯维兹是19世纪波兰浪漫派作家，在“恐俄”的年代做一个旗帜鲜明的沙皇皮对者，于此时不仅很对年轻人的心思，也适应了社会上人们渴望冲破樊笼的心情。该剧上演时的盛况引起了当局的恐慌，当局下令禁止，米奇尼克和年轻人随即走上街头表示抗议。很快他和他的伙伴们被大学开除，发布命令的是高教部本身。正当他沉浸在由这部戏激发出来的强烈的民族认同感时，波兰作为以苏联为首的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五个出兵国之一，在这位年轻人的心灵上蒙上了巨大的羞辱。他感到作为一个波兰人的罪。进一步引起他反感和不能忍受的，是当时的报纸对他采取了“反犹”攻击：不止一家报纸说，米奇尼克是一个犹太人，因此在波兰没有他的位置。接着是十八个月的牢狱之灾，罪名之一是他参加了一个企图推翻国家的秘密组织，尽管事实上没有任何组织存在。目睹了同胞的一系列不光明正大的行为之后，米奇尼克在狱中发誓永远不离开波兰，他是波兰的爱国者而不像那些口是心非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