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受欧洲战后思想文化熏陶的一代，在米奇尼克那里不存在一个抽象的目标，他面对的永远是那些具体的人。“对我来说，民主涉及人们的状况和人的权利。”具体的人总是千差万别的，不是一个模子铸造出来的，他们既非纯善，也非纯恶；既非天使，也非恶魔。因此，不能用某一种尺度来衡量所有的人，把其中一部分人划分进来，而把另外一部分人剔除出去，在不同的人中间制造对立。1979年，他写过一篇非常有意思的长文《蛆虫和天使》，详细清算了那种非此即彼的僵化思想模式。“蛆虫”这个词是在他之前一位波兰作家维兹比基（Wierzbicki）用的，此人写了一篇文章《论蛆虫》，用讽刺的笔法列举了人们的种种自私和伪善，他们如何将自己的处境合理化而逃避责任。米奇尼克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他指出那些用维兹比基的标准看来是“蛆虫”的波兰历史上的人物，同时也有其高尚行为的一面。那种非此即彼的截然划分不仅不适用于波兰历史，尤其不适用于波兰现实。米奇尼克分析了波兰现实中不同的人，在不同程度上都同时面临着善和恶的选择，有可能成为善者或者恶者。对于当权者来说，是考虑自己是更加残暴凶狠还是走向务实和人性化；对于介乎政府和反对派之间的人，比如一个教授来说，他是否能写出一份关于法庭审讯的实事求是的报告；对于反对派活动家来说，他是否在宣誓效忠的协议上签名而这可以放他去国外。在这个过程中，随时可能出现不同方向、不同程度上的变化，关注这些具体的进展，比关心划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有意义得多。大多数与体制“合作”看似被动消极的人，实际上起着一个看不见的背景和支持的作用。“尽管警察玷污了我们的生活，在波兰我们仍然感到强壮和确实是强壮的，那是因为我们享有我们社会广泛的道德和物质的支持。我们享有那些性情上既不是政治家也不是英雄的人的支持，享有那些不想放弃他们的事业或拥有相对比较稳定生活的人的支持，那些很少选择在一封抗议信上签名的人，但是——我相信——正是他们决定了拉多姆和乌尔苏斯地区保护工人行动的成功。”对这样一种极端的说法，米奇尼克给予了迎头痛击：“亚历山大·瓦特（Aleksander Wat）曾经写到，生活在斯大林统治下的国家的知识分子应该怎样生活？其答案是莎士比亚说的：‘他们必须去死。’也许这是一个正确的答案。但是我相信这个答案让这个人自己消受好了，这是一个人仅仅能够用于他自己的尺度，一种仅仅要求他自身的牺牲。”反过来，对于那些不同于周围过着舒适生活的人，那些宁愿付出失去工作、家庭、坐牢的代价，而致力于建立民主波兰的人——他们的反抗行为对于周围人们或多或少是一个惊扰——应该怎么办呢？米奇尼克从普通人的立场上代为答道：“我们必须学会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并教会他们和我们生活在一起。我们必须学会不同的妥协艺术，否则真正的多元化将成为不可能。”
等到民主革命成功之后，如何对待前统治阶层，对反对派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对米奇尼克来说，它是一个新的课题也是一个老的话题，全部结论可以从他在这之前的所作所为中引申出来。如何在天翻地覆之后让原先对立的人们仍然能够共同相处，如何避免社会不要因为怨恨而陷入一种可怕的复仇情绪，这一回轮到米奇尼克们来实践了。从总的大背景来说，米奇尼克呼吁人们公正地对待历史，公正地对待前统治阶层和其余人：“（他们）并没有垄断所有的恶行，而我们也不是所有善的典范。我们必须从整体上检视我们的历史。存在不同的（他们），他们对波兰历史作出了不同的贡献。我不想混淆那个时期善和恶的界限，但是是否有人可以宣称他是无罪的？是否有人可以宣称他是‘历史之善的承担者’？”他呼吁人们不要忘记自己曾经生活在同样的环境当中，接受了它和被它所接受。“我们需要谈论和写作过去，我们需要平静地讨论它们。我们也需要在头脑中接受这样的看法：“如果你在妓院中工作了十年，你还将自己当作一个处女，这是不合适的。”“我们没有另外一个波兰。”另一方面，在被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之后，人们有权要求伸张正义，有权要求清算过去，要求在善和恶之间划上一条基本的界限，那么“什么是正义的终结和复仇的开始？”1992年米奇尼克在和哈维尔的长谈中，将这个问题推上了首位。他们都承认这个问题把他们带向一个“腹背受敌”的两难境地——如何让正义得到实现，而不制造新一轮的恐怖和制造新的对立？
这两位不约而同地都主张用法律来解决问题。哈维永说：“所有这些改变的本质，是引进法律条文，而不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开始。”米奇尼克说：“（他们）在我们周围，他们拥有和我们一样的权利去生活。如果他们犯下了罪行，他们将像其他罪犯一样受到惩罚，但如果没有，便不能因为他们在不同的时间内属于统治阶层而歧视他们。”这两个国家具体的做法还是有较大的不同。波兰没有专门针对前统治阶层的法律或有关规定，波兰人提出的是“粗线条”政策，旧政权人员是否保留在新政权之内是根据他们的能力，而不是过去。而捷克则通过了一项“祛除法”（Iustration），对前统治阶层是否留在新政权内作了很多规定，比如什么样的人在五年之内不许进入公共机构。在谈论中，哈维尔的国际事务发言人萨拉·翁德拉（SashaVondra）指出这是新教国家和天主教国家文化区别所致。哈维尔认为这两种做法走向极端都是危险的。“我们的历史告诉我们，一旦我们切断了和我们自己过去的联系，就要付出昂贵的代价……然而同时，我们不能打开无法无天的复仇和迫害之门，这将会出现我们稍后谈到的另外一种现象。这种态度在捷克斯洛伐克曾经出现过好几次。我记得战后不同的复仇者，其中最积极的人通常私下里有着最不可外扬的勾当。”实际上，哈维尔对“祛除法”一直在提出批评和希望得到改善。真正悖论的是哈维尔、米奇尼克本人都是前政权的严重受害者，事关他们本人这是难题所在。这两位前政权的囚犯是这样开始他们的谈话的——哈维尔先发问：“亚当，好像你要审讯我三个小时？可是我不知道什么事情可以谈上三个小时。”米奇尼克答道：“你很有经验，对于你这样一个多次接受长时间审讯的重罪犯来说，这不算什么。”他们如何对待给自己的生活造成最大障碍的人？而历史证明这些人完全错了甚至是罪犯？这个问题并不像想象的那样涉及个人报复；相反，如果他们可以宽待迫害他们的人，他们个人的尺度是否适用于更加广泛的社会？哈维尔举了一个例子谈到他本人对待这种事情的态度。他刚当上总统不久，就收到一份名单，那上面写着所有曾经向当局告发他而现在是他的同事的名单，哈维尔当即把它扔掉了。“我个人倾向于让事情过去。我可以让自己和整个事情保持距离。因为我曾经掉进他们手中，我知道他们的做法多么毁人。”但是“作为总统，我必须考虑社会需要一条分界线……有些人的整个生命、他们的家庭生活都被旧政权践踏了，有人整个青春都在集中营里度过，他们无法让自己与此和解。更重要的是，他们原先的迫害者更渴望从中解脱”。“对待这种事情，我不能像对待那张写着‘我的’告密者的字条一样处之漠然。”“我感到没有必要去报复，但是作为一个国家官员，我无权宣布一个建立在其他人（行为）之上的总的大赦。”米奇尼克也不无痛苦地说：“我在监狱的时候，有两件事情我对自己发过誓：第一，永远不会参加一个老战士组织，它给那些作斗争的人颁发奖章；第二，永远不寻求报复。但是我经常对自己重复赫伯特的诗句，‘永远不宽恕，因为你无权以那些人的名义来宽恕，那些倒在黎明之前的人。’我想我们注定要遇到这种难题，我们可以原谅加诸我们本人身上的过失，但是无权原谅加诸别人身上的过失，而人们有权要求正义。”
前面提到过米奇尼克曾经和雅鲁泽尔斯基的“没有怨恨”的长谈。米奇尼克对雅鲁泽尔斯基种种宽容的做法被质疑为：“是不是胜利者对于被打败的人表示的宽宏大度？”米奇尼克答道：“很少有人像我写过那么多关于雅鲁泽尔斯基可怕的东西。我通常把他看作整个是负面的角色。我是他的囚徒和政敌。当时他通过军事法而统治波兰，后来是圆桌会议，和打开通往民主的大门。我开始以更心平气和的方式去分析所有的条件和可能的动机。当然，雅鲁泽尔斯基对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作为他这么多年的囚徒，能否超越我个人怨愤的局限？我是否能不去诅咒他和其他统治者多年所做的？他们反对一个波兰的原则，反对波兰属于我们所有人。本质上，他们想要一个波兰，而其中没有我这样的反对体制的人的位置。我则经常写到需要一个共同的波兰。我经常说，我们仅仅拥有一个波兰，我们必须学会生活在一起。所以，这是我的真理时刻。”他还说“许多年以前，保罗二世宣称：在要求公正之前，必须显示我们的仁慈。我认真听了他的话。”
“我们永远不要忘记我们只有一个波兰，这里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我们必须找到一种语言，它将帮助我们一道生活在我们共同的波兰。”米奇尼克认为今天自己主编的报纸《选举日报》正是“在创造一种共同语言中扮演一个主要角色”。他认为自己真正的角色是一个“波兰知识分子”。
200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