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古代或经典在赫伯特那里，是对现实的一种平衡和制约，是为被驱逐的精神寻求安置，是让受惊恐的灵魂得到自由，是寻回在现实中失掉的尊严。事实上，赫伯特并没有停留在一味歌颂过去或者把玩历史，他的“古代”充满了现实焦虑，它们仅仅像一个封套，于其中赫伯特缝进他自己的内容。通常的做法是，赫伯特对古代的某些现成题材进行某种改写，一直到让它们能够承担他所要承担的现实内容。最典型的是这首《一位诗人的重新讲述》，说是“广播剧”，其实可以看作一首韵律多变的长诗，于其中荷马翻唱了他曾经讲述的故事，他把目光从英雄、厮杀、喊叫的行为转向那些沉默的存在：那株柽柳、柽柳上方的天空、“我自己”的左臂、小拇指、一块石子，它们从来没有被注视过，在“英雄”所创造的历史中没有它们的位置，它们处于任何权力的关心之外，但它们始终存在着，有着自身存在的正当理由、独立性和尊严，有自己的“激情和冷漠”、“辉煌而镇定”。正是这些从未编进英雄历史的存在，不仅构成了生活的背景，而且它们本身正是生活的主体，生活的理由和意义根源。赫伯特揭示存在的这个层次，无疑是对新的造神运动、新的英雄史观、新的历史主体（所谓“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所作出的有力解构。在这些东西看来，除了“历史”所赋予的意义，其余则没有意义。赫伯特的做法则相反，他把生活还原为生活，把生命还原为生命，而不是将它们绑架在某个自诩为代表历史前进的车轮上。在那套滔滔不绝、自以为解释了人类从古到今一切现象的意识形态面前，赫伯特赋予了实物以沉默的尊严：“代之而起的，是从谷物到谷物、树叶到树叶、感情到感情，从词到沉默。”
同样，在《声音》《我想描述》《敲击者》中，都显示了这种沉默的力量及其尊严。在某个特定的语境即人民屡屡失败、正义不能马上实现的情况下，沉默就是不去加入“胜利者”的合唱，不去学习胜利者的语言，不去更换服装和给自己的脸上涂上油彩。坚持沉默也就是坚持不更换背景，不去宣布新的真理和新的救世主、新时代已经降临。这是对于自身的处境、记忆以及死去的那些人所表达的忠诚和尊重。他的这批诗歌作品，大都是由米沃什翻译成英文介绍给西方的。
出版于1974年的《我思先生》（Mr. Cogito）给赫伯特带来了广泛的国际声誉。这是由四十来首短诗构成的一本薄薄的诗集，英文版不到六十页，拉丁语“Cogito”经由笛卡尔的“我思”，在这里成了一个自我嘲讽的主人公，从这样一些题目就可以看得出来：《我思先生在镜子里看自己的脸孔》《关于我思先生的两条腿》《我思先生想返回他的出生地》《我思先生冥想受难》《我思先生和纯粹思想》《我思先生和思想运动》《我思先生读报》《我思先生的异化》《我思先生去看望一个死去的朋友》《我思先生为妇女杂志而作的一首晚秋的诗》《我思先生考虑自然的声音和人类的声音有什么不同》《我思先生讲述斯宾诺莎的诱惑》《我思先生有时候接到奇怪的信件》《我思先生的魔术观》《我思先生寻求建议》《我思先生如何设想地狱》《我思先生挺身而出》，等等。这批作品的风格和他早期的反差较大——应该说，赫伯特是少有的在不同时期写出不同风格的那种诗人，这并不是说他是一个善变的人，而是说作为一个运用语言的诗人，他的音韵十分宽广，他的语音包容和吸收的能力很强，能够适时地将身边的生活押上韵脚。
和普鲁弗洛克先生一样，“我思先生”也是一个思虑重重、落落寡欢的人，这种人处于生活的边缘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用中国的老话来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因此，他们所发出的声音像是从一个遥远的宇宙深处传来，伴有一种挑衅性的异质。比较起来，艾略特笔下那位具有一种“先知”的意味，以对现代文明之深渊的洞察力见长，在越来越变得欲望化的世界面前，显得迟疑不决、顾虑重重，所谓“勇气”也包括在他嘲讽的对象之中，基本上是一个厌世者的形象；而赫伯特笔下的这位，虽然过度的精神生活同样给他的世界加上了一层滤光镜，但他仍然宁愿以自己的肉体之躯在这个滤光世界中摸爬滚打，在其中沉浮出没，经受各种考验和拷打，通过把自己交付出去，折射出这个世界的某些景象：他的残破不全、他的郁闷窒息和失去平衡。换句话说，世界存在干“我思先生”的自我批阅之中，“我思先生”有多么奇怪和畸形，这个世界也就有多么令人昨舌；“我思先生”身上有多少个窟窿，这个世界就有多少个坑洼不平的弹孔。镜子里的“我思先生”是这样的：
人们描绘我们的面孔当然得有水痘
以铅笔书法勾勒出一个“O”字形
但是却给了我一个双下巴
饕餮之徒而我全部的灵魂
却在思慕禁欲主义这双眼睛
为何生得如此紧凑
说到底那是他而不是我
耳朵太突出了两片耳壳
也许是一位祖先的遗产能追得上回声
来自大平原上猛犸隆隆的行进
在镜子前这张继承人的面孔
年代久远的肉在一只口袋里颤动
激情和中世纪的罪孽
古石像的饥饿和恐惧
掉向另外一株苹果树的苹果
连接在种族链条上的身体
其中的自我揶揄可以看作时代分裂症的征兆，存在于“我思先生”身上的裂隙也是时代的裂隙，站在这个裂隙当中，“我思先生”成了“饶舌者”——当他说自己的脸是掉向另外一棵苹果树的苹果，他的意思是说这张面孔成熟在一个地方，收获却在另外一个地方，他不经意地把某种荒谬的逻辑推向了极致。“我思先生”的两条腿也是这样的不寻常：一条健康、正常但有点儿短，另一条瘦弱、带有伤疤，是逃跑的印记；前者喜欢正常人喜欢的一切，起跳、舞蹈、“热爱生活”，而偏偏后者却是“高尚的、严峻的／对危险报以嘲笑”。“我思先生”靠着这样两条不对称的腿，在这个世界上“摇晃蹒跚”。
所谓“自嘲”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的：自嘲的人一方面经历了时代的灾难和蹂躏，经历了客观现实的亢奋和衰败；另一方面，也经历了自身的失败和迷茫，自身的无奈和无力。“我思先生”感到自己如履薄冰，漏洞百出，但是他的焦虑是适度的，并没有变成一种夸张的叫嚣。他是一个有节制的“现代主义者”。
在这首《我思先生的深渊》中，其深渊并不是帕斯卡尔或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而是“适合他本人的尺寸”；这深渊“不是无底的”，不是那种“引起恐怖”的，只是“跟随他像一个影子”，“像一只狗”，“像湿疹般烦扰”；它更像是“我思先生”随身喂养的一只活物，当他返回家里，这深渊便被放在门外，“仔细地盖上／一件旧外套的一角”。这里，赫伯特用词是委婉的，他所选用的意象也是日常的、知冷遇热的。在《我思先生和纯粹思想》这首诗中，“我思先生”发现自己同样犯了“思想越来越难以集中”（哈维尔语）的毛病，他无法平静地到达“纯粹思想”的彼岸，只能看到平庸的水面上那些漂流物——一只锡罐、一根木头、一束头发而已。他无法把自己的目光和这些可笑的东西分开，用“内在的眼睛”去透视发现点儿什么。最后他承认，自己只是无数普通人当中的一个，拥有“由别人提供的思想”；也许稍后的某个时刻，等他的身体变冷之后，他才能进入某种“开悟”状态，并像那些大师似的来“推荐虚无和困惑”。
被生活如此推搡的人，他不会轻易相信任何一种廉价的乐观主义学说，他不再“天真”、不再盲从，他守住自身像守住一幢千疮百孔的碉堡。如果用得着里尔克的那句话，“哪有什么胜利可言，坚持就是一切”，同时需要加一个备注：所坚持的东西并非一定是辉煌的东西，很可能看起来是灰暗的、晦涩的、容易引起误解的。1989年之前的波兰语境对我们来说并非完全陌生，在很多情况下人们是腹背受敌，来自朋友的催促和不满更让人觉得不安。良心的拷打永远并非是外部环境造成，心灵的地狱有时候就是自己造成的——不是指黑暗，而是意味着在其中受煎熬的程度。自嘲的人不可能也不愿意堕入一种自我感动的状态之中，他恐惧和拒绝这种状态像有些人怕蛇和拒绝蛇一样，对这样的人来说，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是最讨厌和令人恶心的。但是，往往实际的情况就是这样，所发生的事情就把你推到了非此即彼的选择当中，让你看起来像一个傻瓜，如果你不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任何一种其他的选择都是不能应对的，即无效的。这对于心灵来说，无疑是一个更深重的灾难。如果你以前卷入了，是因为无知；而现在不管你卷入不卷入，都是一种陷阱、一种原罪、一种伤心的做法。从这个视角看过去，我们才可以理解“我思先生”所谓的“残暴的最低层”意味着什么，那是心灵自我厮杀和磨难的场所：“那是在要去德而菲的路上。我刚刚通过一块红岩时，阿波罗就从对面出现了。”他急走着，目空一切。当他走近时，我却留意到他正把玩着美杜莎1的头颅——那因年代久远而枯萎的头颅。他嘀咕地念念有词。如果我没听错的话，他是在反复地诉说：“艺术家应该去侦察那残暴的最低层。”赫伯特对石头情有独钟，他一再写到石头，把它作为一种完美的存在的象征，因此当“我思先生”寻求自我认同时，也愿意和石头取得一致，不过那是一种经过岁月磨洗之后的石头，有着某些抹不去的记忆，因而拥有了某种穿越力——穿越时空却仍然保持石头的本性：
如果他有认同感，也许是与石头
和那种不太易碎有着灰色光芒的砂岩
它有着一千道燧石的眼睛
（一种无聊的比较，这种石头用它的皮肤来观察）
如果他有深深的联盟感，那肯定是和石头
这根本不是恒定的理想，这石头
是可以改变的，在阳光下它懒慵如月亮般发光
而当暴风雨临近时，它变成暗黑的石板，如同乌云
接着贪婪地吸吮雨水和水扭斗
甜蜜的湮灭力量的角逐，自然力的抵触
都是既美好又可耻的
因而最终将在由雷电烘干的大气中醒来
难为情的汗水穿越于情欲亢奋的迷雾之中
1 美杜莎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为福耳库斯和刻托（Ceto）的三女儿之一，但只有她会死亡。她们的眼睛皆具有杀人或将人变成石头的能力。美杜莎为珀尔修斯（Perseus）所杀，她的头被挂在雅典娜（Athena）的盾牌上，但仍然具有她活着时点人成石的能力。译诗及注释见《东欧当代诗选》，陈瑞山译著，台湾书林出版有限公司民国七十八年五月出版，第321～325页。
完全可以说，内心的搏斗是这类人的个性化签名。而正是在这种搏斗和煎熬中，赫伯特作为一位诗人的良知出现了。它并不简单地等同于大写的社会良知，这种“良知”是小写的：作为一名诗人，他同时承担着对人类文明的责任，他不能不接受迄今为止人类永生不灭的辉煌文化的召唤，接受人类文明及其传统的召唤。在极权主义的思维中，这些东西同样是被禁止的，极权主义只需要满足生理学意义上生存的动物般的人。而实际上，如果没有更深基础的文明建设，没有更为丰厚的文化作为背景和源泉，即使是有了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也会因为其粗鄙、粗陋、粗俗而垮台。所谓民主不只是体现在制度上，它是和人类文明的所有好东西一道前来的，是建立在丰厚的人类文明、文化基础之上的。在20世纪80年代波兰民主运动中发挥重要作用，被米沃什称为“波兰的甘地”的亚当·米奇尼克称有四个本民族同胞影响了他的民主思想，米沃什和赫伯特两位诗人排在第一、二位。他说赫伯特对他的意义在于：赫伯特的作品中传达了这样的思想——为什么一个人不可以成为一个例外？当几乎所有人都屈服于极权主义的各种胜利，侵犯和占据了生活的所有方面，我就一定要跟随他们吗？而有时候这种要求一致的强制性力量以各种各样不同的面貌出现，同样令人感到窒息。这个历史系出身的米奇尼克能随口背出赫伯特的某些诗句，1992年，他和已经担任捷克总统的哈维尔有过一次长谈，其中涉及是否宽宥那些曾经给这个民族带来灾难的人，米奇尼克说，他本人可以原谅这些人，但是他不能忘记赫伯特的诗中所说的：“永远不宽恕，因为你无权以那些人的名义来宽恕，那些倒在黎明之前的人。”这恐怕是写诗的人在不写诗的人当中所取得的最高成就了。
赫伯特没有忘记自己是波兰民族整体的一部分，他只是在思考作为一个诗人，如何构成民族整体的一部分。“我必须或者应该尝试给我自己的生活带来意义。我将试图证明我构成了一个整体中有意义的一部分。切斯特顿有一篇小说涉及上帝存在的问题。怀疑论的声音说上帝也许存在，但我们只是他的中国花园里的玩具。他戏弄我们，嘲笑我们的成功和失败、抱负或目标。对他来说，这不过是游戏。另外有声音说，也许情况是这样的，但是通过我的受苦我赋予这场游戏以意义，我自己的特殊意义。在这个世界中，我把自己作为其有意义的部分建立了起来。”“也许世界真的没有那么重要。我们知道生命并不是永远延续下去，每一件事情都要走到它的尽头——《伊利亚特》、大教堂或者毕加索。但是我仍然有能力感到痛苦。我可以为一个更好的道德秩序而奋斗。通过写诗这么一件有趣的事情，我试图捍卫对我自己来说有意义的事情。把一些词放在一起和阅读它们是仍然可能的……和现实相抵牾的痛苦感受——这就是问题的全部。我知道我不能拯救我的民族或者拯救封锁我阳台的占领军，但是我将这样去做好像这是可能的。仅仅是试试，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府可以剥夺我为此而奋斗。去提取意义是我们的首要使命。”2
2 与马雷克·奥尔默斯先生的访谈。
讲完那个冗长的斯宾诺莎继承遗产的故事之后，赫伯特肯定地说：它有着一个更为深刻的含义。斯宾诺莎仿佛要说——从根本上说，美德并不是一个弱者的避难所，放弃的艺术是一种勇气的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