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西望茅草地》不仅包含着韩少功对过往历史经验的反思，也包含着他对现代化建设中种种问题的思考。他已经察觉到长久以来以革命文化模式为主体的政治传统与现代化生产建设之间的冲突。而把张种田推向领导位置的也正是这一模式下以革命经历、政治身份为标准来分配领导权的人事原则。知识青年被下放改造，毫无专业知识和科学意识的工农阶级却拥有绝对的领导权，对于知识的漠视和贬低产生了“大跃进”这些极为荒谬的“现代化”发展决策。而在这种巨大的荒谬中，张种田个人无私的本性和纯良的动机只能增添其个人的悲哀。茅草地事业失败后，张种田被调职去学校当书记，小说写道：“他将要去领导一个学校了，他还将重复他的欢乐和痛苦吗？……命运给他的负担，什么时候能够甩开？……”张种田成了无奈的棋子，小说将疑问抛向了“命运”，与上文的“历史”一样，这些意义指涉模糊的名词掩盖了小说真正质疑的对象。
因此可以说，小说对于“施害者”的寻找和指认处在潜层的文本内涵之中。
这种隐晦的文本处理方式，我认为，并非韩少功在语境压力下的叙事策略，而来自他本身的矛盾心态，对那个曾沉溺其中的革命文化传统爱恨难辨的心态。正如小说主人公面对张种田一样，否定怀疑的同时，内心仍满怀认同和同情。小说中“我”的苦难与张种田的挫折两条线索交叉并行，作为受害者，“我”本该是最怨恨张种田的一个，然而“我”的眼光却疏离于自身的伤痛而时刻投注于张种田的挫败中，且有着一种英雄相惜的认同：张种田是昔日战场上的英雄，而“我”则试图成为茅草地事业中的英雄。
在小说的开头就有“我”的豪情壮志：荒凉有什么要紧？现在，我们要在这里建设起“共青团之城”！我们将在一位老革命战士的带领之下，在这里“把世界倾倒过来，像倾倒一只酒杯”！
而在茅草地事业失败之后，面对众人的落井下石和冷漠的笑声，“我”又大声斥责道：可能，是该笑笑了，但现在的一切都该笑吗？茅草地的事业，只配用笑声来埋葬吗？幼稚的理想带来了伤痛，但理想本身，崇高和追求本身，旗帜和马蹄，也应该从现实生活中狠狠地抹掉吗？——你们到底笑什么？
在主人公身上，立志改造世界的英雄主义激情与张种田息息相通，由此张种田的失败隐含了“我”的精神创伤，同伴们对张种田的嘲笑则是对“我”所认同的价值理想的侮辱，而“我”对张种田的同情也包含着一份自我悲哀。
可以说，和梁晓声、张承志一样，红卫兵-知青的精神历程同样赋予韩少功强烈的英雄主义、理想主义倾向。在《西望茅草地》中，韩少功试图通过一个老革命的挫败来反思革命文化模式在新语境下的有效性，然而却无法抑制或消除自己内心源于这种文化传统的强烈的革命认同和英雄主义情结。在“我”眼中，“茅草地事业”是一场“雄壮的革命”，知识青年支农支边是“干革命”，而以现代化为目标的生产建设则更是新时期的“革命”事业。因此，我们可以看到，韩少功在这部小说中的罪责反思，虽然突破了个人层面的道德承担，揭示了革命文化传统的某些消极影响，但最终落在一个“语境失效”的问题上：适用于革命战争年代的奋斗模式，在和平年代失效了，但并不意味其中的文化态度和思维方式存在缺陷。所以说，这一反思并未触动革命文化传统本身，相反，革命文化所包含的革命激情和牺牲精神，还在小说中得到了推崇和加强。
或许正是在这一层面上，韩少功这一有限度的反思恰好符合官方意识形态的心意。虽然官方话语已使新时期与旧时代的一切一刀两断，然而自上而下的社会意识对革命文化传统的坚持仍有着毫不低落的热情。由此，在官方的评奖者眼中，《西望茅草地》这样不无新意又能推波助澜的作品便不失为一部典范之作。
三、两个“文革”，两种罪责
与《西望茅草地》好评如潮的命运不同，韩少功同年（1980年）发表的中篇小说《回声》一直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在我看来，这部作品在大多数“文革”悲剧的叙事模式之外，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叙述“文革”的角度。疏离地展现“文革”运动中的特定场景，或许比不上那些血泪悲情来得贴合时势，却包含着一种更为严谨和理性的态度，来面对这十年灾难性的历史。
正如题目所概括的，小说表现了“文革”运动在民间的“回声”。徐友渔在介绍西方学者的“文革”研究时谈到一种“两个文革论”，指出“文革”实际上有两个，一个是上层的“文革”，一个是人民群众的“文革”。上层本来想运动群众，到后来却控制不了群众。这里的“人民群众”主要指的是有意识积极参与“文革”的“造反派”和“保守派”，而徐友渔则认为西方学者在某种程度上高估了“人民群众”的运动自由。
在我的理解中，以群众运动形式开展的“文化大革命”，事实上可以区分出无数个层次。权力中心在其意志逐层往下散播的过程中，控制力逐层减弱，运动的面貌也与权力中心最初的期望相差愈远。如果说徐友渔所提到的“人民群众”，其组织和运动的方式还是处于高度的重视和控制中，那么此概念忽略的更大部分更下层的平民百姓，他们在“文革”中的生存状态是怎样的呢？小说《回声》提供了一种答案，在远离政治运动中心的偏远农村，在毫无“文革意识”的农民当中，这场运动遭遇了截然不同的民间状态：一方面强硬输入的上层意识形态影响和改变了民间的生活规范，而另一方面它在民间的接受过程也是一个被选用被改写的变质过程。民间愚钝但也狡猾的小人物们，虽然对自上而下的中央指示顶礼膜拜、奉为真理，但同时也极善于加以改造为己所用。“文革”运动，在民间成了一场闹剧，最终也是一场悲剧。
《回声》截取了一个在“文革”后初期很少被人关注的运动断面，在隐形的政治中心和无名的民间大众之间，活跃着的是代表和传达上层意志的外来发动者（如红卫兵路大为）和以民间方式接受的积极响应者（如根满等）。他们共同发起并推动了民间的“文革”运动，韩少功以局外人的姿态展现了他们在其中的表演，以及他们各自所承担的罪责。《回声》呈现了不同层次的“文革”内涵，这样的“文革”叙述不只是个人的灾难故事，或是自身的“文革”记忆，而是对于历史现实的一次严肃探讨。
（一）“从中兴到末路”
小说《回声》包含两个人物的故事，而成为主线的并不是红卫兵路大为的理想受创，却是贫农根满“从中兴到末路”的戏剧化经历。由此，小说没有成为又一部红卫兵-知青作家的回忆录，从某种角度来看倒像是对《阿Q正传》的一次戏仿与改写。《回声》直接从“革命”一节起笔，穿插描述了根满与阿Q颇为相似的行状和脾性：进过几回城（根满在长沙当过两年水泥工），便自觉颇为不同，但又鄙薄城里人；不务正业、无所事事，又唯恐天下不乱；欺软怕硬，也懂些精神胜利法；胆小怯懦，关键时刻常常临阵脱逃；就连恋爱的挫折也颇与阿Q同病相怜。革命袭来，根满也和阿Q一样“神往”和感到快意，因为革命可以把大家都变成和他一样赤贫——“大家都莫收堂客，莫吃腊肉”。然而与阿Q的想革命却“不准革命”正好相反，根满被莫名其妙地推进了革命，被合法地赋予了革命的权利／力，并受到不断鼓动，后来居然还成了那场“革命”的头领，但是到头来，根满的下场却终究和阿Q一样，被套上罪名，被革了命。
一些评论者在概括《回声》的主旨时，往往着眼于以上这些相似之处，进而认为作品与《阿Q正传》一样，意在揭示和批判农民的劣根性。韩少功在当时的“创作谈”中也提供了类似的解读线索，他似乎有意追随鲁迅，以根满作为农民性的代表来履行疗救者的职责。而在我看来，尽管《回声》在人物塑造上受到阿Q这一经典原型的影响，但实际上却对《阿Q正传》进行了一次具有反讽意味的改写：同样是没有内心和自我的卑俗小人物，同样带有传统的劣根性，但阿Q是人人可欺的，而根满却摇身一变成了革命志士，反过来能够堂皇地欺人、整人、斗人。那么，是谁改变了“阿Q”的命运，造就了根满的“成功”？这个问题促使我们对小说的主旨重新加以思考。
在《回声》的情节中，根满只是一个小丑，在路大为的鼓动下，因为有利可图而投入革命。“时势造英雄”，根满这个“造反英雄”正是“文革”势态所一手成就的。只有在“文革”颠倒是非的荒谬逻辑中，根满这样的阿Q人物才能莫名其妙地成为一场革命的领导者。相反，当根满脱离了这套革命逻辑，在革命的名义下发起宗族械斗，以民间的方式改写革命的内容，他便被这场革命剔除出局，在权力斗争中被乘机清除。自始至终，根满对于自己的处境和阿Q一样无知，他利用“文革”谋取私利，实际上却一直在被利用，他只是“文革”斗争中的一颗棋子。因此在我的解读中，《回声》虽然塑造了一个阿Q式的中心人物，但却并不仅仅旨在“揭示农民的劣根性”。作品以中篇小说的篇幅，展示了广阔丰繁的“文革”面貌，其更深意图则在于揭示民间“文革”运动乃至整个“文革”的荒谬实质。在这样的动机之下，小说的叙述自然努力涵盖全面，而非聚焦在一个人物身上。曾镇南因此批评韩少功在“根满”的人物塑造上追求复杂性，但又无法浑然一体，“作家想综合到根满形象里去的思想过于繁复丰富”。这样的批评，我以为，正是评论者对作品的曲解所致。
“文革”在民间的运动实质，在小说中通过根满的沉浮，以及“两个文革”的对照得以展现。如前所述，“两个文革”指的是，表面堂皇然而实质荒诞的上层“文革”，以及根满们在一己理解中大力开展的民间“文革”。上层“文革”号召的革命行动，根满们则用来满足私欲：“横扫四旧”是因为嫉妒他财；带头革命是想赚两碗猪油葱花面吃；公社夺权是为了当两天干部享享福；而最终在革命口号中爆发宗族械斗也是因为两个大队抢分水库里的鱼……可以看到，这场名义上代表国家意志的“文革”运动在民间的操作完全受控于个人私利和个人恩怨，这一方面是上层意识形态运动在民间的失控，同时也正是整个“文革”事实的一种。
整个“文革”运动的荒诞虚妄，在《回声》中集中体现在韩少功对“话语权力”这一现象的揭示上。用周胖子的话来说，“话语权力”就是“一张嘴巴两张皮，顺讲倒讲都由你。辩证法，就是要变戏法”。小说中，“语录创作法”套用上“毛主席说……”的句式便能产生巨大的威慑力，掌握了这一秘密武器使根满们在这场他们一无所知的革命中游刃有余。但如此威力不正是荒谬的“文革”逻辑所赋予的？话语权力的争夺，话语霸权的滥用不正是整个“文革” 运动的开展方式？小说的开头和结尾，由根满的审判布告一分为二，遥相呼应，在我看来，这种安排同样透露了韩少功对“文革”实质的洞察。试看刘根满的罪名：“从小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一贯好逸恶劳，对社会现实不满。……代表一小撮地富反坏的利益……”（开头部分）
一九六七年，刘犯根满代表一小撮地富反坏的利益，挑动指挥宗族械斗，造成七人死亡，二十一人重伤。事后又拒不认罪，唆使暴徒围攻革命干部孟、徐、王，对抗新生的红色政权，后果十分严重。为了扞卫执行党的“九大”团结胜利路线，为了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经上级批准，判处刘犯根满死刑，立即执行。（结尾部分）这一“最后的审判”为首尾，与中间整个故事的发展构成一种反讽：刘根满凭着贫下中农的成分参与“文革”，他正是代表赤贫阶级打着反资产阶级、反“地富反坏”的旗帜起来造反，而如今却被以同样的罪名处以死刑。这一情节处理，有力地彰显了韩少功对于“文革”动乱的揭露和批判。在他的文学阐释中，“文革”就是话语权力的争夺和运作。自上而下，各个层面的革命运动，都在为己所用的话语改造中展开，而事实和真相则在这些话语泡沫中被遮蔽。
（二）红卫兵之祸
韩少功小说中的红卫兵人物形象屈指可数，而知青身份的主人公却一直是他小说创作中的重要角色。我们无法确证这一倾向是否是一种有意的回避，但至少循着《回声》中红卫兵路大为这条线索，我们可以探知韩少功在“文革”后初期的一些相关态度——如何面对自己曾经的那段精神历程，如何看待红卫兵的历史角色。许多红卫兵-知青作家在“文革”后都回顾了那一段红色年代，或维护，或辩解，或反省。很显然《回声》首先就避开了这一中心视角的切入，它将红卫兵放置在一场以农民为主角的民间“文革”中，焦点的转移为审视红卫兵这一“文革”角色拉开了距离，而韩少功的叙述也因此有了那些作品中少有的冷静。
路大为是这场民间“文革”的点燃者和煽动者，然而最终却被这场革命所抛弃，亲眼看着它恶化为一场宗族械斗。这是一个同为施害者和受害者的角色。通过他的精神创伤，韩少功关注了另一层面的“文革”内涵：红卫兵作为精神献祭者的悲剧以及他们在“文革”中应负有的罪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