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扎根一辈子”的神话
“知青”，在广义上是指那些在“文革”开始以后上山下乡的城镇青年。从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宣布下乡政策开始到1976年前后，近两千万的城镇青年响应“上山下乡运动”，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一大规模集体行为的成功实行，正是长期极端化的“文革”集体主义教育的成果，而在数之不清的集体主义口号中，“扎根”话语无疑左右了千万知青的人生选择：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村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贫下中农是对知识青年进行再教育的好老师，一切有革命志气的下乡知识青年，都应当下定决心在农村扎根一辈子，革命一辈子，为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扎根农村，大有作为”，城镇青年在响亮的口号声中离开城市，立志在农村边疆扎根一辈子。“扎根”话语中浓重的革命理想主义色彩正吻合了运动初期大多数知青的精神状态，但是并没有多少人切实理解过“扎根一辈子”所代表的现实意义。因此，在经历了生活的苦难和理想的泯灭之后，知青中被称为“拔根”的回城风悄然掀起。直到1976年“文革”结束时，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所递交的《关于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请示报告》仍然“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并将“扎根”与“拔根”之间视为“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而在1981年，官方才明确指出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错误性质，“扎根”至此才结束了意识形态话语的使命。
考察早期的知青小说，可以看到许多知青作家对“扎根农村边疆，大有作为”的官方话语持有明显的认同，而在1978年国家逐步转变姿态之后，这种认同仍然隐含在许多作品的潜层文本中。梁晓声创作于1982年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激情塑造了副指导员李晓燕“扎根边疆”，三年不探家，最终为垦荒而牺牲的英雄典型。在韩少功《西望茅草地》中，主人公在一定程度上也为不能“扎根”茅草地而失落神伤。而晚至90年代的“老三届文化热”，老知青们在回忆昔日的青春岁月时，早已被官方弃用的“扎根”口号仍常常伴随着“无悔”的誓言回荡耳际。“扎根”话语的延续表明了知青一代尽管在“文革”中经历了精神震荡，但仍然很难抹去“文革”前教育所刻下的意识形态印记。一个“集体”神话粉碎之后，另一个更进步的集体诞生，一场革命破灭之后，另一场“革命”正欣欣向荣，集体主义话语在“文革”后的新形势下仍然有效，而知青一代的集体主义意识在话语易主之后的重新投射也顺理成章。
考察“奉献青春”、“扎根边疆”等知青话语的内涵，可以看到尽管“知识青年”的实际构成十分复杂，但“知青”仍被认定为一个独立自足的群体主体，被赋予统一的特征、统一的群体意识、统一的行动目标以及统一的权利和义务，等等。这一群体（知青）身份的指认遮蔽了其中不同个体间的差异性，但却能激发单一个体强烈的认同感，这正是集体主义教育的功效，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分析指出： 能够绝对做到公优先于私的人，必须能从内心克服会导致个人主义的社会差别，不管是阶级和性别差别、劳动差别、专家和非专家的等级差别、以致最基本的脑力和体力劳动差别。
极端的集体主义话语塑造了在思想上自觉消除个体差别的“社会新人”，当他们被指认为一个“知青”群体之后，他们便能积极响应投入到官方话语对“知青”的一系列号召中。可以说，“扎根话语”便是在这样的互动关系中产生效力，官方以此来要求千万个背景各异的青年选择共同的人生道路——到农村边疆扎根一辈子。于是，在对这一虚化身份的认同下，青年们抛弃个人意志和多样的人生选择，自觉接受作为“知青”“到农村边疆扎根一辈子”的命运。
其中许多人甚至在这一虚化身份解体之后，仍以不同的方式来复述巩固这一承诺，体现在相关知青作家的小说中，这些叙述往往表现出对“扎根一辈子”的选择无怨无悔，而在涉及“拔根”回城的情节时，叙述者则给予强烈的谴责。
从沉溺于集体主义的献身豪情，到开始认清集体理想的虚幻性，开始将眼光转向不同个体的人生差异，韩少功在早期的知青小说创作中逐步完成了这一转变。通过对“知青”命运悲剧性的反省，他破除了“扎根话语”为革命奉献一生的神话，他从“知青”的群体角色中挣脱出来，并在小说中建立起了以个人的人生选择为指向的价值坐标。
在小说《飞过蓝天》中，“扎根一辈子”的激越理想成了一场永无止境的梦魇。韩少功表现了知青运动后期回城潮中的现实景象，在崇高的革命话语失效之后，所剩下的是赤裸裸的个人利益争夺。在小说中，“麻雀”是最后一个没有回城的知青，为了换取招工名额，他把唯一与他相依为命的鸽子“晶晶”送给了招工师傅。在坐火车北上的途中，晶晶半路逃脱，它往回飞寻找它的主人。
从此故事分两条线索并行，一条是晶晶的旅途遭遇，一条则是“麻雀”逐渐堕落的生活，小说最终以“麻雀”射杀晶晶为结束。
在我的解读中，晶晶代表了“麻雀”的另一半自我，它的执着追寻，正体现了知青曾有过的真诚和坚定。小说中“麻雀”牺牲晶晶却被骗的情节，可以说是对“文革”后期知青实际命运的一种暗喻：整场以反特权为目的的革命最终以更猖獗的特权交易而告终，毫无特权的知青只有出卖自己最后的一点纯真，然而这仍是一场骗局。在此之后，知青“麻雀”为了回城开始不择手段，他不断制造麻烦，刻意破坏生产，希望因此被遣返回城。在所有正当和不正当的努力都落空之后，他自甘堕落。直到他开枪射杀了远道寻他而来的晶晶，他才梦中惊醒，幡然悔悟。在这则弑亲的寓言中，韩少功表现了知青在“扎根”宿命之下的挣扎与幻灭。晶晶象征着知青们曾经满怀的理想、激情、忠诚和执着，然而这一切可贵的品质最终都被自我抹杀，这正是知青命运最大的悲剧所在。可以说，在《飞过蓝天》中，韩少功有力地打破了“扎根话语”作为一种理想和人生目标的可笑幻象。他让我们看到在“文革”运动后期，这一空洞的口号事实上已成为了关系交易中虚假的借口，成为了束缚和扼杀个人前途的元凶。
在韩少功早期作品中，真正树立起独立“个人”形象的作品是《远方的树》。
主人公田家驹首先是一个富有“个性”的人物，有画家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他崇尚自由随性、充满活力的生活，但却被“禁锢”在一个“集体主义”控制下的知青农场中。于是，他的“个性”促使他不甘接受现状，尽全力改变自己的命运。在一次通过推荐读大学的机会中，田家驹劝说好友刘力把名额出让给自己，从而得以回城进修绘画，他最终成为小有名气的画家，而刘力自己却一辈子在农村扎了根。这样的知青返城故事在许多知青小说中都出现过，然而有趣的是田家驹类型的人物往往被塑造成吊儿郎当、不务正业的反面人物，他们的返城要求也往往被等同于蓄意闹事。可以说，在那些具有强烈知青认同的作家眼里，田家驹之类的害群之马破坏了知青“扎根农村一辈子”的理想和承诺，理应受到否定和谴责。
田家驹遭到的另一种“谴责”来自于更为普泛的道德观念，理由是他在回城的选择中伤害了他人：他顶替了好友的返城名额，同时还放弃了一段美好的情感。如评论者许子东的批评，他认为这个“不很成功”的中篇写了“一个小有绘画才能的知青如何凭借文化优越感漠视了一个乡村少女纯真的爱意，多年以后才有所感悟和痛惜”的故事。这一解读不仅包含着对作品的消极评价，也包含了对人物道德上的一种否定，而同时也暗示了小说作者本身对人物的批判态度（让人物最终有所感悟和痛惜）。然而刘绍铭的意见却完全不同，他认为《远方的树》是一首“赞歌”，在田家驹的回城选择中体现了“一种公然反叛的精神和自我拯救的力量”，“一种在恶劣环境下生存和自我觉醒的意志”。在我看来，面对同一部作品，不同的批评者产生如此相悖的解读，反过来表明了小说本身包含着某种矛盾因素支持了不同价值立场的评判。这种矛盾体现在韩少功彼时关于“个人”思考的极端答案中：“个人价值”的实现和道德责任的承担难以两全。由此，不同的阅读立场（价值立场／道德立场）便引导了不同的批评态度。
以我之见，合理解读这部小说，需对小说隐含作者的隐含态度作进一步分析，以此来获知作家面对个人的两难处境时的最终选择。考察的结论是：为了实现人物的个人价值与自由，作家自觉为其解脱道德上的罪责，他刻意放弃对传统道德准则的坚持，来加强对集体主义话语的反抗。
尽管小说并未将田家驹的情感遗憾处理成一种“始乱终弃”，但我们仍能将《远方的树》和路遥的《人生》并置阅读，因为两个作家都给予主人公追求个人理想的才华和勇气，然而这两个人物却显然受到作家截然不同的对待。在《人生》中，高加林为了摆脱像他祖辈一样面朝黄土的命运，在面对两个女孩的情感时，抛弃了真心所爱的巧珍，选择了能带他离开农村进入大城市的黄亚萍。尽管高加林有志有才，但这个人物还是无法逃脱作家的道德制裁，可以说高加林竹篮打水一场空的结局是作家刻意的安排。路遥希望通过高加林的教训告诫众人——“他为了虚荣而抛弃了生活的原则，落了今天这个下场！”——不要试图脱离自己的人生轨迹，一切不守本分的努力都是一场空。
应该承认，《远方的树》中的情感矛盾并不那么激烈，田家驹只是放弃了一段本有希望的情感，但为了把握自己的人生，田家驹同样显现出舍弃一切的决心，对此韩少功则大为激赏。小说尾声处，田家驹回乡探访，昔日恋人小豆子已成了刘力的妻子，韩少功通过对田家驹的内心描摹表达了自己的赞同：他现在深深感到，这些年，他已经失去了一些很好的东西。不过，他不后悔，没功夫后悔。大概人总要失去点什么的。不要把失去看得那么重要。刘力不是得到了她的爱吗？得到又怎么样？他是好朋友，好丈夫，好同志，但田家驹毕竟不愿成为现在的刘力。
他想通了。也许，爱情不过是爱情。……需要抛弃什么，就抛弃吧。
人要斗争和前进，不能把好事都占全。不要奢望完美。
很显然，韩少功让路遥笔下的“负心汉”变成了一个在斗争中前进的英雄，因为在他看来，把握个人命运，实现自我价值，获得个人的幸福和自由是高于一切的理想。田家驹的成功正是韩少功冲破集体主义话语的成功，它从根本上彻底剔除了“扎根话语”的同化影响。
当然，也需要指出的是，主人公身份的不同也是导致两个作家态度相悖的因素，路遥对于“农民”高加林的惩罚不仅因为他在情感上的始乱终弃，更在于他试图改变命运的努力是“忘本忘祖”的行为。而韩少功的激进态度则将矛盾直接指向了“扎根话语”的荒谬逻辑：知青原本就是属于城市的，上山下乡运动本身使知青偏离了生活的轨道，因此为了回到城市回到正轨而有所放弃，并不需要承担什么道义上的责任。
可以注意到，韩少功早期小说中似乎有着颇为统一的情爱模式：男性知青主人公与村姑之间的爱情均没有希望，没有结果。《远方的树》、《西望茅草地》、《回声》都是如此，《那晨风，那柳岸》中女主人公银枝的爱情追求也同样失败。就连后来的作品《归去来》中，通过四妹子的哭诉也可隐约推测知青马眼镜也曾有负于她的姐姐。在这单一的情爱叙事中，村姑的情感成为了一种羁绊，作家不可能予以成全而让有志青年像刘力一样扎根农村，因此除了被抛弃之外，女性主人公便只有遇难而亡。但反过来，在表现农村女孩个人奋斗历程的小说《那晨风，那柳岸》中，这一情感因素便无法被消除。因为对外来有为青年的倾心和追求正是她们谋划个人人生的重要部分，因此这种情感只能被转化成一种苦难的历练，最终也需要依靠她们（银枝）个人的意志解脱出来，过上没有爱情也很充实很有意义的生活。事实上从另一角度看，这一叙事模式同时也透露了知青在上山下乡运动中的现实选择：男性知青保有回城的希望，无论是否看得到出路，大多不会与农村女子结婚，否则便意味着真正地扎了根。可以说，韩少功小说中这些无望的爱情，在潜层话语中，正包含着对“扎根”号召的消极抵抗。他宁可在故事中牺牲完满的爱情，也不愿为他的主人公安排一个被“扎根话语”笼罩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