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在小说中，我们看到韩少功已与沈从文分道扬镳，愈走愈远。同样的湘西，不再是桃花源，而成了噩梦之地。金介甫曾概括两者的小说分歧：“沈从文想通过一面美好湘西的镜子来谴责中国传统，而韩少功则想通过一个坏的湘西来谴责。”在韩少功的消极叙述中，湘西不仅是中国的象征，更是人性恶的象征，他以此拆解了沈从文美丽的乌托邦神话。在这种意义上，韩少功倒成了鲁迅的精神之子。更多的评论者提到过韩少功与鲁迅的精神渊源，通过《爸爸爸》的解读，我们已触及了他对国民性批判传统的继承，但需要指出的是，韩少功仍然不同于鲁迅一脉绝望但决绝的启蒙英雄，作为一个怀疑论者和相对主义者，韩少功破而不立，在暧昧不明的价值持守中，与启蒙论述始终保持着一种紧张关系。
韩少功曾谈及自己两种文体的创作，“想得清楚的写散文，想不清楚的写小说”。但即便理性如韩少功，作家自己的评说仍不足以为据。以我的观点来看，小说叙事对“寻根”理念的反叛，显示了韩少功意识中两种现代性观念的缠绕和冲突，也显示了他在现代性立场上关照传统的困境与局限。“寻根”话语在“文革”后的反思潮流中，试图以文化为切入点，在消解中心的同时寻求一种新的价值基础。“非规范文化”由此担当起冲击主流观念的角色，然而这种“想得清楚”的现代性主张，显然是理想化的，当韩少功切实深入到这种“非规范文化”内部加以描绘时，他看到的却是鸡头寨乡民们的痴愚与疯狂，这或许就是他“想不清楚”的地方。
如果说韩少功的小说暗含对自身“寻根”理念的怀疑和寻到“劣根”的尴尬，那么这种怀疑和尴尬恰恰来自于五四以降以彻底改造传统为目标的激进现代性观念。改造传统、改造国民性、改造世界，这样的革命启蒙话语曾经是韩少功衷心追随、笃信不疑的。李欧梵曾概括“感时忧国”主题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主要表征，其一便是：从道德角度把中国看做是“一个精神上患病的民族”，造成了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一种尖锐的两极对立性：这种病态植根于中国传统之中，而现代性则意味着在本质上是对这种传统的一种反抗和叛逆，同时也是对新的解决方法所怀的一种知识上的追求。
这样的五四现代性精神，在韩少功的小说作品中改头换面地呈现出来，民族的精神疾患根植于血液，代代遗传，不断循环和恶化，这不正是韩少功通过寓言和隐喻所暗示的？尽管韩少功对于历史和未来有着不那么“现代性”的悲观，但从他承继“国民性”批判的传统来看，他可能是所有的“寻根”作家中最“感时忧国”的一个，也是在这一传统中挣扎最为痛苦的一个。他提出“寻根”，试图摆脱其中，换一个视角看待中国文化，但最终却又回到了这条老路上，其困惑和迷茫同样寄托在小说中。
国民性（national character）本身就是一个现代性概念，在19世纪末被社会达尔文主义激进理论所渲染，并与种族主义发生了联系。对于国民性理论的有力质疑来自于刘禾，她指出这一西方中心话语被晚清知识分子所挪用，所产生的“现代性理论把国民性视为中国传统的能指，前者负担后者的一切罪名”。而“在鲁迅的影响下，近一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对国民性的问题产生集体情结。他们定义、寻找、批评和改造中国国民性，却往往不考量此话语本身得以存在的历史前提”。由此可见，80年代重提国民性问题，同样默认了这一理论的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基础，在进步西方的对照下，中国文化“低劣论”同样显隐于其中。
问题的另一方面还在于，在除魅化的现代性理论借用之下，不仅国民性亟待改造，而承载、孕育国民性的民间世俗习惯及文化传统都受到贬抑和排斥。
由此韩少功尽管认识到了“非规范文化”所具有的特殊文化魅力，但在意识深处仍无法摆脱对其迷信落后的认定。小说《女女女》的一段议论中，可以明显体会到韩少功潜在对这一批判思路的承袭。作品写幺姑过世，要按“生降死不降”的古俗给她做一套祖传服装，对此“我”却倍感不解，“我”反问：“我们的祖先曾经向谁易装以表示卑屈的投降呢？而死者全都穿上旧装的约定是怎样偷偷蔚成风气历千年万载铁定不移呢？”这些发问看来并非反讽，而是作家对传统提出的严肃质疑，值得注意的是，2001年作品再版时这些文字被删除，或许说明了韩少功对此已有了不同的认识和看法。
韩少功“寻根”时期的背反式现代性诉求，彰显了一个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与五四现代性传统之间爱恨交织的吊诡关系。韩少功率先提出“寻根”理念，挖掘中国文化的优势，寻找传统文化的现代适应，这些正是对五四以来现代性话语中中国文化低劣论调和反传统主义的回应和反叛。他以“非规范文化”为基点，通过多元意义上的边缘化来瓦解各种主流观念的合法性。然而在反叛和瓦解之后，如何重建？韩少功无法在他所褒扬的“非规范文化”中寻到重建的根基，面对这些良莠并存的民间世俗文化，是根？还是劣根？
他动摇了信心，因为他仍未意识到五四传统“劣根”论背后的价值标准本身存在问题。如前杨美惠所述的观点，世俗是无所谓进步、落后，现代、非现代的，世俗空间充满着自然态的生活哲理和活力，对于一个民族的文化而言，那些都是需要保存的资源和遗产。阿城对此深有感悟，他以隐喻的方式写道：亿万年自为形成的热带雨林中，“香花毒草，哪一样也不能少，迁一草木而动全林，更不要说革命性的砍伐了……原始森林和草原被破坏后不能恢复，道理就都在这里”。此番道理，在韩少功后来的长篇力作《马桥词典》中，可见其领悟，他开始摆脱那种预设性的评判标准，以超脱的心态来看待文化的多样性，来表现长期被掩埋和遮蔽的世俗世界。这部作品体现了韩少功在经历“寻根”之后，对“根”，对中国“文化优势”的重新理解。
二、文学现代性与社会现代性
韩少功的“寻根”主张主要表述在两个文本中：1985年的《文学的根》和1986年的《东方的寻找和重造》，后一篇文章意在再次明晰和澄清其“寻根”理念的核心，并对一年间的“寻根”讨论作出回应。比较两个文本，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文学的根》主要在探讨一个文学问题，即优秀的文学创作必须扎根于自己的民族文化，此“寻根”旨在寻文学之“根”，涉及民族文化和民族自我的阐述都最终归结到文学艺术的发展之上。然而一年之后的《东方的寻找和重造》一文，已明显将重心放至文化的层面，且体现出突破民族和国界的野心。韩少功在开篇便重新界定了“寻根”的内涵：“就我自己的理解，所谓寻根就是力图寻找一种东方文化的思维和审美优势。”之后的论述便强调“要对东方文化进行重造，在重造中寻找优势”，例如思维方式的直觉方法、思维的相对方法，以及偏重主观情致的表现。文章结尾，又提到了“东方精神文明”、“新人格、新心态”的重建，而这一切旨在“为中华民族和人类做出贡献”，也包括推动“改革事业”和“社会改造”。
从以上文本对照可以看出，韩少功有关“寻根”课题的思考经历了从文学层面到文化、社会层面的提升过程，从而包含了不同维度的现代性诉求。我以为“寻根”说到底是一个文学主张，整个思潮由创作先行，作家提出，足见其出发点的文学性。如前文所述，“寻根”首先旨在摆脱反映论的束缚，在反叛文学依附社会现实的同时，寻找到文化这一土壤来孕育新的文学。如此文学“寻根”，正是一种对文学现代性的追求，试与社会现代性拉开距离，来保有文学的艺术性和自主性。然而反讽的是，在1985年的政治语境和精英主义氛围的推动下，随着寻根热潮的升温及话题置换，韩少功关心和思考的焦点也随之游离了初衷。“文学”寻根被抬举到寻找文化优势以推动国家现代性发展的层面上，从一个艺术的审美问题转化成了一个民族发展大计的社会政治问题。而这样的“寻根”显然已经超出了作家的能力范围，也就隐含了诸多思考的困境潜藏在作品中。
而更为重要的是，根据卡林内斯库的阐述，文学／美学现代性和社会现代性，两种现代性在西方更多表现为对立冲突的关系，两者在中国语境中的整合却是以文学／美学放弃独立性为代价的。在韩少功不同媒介传达的“寻根”话语中，同样可见两种现代性诉求所暗中爆发的冲突。一方面追求文学的独立性，一方面寻求民族发展的根基，韩少功似乎相信两种现代性诉求可融为一体、且方向一致：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同样是传统文化优势现代化重造的成功。但是事实并不尽然，韩少功当初提出“非规范文化”突出于文学／美学现代性的考量，那些非理性的神话、民俗和文学样式依托着韩少功的审美理想，然而一旦离开审美范畴，而进入社会现代性的诉求中，便产生了价值的分裂。我们看到，韩少功的小说透露的怀疑、焦虑和悲情，正显示了因问题的置换和价值承担的混淆，所导致的现代性诉求困境，那是韩少功身处于80年代的激越语境中，夹在传统与现代、审美理想与社会进步、传统的创造性与劣根性之间的两难处境。
三、归去来：自我迷失的困境
韩少功在一次访谈中坦言《爸爸爸》和《女女女》等作品写的是一些因是因非的悖论，是他“自己也觉得难以把握”的“一些困境”。这些困境根源于创作主体价值持守的犹疑与矛盾，同时也显示了韩少功在自我认同上遭遇的某种障碍和危机。
重读韩少功“寻根”阶段创作的第一篇小说《归去来》，在这里或许会有所启发。整部小说对“我是谁”的不断追问，透露了韩少功彼时心头盘旋的困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