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就有朝野之分。学术界一些观点过分强调中国传统社会的中央集权特色，夸大了其中的专制程度。皇权之下，另有一个独立自足的民间社会。陈思和在以“民间”角度阐述现当代文学史之时，曾详细归纳了民间社会文化传统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一，处于国家权力控制相对薄弱的领域，因而能够真实体现民间生活的面貌和情绪。在政治权力面前总是处于弱势，但总是在一定限度内被接纳，并与国家权力相互渗透。而最为重要的是，它保有着自己独立的历史和传统。（2）自由自在是民间文化最基本的审美风格，体现出人类原始的生命力和人生欲望，不受束缚，不受压抑。（3）民间文化具有独特的藏污纳垢的形态，拥有复杂的民间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的传统背景，精华与糟粕交杂，因而无法对它进行简单的价值判断。
韩少功笔下的马桥就是这样一个民间社会。韩少功曾以“江湖”一词来称这片楚地：他们远离中原，远离朝廷。他们生活在一个多江多湖的地方，使“江湖”这一个水汪汪的词不仅有了地理学意义，同时也有了相对于“庙堂”的社会和政治意义。
在国家权力控制的边缘，马桥这样的“民间”有着自身的运作法则和生存逻辑。
万物有灵论、神秘主义、宿命观，马桥人面对世界的态度远离科学，而他们的伦理观念、道德尺度也与传统／正统规范毫不相干。马桥人的婚礼上，允许且鼓动年轻后生对新娘动手动脚，打闹取乐。如果场面不够激烈、热闹，倒是一件很没面子的事情（P28）。而更为特别的是，收亲忌处女，女方要是未婚先孕，最能让夫家满意（词条“撞红”）。对于马桥人来说，旺盛的生命力和生命的延续比什么贞节操守重要得多。另外，马桥的“民间”特色更体现在特有的思维方式和价值标准上。公社要排戏参加县里汇演，书记本义交代，不管排什么，一定要有四个女崽，因为队里存着四件红褂子，不用浪费了。马桥最有出息的盐午，被公安局怀疑写反动标语。马桥男女反倒把反动看成一件有头有脸的事。他们觉得，反动不是小偷小摸，非常人所能为，盐午则是“最有资格反动，最有水平反动”的。
对于民间文化形态的兴趣和关注，韩少功早期的创作已有所显露，不过民间文化展示在那时只是一件辅助工具。《回声》、《近邻》等作品以表现民间百态来突破简单化的“文革”论断。寻根时期，民间文化则被贴上了“非规范传统文化”、“民族文化”的标签，用以传达作家谋求现代性的立场。这一充满精英意识的借用最终失败，因为自上而下为我所用的姿态，无法把握多元混沌、良莠杂糅的民间文化，徒增无力感。
陈思和曾谈到20世纪中国的文化状况有三股文化势力三分天下：“国家权力支持的政治意识形态、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外来文化形态和保存中国民间社会的民间文化形态。”进入现代以前，传统知识分子往往依附于国家意识形态，民间文化则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而20世纪初外来文化冲击之下，产生了相对独立的知识分子话语空间，国家意识形态开始试图依靠民间文化来加以牵制。三股力量之间充满裂隙与冲突。
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知识分子与民间的关系在20世纪经历了多次转变。五四启蒙时期，知识分子与民间大众是启蒙与被启蒙的关系。30年代，政治意识形态逐步取得了绝对的控制权。“大众文艺”论争之后，知识分子为了传播革命观念，在创作上开始转向贴近民间大众的艺术形式。而40年代至70年代末，知识分子与民间的关系彻底颠倒，知识分子被迫接受再教育和改造。“文革”结束以后，知识分子的地位逐步恢复，在80年代中期启蒙意识高涨，民间再次成为知识分子思考的对象。然而与90年代的知识分子民间书写相比较，两种关注则具有不同的内涵。
粗略梳理了知识分子与民间的文学史关系之后，民间社会在韩少功《马桥词典》创作中的意义则更为清晰。可以看到，民间一直出现在知识分子的笔下，但大都承担着意识形态的功能，成为知识分子对抗或附和政治中心意志的工具。韩少功寻根时期张扬民间文化的非规范特性，同样是五四知识分子式的现代性追求，其中的诉求与主流意识形态有着复杂暧昧的关系。
民间文化被知识分子以各种目的加以选择表现的过程，恰恰是其真实面貌被遮蔽的过程。正如陈思和所言：“民间是自在的文化形态，它与知识分子勾勒的文学史没有直接关系。”可以说，民间一直隐匿于知识分子的视野之外。
90年代文化转型之后，小说界的创作出现了一股书写民间的趋向。韩少功的《马桥词典》是其中一部代表作品。以方言为线索，《马桥词典》在民间语言中接近民间社会与民间文化，呈现一个完整本色的民间成为创作目的之一，民间不再是借以实现他图的工具。无论是否可能，《马桥词典》透露出一种还原的努力，在长期模糊和扭曲的民间图像之外，还原出贴近真实形态的民间，在马桥话中还原出一个活生生的马桥。这样的书写，包含了作为知识分子的作家面对民间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态度，平等、宽容、对话的态度，而只有如此，民间复杂本相的发现和呈现才成为可能。
（三）与现代性价值对应的地方传统价值
尽管学术界常常把西方的civil society 翻译成“民间社会”，但就内涵而言，它与这里所指的民间社会有着根本的不同。要言之，civil society 是一个介于国家和社会之间，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活动领域，是西方社会现代性发展的产物。尽管这两个概念都包含与国家权力中心相对的意味，但这里的“国家”也不尽相同。与civil society的产生直接相关的是欧洲17世纪以来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而中国民间社会的存在要久远得多，与之相对的则是“朝廷”、“官府”意义上的政治权力中心。近代以来的民族国家建设中，中国特色的“官-民”对应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下来，渗透在新的社会形态之中。
由此可见，中国传统的民间社会作为一个独立自足的文化空间，历史存在源远流长。它与中国现代性的发生、发展都没有直接的关系，既不是现代性的产物，也不具有什么现代性的特征。石元康关于中国“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讨论指出：“民间社会是传统社会而非现代社会中的现象。中国历史上就只有民间社会而没有市民社会。”
韩毓海也认为：中国民间以世俗生活技巧化解现代焦虑的能力，最多只能是一种发散式的现代功能，而非集约式的功能，中国民间不可能自发地生成现代合理化功能，这是民间社会与哈贝马斯之公民社会的本质不同。千百年来，中国的民间社会以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长久存在，那么，在以现代化发展为目标的今日，我们应该以怎样的态度来面对这种前现代的传统文化（pre‐modern cultures）？在随之发生的世界全球化过程中，这种地方性文化是否还有存在的价值？想要保持一种具有自身特色的地方性文化是否可能？……在我看来，这些问题都是韩少功在建构马桥这样一个世界时所始终思考并尝试寻求解答的。因此，马桥的意义，便不仅在于它是远离国家权力中心的一个边缘，还在于它处在现代化这样一种世界发展趋势，或者说一种对世界发展趋势的信念的边缘。可以看到，关于《马桥词典》的评论中，该角度的探讨普遍缺乏。
现代性的社会进化论认为，人类历史具有一个总的发展方向，在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动力原则支配下向前发展。吉登斯在否认历史具有“进化论概念所创造的‘总体性’形式”之后，强调现代性的断裂性，表现在三个方面：现代性时代到来的绝对速度、变迁范围上的全球性和现代制度的固有特性。无论是进化论还是断裂论，都描述了这样一个事实，现代性的发生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如吉登斯所言：
现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的轨道，从而形成了其生活形态。在外延和内涵两方面，现代性卷入的变革比过往时代的绝大多数变迁特性都更加意义深远。在外延方面，它们确立了跨越全球的社会联系方式；在内涵方面，它们正在改变我们日常生活中最熟悉和最带个人色彩的领域。
这样一股现代性浪潮中，前现代的地方性传统文化承受着双重压力。现代性的进化论历史观所强调的是进入现代的必然性和优越性。传统与现代，野蛮与文明，先进与落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这些业已成为共识的两元对立概念中，前现代意味着蒙昧和未进化。如果说，这一压力来自某种带有普遍性的现代性观念，那么在现实层面上，现代性发展的断裂性，以及随之产生的文化全球化趋势，则让地方性传统文化面临着生存的危机。以马桥作为案例，韩少功设想了一处地方性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过程。《马桥词典》在时间上有一个跨度，前半部分的词条大多描绘一种处于现代性发展边缘的相对静态的文化形态，一种与现代性价值相对的地方传统价值，而后半部分则将这种文化与价值观念放置到外来／现代性文化的冲击之中。
在马鸣的故事里，韩少功假想了一个极端的生存状态（见词条“神仙府”、“科学”、“觉”）。马鸣是“神仙府”“四大金刚”里的最后一个。他像隐逸于山林的仙道一般，将一切世俗排除于身外。几十年来，从不沾锄头扁担，饿了就吃野果野虫，整日逍遥快活，下棋、哼戏、观风景。马鸣不吃嗟来之食，也不用他人的水，他决计与马桥人的社会生活划清界限，成为一个独立纯粹的个人。而由此，他也被社会取消了作为人的资格。成分复查，口粮分配，计划生育乃至人口统计，都不包括他。他成了“马桥的一个无，一个空白”。
韩少功讲述马鸣故事的用意，颇让人费解。这样一种非社会的存在意义何在？许多评论者将马鸣视为道家文化的实践者，而我以为，马鸣的意义并不限于此。如果说，社会现代性发展的过程中，民间社会因远离变迁的中心而保有了一定的天然状态，那么马鸣则是民间社会更极端的例子。他所拒绝的不仅是儒家伦理道德、政治权力等外来的控制力量，根本是一个走向文明进步的人类进化过程。他不仅对知识、科学、制度等现代产物嗤之以鼻，甚至对一切所谓“进化”的生活方式都加以排斥。他不屑参与农业劳作；情愿去两三里地外的溪边取水，因为喝井水会让他呕吐不止；他常常露宿在外，生吃野物，连烧上一把火都被认为是种“俗举”。在他看来，一切非天然的东西都是“俗物”，一切人为的制造或改造都是“俗举”，都会折损寿命。马鸣的存在方式，无疑是对现代性进化论的嘲笑，他自愿滞留在原始的生存状态，抗拒一切进步发展的可能。他以维护天然的存在为最高价值，进步和发展在他眼里只是人类堕落、俗化、被污染的结果。
这可说是一次视角的切换，正如现代性有着自身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人类的文明进步也是一把双刃剑。马鸣拒绝进化，拒绝享用一切人类进化的成果，同时他也消除了被控制被异化的可能。他是一个非社会的人，“一个与公众没有关系的人，与马桥的法律、道德以及各种政治变化都没有任何关系的人。土改、清匪反霸……这一切都对他无效，都不是他的历史”。马鸣选择的存在方式含有巨大的解构力量。在那个政治运动迭起的时代，马鸣自觉取消了作为“社会人”的存在，自觉取消了一切外在身份，自然也就处在以出身和阶级为基础的政治斗争之外，成为政治霸权无法控制和控告的对象，最终成为自己真正的主人。对此，韩少功不禁感叹：人们可以叹息他的潦倒和低贱，嘲笑他又臭又硬又痴又蠢最后简直活得像一条狗。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从马鸣的角度来看呢？他也许活得并不缺乏快活，并不缺乏自由和潇洒，甚至可以常常自比神仙。尤其是人间一幕幕辛辛苦苦的闹剧终结之后：“大跃进”，反右倾，“文化革命”……马鸣这个远远的旁观者，至少还有一身的清白，至少两手上没有血迹。他风餐露宿，甚至比绝大多数的人都活得身体健康。
在马鸣身上，韩少功设想了一个脱离人类“进化轨迹”的人生，以此来质疑这一“轨迹”本身的可靠性，来质疑现代性观念的真理性。如果说，现代性的核心问题之一是个人的自由，那么韩少功所提供的则是一种非现代性的绝对自由。
在我看来，韩少功并非借此标榜那种原始的生存状态，而旨在揭示一些现代性方案恰恰背离了现代性的价值理想，束缚甚至抹杀了人的自由。
如果将马鸣当作一个绝对标准，那么马桥则处于中间状态，同样远离外界的现代文明，滞留在进化论历史轨迹的前端。在此意义上，马桥这个“民间社会”的前现代性便凸现出来，那是现代性断裂发生之前的社会特性，在我们的讨论中，包含着对应于全球化现代性价值的地方传统文化的价值与特征。
现代性的进化论观念往往以现代化的程度来衡量不同的社会形态，它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社会化”过程不同于“现代化”过程，在时间上远远早于后者，但在现代性的进步历史观中，“社会化”正是人类进化的一个重要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