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玉并不是一个事事认真的人，然而他对“锄头的艺术”却表示了坚定的拒绝，这正是民间艺人对变种后的新文艺样式的拒绝，是原生态的民间艺术观念对权力话语改造的拒绝。然而这种拒绝仍然无法改变民间艺术的命运，万玉死后被人发现“没有龙”（男性生殖器），这无疑包含着某种象征意义。马桥话里对于“龙”的特殊使用，体现了男性生殖能力与男性权威，进而与国家权威、政治权威构成潜在的对等关系。万玉“没有龙”，意味着在性与政治上的双重去势，也象征着原生态的民间艺术在政治话语改造中的去势遭遇。民间相对于政治权力中心的对立姿态及其天然的弱势境遇，在这一象征性的细节中意涵深刻。
马桥的志煌也有过和万玉类似的经历。他的锣鼓点子被排新戏的导演改得七零八落，让他很是失望，第二天就不肯再参加排练，即便许诺给他高两成的工分。志煌和万玉的不同，在于他的“宝气”，在马桥话里就是“傻气”，事事认真较劲，他只相信自己认准的事情，想要说服他根本没有可能。志煌的“宝气”尤其表现在他的“公私不分”上。志煌是岩匠，石场已经收归集体，可他还白白送了别人一块石碑，他所坚持的逻辑是：“岩头是老子炸的，老子破的，老子裁的，老子錾的，如何变成了队上的？岂有此理！”同样，队里的一条叫“三毛”的牛闯了祸，队上决定要卖掉它，志煌不同意，他的道理是：“这条牛是他喂的草，他喂的水，病了他请郎中灌的药，他没说卖，哪个敢卖？”干部说：“公私要分清楚，牛是队上花钱买来的。”而志煌说：“地主的田也都是花了钱买的，一土改，还不是把地主的田都分了？
哪个作田，田就归哪个未必不是这个理？”［词条“宝气”、“宝气（续）”、“双狮滚绣球”、“三毛”］志煌的宝气，正是民间原生性的处世方式，没有阶级观念，没有等级差别，不谙趋炎附势之道，坚持一分劳作、一分收获的公平原则。而这一原则，正与政治权力所推行的“兴公灭私”话语相矛盾。志煌对于个人劳动成果的坚决维护，从根本上是对财产公有制的抵抗。韩少功在这里延续了早期《谷雨茶》等作品中的反思，然而可以看到，他不再停留于展示公有制话语给民间社会带来的困惑，而进一步，在权力话语之外，提供了另一条简单自然而清晰的民间思路，并以它的质疑来反衬权力话语自身的逻辑混乱。志煌的“宝气”代表民间面对权势的不屈态度，而韩少功站在众人的“聪明”立场来刻画志煌的迂傻，这一反讽表现也显示了权力话语对大多数人的成功操控。
3．知识话语霸权
马桥话里，“狠”、“怪器”这样的贬义词，往往被用来形容能干、本领高强、技艺高超。韩少功从中看到了隐藏在语词中的民间观念：“掌握着知识和技能的人，对于他们来说，天然地具有一种侵夺和强霸的可能。”（词条“狠”）这一阐释试图告诉我们，知识话语对于民间来说，同样掌握着权力，随时有可能转化为一股遮蔽性和控制性的力量。
马桥的一些语词透露着民间对科学理性的警惕和嫌恶。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词条“科学”，马桥人认为科学都是懒人的发明，他们对一切科学的方法和成果都不屑一顾，甚至曾充满敌意地围攻了一辆大客车。韩少功刻画这一民间心理的来表现民间与知识话语之间的冲突事实。据他的分析，冲突首先源于知识话语对民间并不友好的进犯，源自民间对日本人的炸弹和扩音器的坏印象。知识话语以强势的改造姿态进入民间，自然引来了民间的仇视。韩少功由此揭示出知识以及科学的权力本质，不再视其为客观中性的认知手段，这一看法显然受到了福柯的影响。除了对“科学”的敌对态度之外，韩少功同样呈现了马桥特殊的思维方式。
其“特殊”，相对于知识话语影响下的现代思维方式而言。知识话语的建构和运作，是现代性发展的重要成果之一。而韩少功所关注的民间思维，仍处于一种前现代状态。他借此来反思知识话语运作对思维的束缚作用，及其所产生的“科学”、“合理”的共识观念。
福柯的知识考古学，考察了西方知识的形成和扩展过程，揭示出知识同权力运作的内在密切关系，以及知识话语对人的思维观念和思维模式的控制。
除了上文曾谈及的外在排斥方式（external exclusions）之外，福柯还分析了话语生产和流通的另四种内在排斥方式（internal exclusions）：注释、作者、学科以及言说主体的稀释化（rarefaction）。Sara Mills认为：“这些方式都与话语的分类、扩散和规范有关，而它们的根本作用是来区分哪些人被允许说话，哪些话语获得了许可。”借此，权力通过话语的区分等手段加以运作，剔除异己，形成特定的规则和共识观念来控制人们的思维方式。
作为一种前现代状态，马桥人的思维尚未被知识话语侵入、划分和规整，因此有很多混沌的意识区。韩少功通过他们的语言现象来予以表现。一些语词意义含混不清，具体使用起来更是游移不定。比如说“哩咯啷”，指一种“介乎情爱和友善之间的状态”，野合是“哩咯啷”，随意打闹是“哩咯啷”，男女同行也称“哩咯啷”。马桥另一个重要的表达习惯是模棱两可，含糊其辞。
比如他们会说：“雨是要下的，我看下不下来。”“吃饱了，还想吃一碗就是。”这种说话的方式被马桥人称为“栀子花茉莉花”。马仲琪因为家里穷，偷了屠房的肉，被当众抓获，写检讨书贴在墙上，第二天自杀死了。这件事的叙述在马桥人那里就变得十分复杂：仲琪有是有点贪心，又没怎么贪心；一直思想很进步，就是鬼名堂多一些；从来没有吃过什么亏，只是运气不好；……是个有面子的人，没有什么话份；说他偷东西实在冤枉，他不过是没给钱就拖走了屠房里一块肉；黄藤是他自己吃的，说他自杀根本不符合事实…… 韩少功分析这种说话的方式，认为马桥人不愿意接受一种简单的事实陈述，他们觉得在事实的每一个环节之外，还隐藏着更多说不清楚的事实。
在我看来，韩少功对于这一话语方式的觉察和呈现，正体现了他对知识话语权力运作强有力的解构性反思。“栀子花茉莉花”的说话方式，缺少理性表达的逻辑性和清晰度，似乎很难让人明白说话人的意思，然而在马桥地区却并未影响到人际交流。这表明它处在以“清晰传达”为标准的现代知识话语规则之外，因为没有遵守规则而无法进入知识话语统领的交流领域，但它仍然自足自主地存在着。这不由让人去反思那些标准和规则本身。现代知识话语制造了简单化、模式化的思维和言说方式，话语主体受制其中，并顺应权力的需求，继续制造出符合规范的合格的知识话语，这便是此前论及的权力的生产性运作过程。而“栀子花茉莉花”则是一种未被现代知识话语左右、异化的思维状态和语言习惯，未被分类、删减和约束。这样的表达游离在权力控制之外，含糊矛盾、暧昧不清，然而或许较那些非此即彼的现代式陈述，更接近事实的原貌，因为现实本身就不是那样非此即彼、条理清晰的。就像对于仲琪的死及其一生，小说的叙述者同样无法作出一个清楚简单的评判。
此外，现代知识话语所制造的共识观念也是一个值得怀疑的对象，韩少功用语词展示了民间有悖于共识观念的特殊理解。他早先的随笔便已写道：“没有西方科学与理性的侵入，中国乡下人并不缺乏对世界和人生的见解。……（那种见解）是另一种知识，另一种逻辑。”比如，马桥人称“漂亮” 为“不和气”，隐含着对美好事物的不安和警惕。他们用“醒”来指一切愚蠢的行为，而“觉”则指聪明。韩少功猜测对于聪明与愚蠢的判断，马桥人或许有着不同的经验和尺度。这些颠倒乾坤然而不无道理的语义理解，质疑了所谓“共识观念”的唯一性和可靠性。韩少功在其中发现了被知识话语所遮蔽的另一种视角，发现了被知识话语所忽视的世界的另一种面貌。
4．语言霸权
《马桥词典》的“编撰者序”中，韩少功称这部作品为“一种非公共化或逆公共化的语言总结”。这表明《马桥词典》整部小说的创作理念，同样基于话语权力关系的思考，关注的是公共化语言对于非公共化语言的遮蔽和排斥。
非公共化的语言是公共交流领域以外的语言形式，在韩少功的探讨中至少包含两个层面：封闭地域的方言，以及个人意识深处独异的语言诠释。上文“个人词典”的部分讨论了后一课题，这里主要针对公共语言和地方语言的话语权力关系，在中国的语境里则特指普通话与方言的关系。
语言的霸权主要体现在强势语言对弱势语言的遮蔽。韩少功1996年访问印度，感受到的是两个印度的存在：循着英语的引导，你只能进入某种英国化的印度。……但在这些英语岛屿的周围，就在这些精英们的大门之外，却是残破不堪的更广阔的现实。
真实的印度社会被隔绝在英语的墙体之外，很难为外人所察。同样，操着普通话的韩少功，初入海南的时候，差一点嘲笑海南人语言的贫乏。而事实却是，海南话同样有丰富的语词、准确细致的表达，但它们“绝大部分无法进入普通话”。公共化的语言霸权遮蔽了公共交流领域以外的真实存在，遮蔽了无法进入公共视野的繁复的文化图景。韩少功因此领悟到，方言承载着这些不为人知的丰富和真实，而它“隐匿在我无法进入的语言屏障之后，深藏在中文普通话无法照亮的暗夜里”。《马桥词典》的写作，便试图来照亮这一暗夜。
普通话作为中国公共领域的交流语言，代表着权威、标准和规范。更为重要的是，对于普通话的归顺，成为现代化的必需条件。韩毓海在分析以“白话文”运动为形式的汉语现代化过程时，强调“白话文并不是中国哪一个地区的方言，而是一种书面语”。“白话文运动完全不能被看做是一个方言运动”，而是“以一种民间的书面语——白话文，对抗一种官方的书面语——文言文的过程”。因此，在书面语这一点上它们本质相同，“而在排除方言的努力态度上，它们可以说是完全一致的，甚至白话文更甚”。由此可见，汉语的现代化过程，包含着以公共化语言压制方言的权力运作机制。同样，普通话推行运动也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体现了民族一体化的需要，其目标的实现同样对方言具有排斥作用。韩少功描述了他自己学习普通话的经验，这是一种“进入现代的必需”。因此现代人在掌握普通话的同时，也在努力摆脱乡音，逐渐淡忘了方言，这个普遍“普通话化”的过程，正是语言霸权运作的结果。韩少功对于一种方言的溯源和地方文化的挖掘，无疑是对这一现代性霸权话语扩张的反思。他在“非／逆公共化”及“非／逆普通化”等主张中，提醒人们对于被遮蔽的另一种生活的关注。
以上探讨的是《马桥词典》语词阐释所包含的多重话语权力关系。通过权力图像的描绘，韩少功敏锐地体察到封闭型的地方文化在社会现代性发展中所处的尴尬境遇。各种现代性话语以强势姿态侵入这样的前现代文化，试图通过规范与改造，将其纳入自己的统治，或者说纳入现代性“进程”的轨道。处于弱势的前现代文化如何来面对这样一个看来势不可挡的历史进程，是《马桥词典》同样关注的。在我看来，小说包含着一种怀疑：前现代的弱势文化在这一过程中是否具有保存自己的可能？正如他对自己的“普通话化”感到震惊，在进入现代的同时是否还能保有方言的感觉，成了一个问题。
三、前现代地方文化的现代境遇
《马桥词典》除了在静态层面上展示马桥文化在权力关系中所处的弱势地位之外，同样将它放置在一个动态变化的语境中。如前所述，作为一种独立自在的前现代文化，马桥文化自身并不具有自发产生变革的动力。小说呈现的是马桥文化在面对外来文化，尤其是现代文化冲击时的应对姿态，以及所引发的文化裂变。
马桥语词里封闭型文化特有的排外情绪尤为浓重。马桥人把远处的任何地方都称为“夷边”，不论是平江县、长沙、武汉还是美国。外来人都是“夷边”来的人，不分远近。外面世界发生的事，无论“文革”，还是印度战争都是“夷边”的事。同样，所有“西式的、现代的、至少是遥远地方来的食物”在他们说来都是“糖”，不管是饼干还是冰棒，不加以区分。马桥人对外面的精彩似乎毫不关心，以笼统的指称来抹杀所有的丰富，所有的不同。韩少功从“夷”字中看到了位居中心的“自大和自信”，他认为这正是源于古华夏的中心主义心态，承袭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