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是近年来学术界使用频率很高的一个概念，它所涵盖的内容极为广泛，相关的理论学说也包含许多方向和派别。英国Routledge 出版社的“关键概念（key ideas）”及“新批评术语（the new critical idiom）”等系列丛书，擅长以一本书的长度来概括和梳理某个关键概念的相关理论，如“阶级”、“话语”、“后现代性”，等等。而围绕“现代性”这一概念，1999年Routledge出版的则是一套四册，共计2080页的《现代性：批评概念》。面对如此浩繁庞杂且充满论争的理论体系，我们很难在有限的长度中加以周全的整理和陈述，同样我们也很难不经框定而在这样一个巨大的总题下来进行讨论，由此，在展开论述之前，有必要先清扫出一个边界相对清晰、要点相对突出的讨论平台。
现代性的意义分层
在我的考察中，“现代性”一词在西方学界的使用主要有三种意义，分别作为时期（period）、意识（consciousness）和经验（experience）。作为时期的“现代性”，在使用中接近它的词根“现代”一词，强调的是其中的史学意义。作为一种时间意识的“现代性”，更多被当作一个哲学概念加以阐述和运用，可用“现代意识”一词替换，也引申指向一种价值理想和思想范式。西方学界的讨论和争议主要集中在这一层面。而作为经验的“现代性”，旨在描述人们在现代冲击中内心经历的重大转变，直接引导了“现代主义”潮流的产生。由此，下文将从以上三种意义来清理“现代性”这一关键词的内涵，在论述中则主要侧重第二个意义层面。以下首先对前两个含义作一区分。
“现代性”（modernity）一词出现较晚，其形容词“现代”（modern）的源头则可以追溯至5世纪。德国解释学家姚斯（H．R．Jauss）对此进行过考证，他指出“现代”一词在那时就成为基督教的官方术语，与古代（antique）一起使用，但仅仅用于指称不同于先前教皇时代的“当代”，并不含有现在优越于过去的意思。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的研究也指出，“现代”的词根起源于拉丁语modo，其含义更接近于英语中的“当代”（contemporary），通常指叙述者眼下、当下生活的时代。在卡林内斯库（Matei Calinescu）的分析中，西方历史的时代划分——古代、中世纪、现代——始于文艺复兴早期，而在各时代所代表的隐喻中，“现代”被想象为从中世纪黑暗中走出的时代，预示着光明的到来。在经历了漫长的语义变迁之后，“现代”一词在16世纪具有了史学意义，在随后的17、18世纪，现代主义（modernism）和现代性（modernity）等词也逐一产生，并得到广泛的运用。
如前所述，当“现代性”作为一个史学概念使用时，其意义较接近“现代”一词。哈贝马斯（Jugen Habermas）曾分析黑格尔对“现代性”的使用，指出他将“现代性”视为一个时代概念：这个“新时代”（newage）正是现代（modernage）……“新大陆”的发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等发生于1500年前后的历史事件成为现代和中世纪的界线。西方编年史一般把15世纪文艺复兴以后的西方历史称为现代史，作为史学概念的“现代性”便被用来描述西方社会现代以来历史沿革的基本特征。
当现代性作为一个哲学概念时，其起始点的标志完全不同。卡林内斯库在他的《现代性的五副面孔》（ Five Faces o f Modernity ）一书中详细探讨了“现代性”概念的起源，他认为现代性的观念虽然与欧洲历史中的世俗化过程有关，但这个概念中的主要构成因素只是一种不可重复的时间意识，而这种意识与犹太教和基督教共有的历史末世观及隐含的宗教世界观一致。基督教中的“现代”并不是指当下的现在，而是指未来的新世界，上帝末日审判后才开始的新的时代。因此“现代性”概念蕴含的正是一种直线向前、指向未来、不可逆转的时间意识。这一宗教意义上的时间观念在18世纪开始体现在世俗文化的背景中。哈贝马斯指出：世俗的现代性概念表达了一种信念：将来已经开始。这是一个面向未来而生活的时代，它自身向着未来敞开着。以这种方式，由新的开端划定的休止符移向过去，移向现时代的起点。只有在18世纪，150091文{年左右的时代分水岭才被认作这一新的开端。
哈贝马斯的论断提出了两个起始时间：1500年左右和18世纪，分别标志着两个层面的现代性开端。如前所述，1500年左右的历史事件被视为编年史上的现代性开端，而18世纪的启蒙运动则是哲学和思想史上的现代性开端。后者是指一种现代性意识和信念的形成，是在1500年以来的历史发展中逐渐孕育产生的；而另一方面，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发现新大陆等标志着现代性历史开端的事件只有到18世纪富有现代性意识的启蒙思想中才获得并体现其意义。
由此可以看到，对于“现代性”概念的使用，首先要注意到这两个层面的不同指向。在关于现代性问题的众多研究中，我们也可以发现相应的两种探讨维度。一些讨论侧重于从社会学角度描述、分析西方社会自文艺复兴以来的种种变革，现代性因此被限定为一种特定的社会历史状态及其特征。
如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的理解，“现代”是指导致某些显着社会特征出现的过程，这些特征综合起来，为我们提供了“现代性”的定义，这些特征包括：
1）在划定的地区疆域内控制各种世俗形式的政治力量，行使主权及合法的权力和观念，这些正是现代民族国家庞大复杂结构的特征。
2）基于市场大规模的商品生产和消费、私有财产的普遍所有和长期系统化的资本积累，形成一种货币交换经济。
3）等级森严和多重效忠的传统社会秩序衰落，代之而起的是动态的劳动力社会及性别分工。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这着重体现在新兴阶级的形成和男女之间与以往不同的父权关系。
4）传统社会典型的宗教世界观衰微，世俗物质文化的兴起，展现出我们现在所熟悉的个人主义、理性主义和工具性的推动力量。
还有两个方面与我们的现代性定义有关，它们可以松散地归之于“文化”的范畴之下。一是知识生产和分类方式。……二是本书所依循的现代社会分析方式，强调作为其形成过程一部分的文化身份及社会身份的建构。
民族国家的形成、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的变化、文化的世俗化以及知识话语的运作，等等，都体现为现代社会特有的特征。霍尔的这一总体归纳为我们接下来的讨论提供了一个背景基础。
在另一维度的探讨中，学者大多将“现代性”视为现代历史中形成的一种规范和理想，这种规范和理想同时也反过来支配着现代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的历史变迁。以下所梳理和论述的便是西方学者在这一层面上关于现代性问题的思考。
现代性的内在特征
“现代性”一词从17世纪开始在英语中流行，作为一个哲学概念，尽管其内涵繁复异常，但可以明确的一点是，它代表了一种新的时间意识和历史意识，一种直线向前、指向未来、不可逆转的时间意识，不同于传统循环式轮回式的时间观。
这一时间意识首先体现在人们对现时的关注和把握上，正如波德莱尔（Baudelaire）着名的现代性定义：“现代性，就是那种短暂的、易失的、偶然的东西，是艺术的一半，它的另一半内容是永恒的、不变的。”波德莱尔从美学的角度将“现代性”定义为一种纯粹即时性中的现时，并挖掘了这种现时特有的美感。而这种美，不能从以往的大师们那里学到或模仿到，只有靠人们自己去发现，去感受。卡林内斯库的“现代性”观念深受波德莱尔的影响，他的“现代性”定义强调了“现时”与“过去”、“未来”之间的区分：
我们用它（现代性）来指在独一无二的历史现时性中对于现时的理解，也就是说，在把现时同过去及其各种残余或幸存物区别开来的那些特性中去理解它，在现时对未来的种种允诺中去理解它——在现时允许我们或对或错地去猜测未来及其趋势、求索与发现的可能性中去理解它。
在卡林内斯库那里，“现代性”是一种新的时间感受，是对现时这一时刻的觉察，它包含了两个向度上的心理变化：与过去告别；对未来怀有期待。
所以说，现代性的时间意识还包含着人们对未来怀有的信念，人们相信新的时代已经开始。黑格尔对此有所论述：
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新时期的降生和过渡的时代。人的精神已经跟他旧日的生活和观念世界决裂，正使旧日的一切葬入过去而着手进行他的自我改造。
在这里，人们与旧时代的决裂意味着对旧有神定观念的否定，对未来的希望不再寄托于超人类的力量之上。艾森斯塔特（Shmuel N．Eisenstadt）在对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伦理公设——“世界是由神意所注定的，因而就是一个有意义的、伦理取向的宇宙”——进行阐释时指出：韦伯所断言的是（不管怎样，我们至少可以从他的断言中推导出如下论点），现代性的阈限恰恰在于：宇宙为上帝所预先注定的公设逐渐地失效；只有当已经设定的宇宙的正当性不再被视为理所当然，不再无可非议时，才会有现代性，才会有这种或那种现代性。反对现代性的人拒绝这种非议，无论发生何种情况，都对这个宇宙的正当性深信不疑。由此可见，现代性产生的前提正是对这种神意注定预设的正当性的质疑，而在这种质疑的过程中，人的个体自主性得到了建立。在个体自主、历史的前进中，各种可能性都能在未来实现，未来是敞开的，这样的现代性信念体现了启蒙时期人类的远大理想。
在马克斯·韦伯看来，现代性不只是一个西方文化世俗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西方社会理性化（rationalization）的过程。哈贝马斯在阐述韦伯的现代性理论时指出：对于韦伯而言，现代性与他所称的“西方理性主义”（occidental rationalism）之间的内在关系仍然是自明（self‐evident）的。正是“理性”，导致了欧洲宗教世界观的解体，走向世俗文化，并推动着现代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在韦伯现代性理念的启发下，哈贝马斯将“现代性”概括为一个18世纪才进入中心的启蒙方案，即“按照其内在逻辑发展客观的科学、普遍的道德和法律，及自律的艺术”。戴维·哈维（David Harvey）在《后现代状况》中对这一“现代性方案”（the project of modernity）加以阐释： 就启蒙思想家而言，这项方案相当于一项非凡的智性努力，即“按照其内在逻辑发展客观的科学、普遍的道德和法律，及自律的艺术”。这一观念把知识的积累用于追求人类的解放和日常生活的丰富的目的，这种知识的积累来源于许多人自由和创造性的工作。科学对自然的支配许诺了从匮乏、需求和自然灾害的横暴中获得自由，社会组织的合理性和思想的理性模式的发展许诺从神话、宗教、迷信等非理性中获得解放，从权力的武断运用及我们自己人性的黑暗面中获得解脱。只有通过这样一个方案，整个人性的普遍、永久和不变的品质才能得以展现。
这里勾画了一种富有乌托邦色彩的现代性理想，18世纪启蒙哲学家相信人类可以借助理性、科学、道德、民主来获得社会的进步和主体的自由。这一现代性方案，正是以理性为基础，以人的主体自由（subjective freedom）为标志。宗教和形而上学之中的实体理性在现代性的过程中分离成了三个自律的范围——科学、道德和艺术，它们以不同的方式使人类从各种束缚中解脱出来，获得主体自由。哈贝马斯曾对“主体自由”这一概念展开过具体的阐述，他认为在社会领域中，它的实现表现为一个在民法保障下对自身利益合理追求的空间；在国家范围内，表现为在原则上参与政治意志形成过程的平等权利；在个人层面表现为道德自律和自我实现；最后，在与这一私人领域相关的公共领域里，表现为依靠一种反思性文化所展开的成型过程。可以看到，以实现主体自由为标志的现代性方案，与其说是对现代历史发展过程的描述，倒不如说呈现了一种有待实现的社会状态，一个社会、制度、文化各个方面符合理性规划的“合理化”状态。
然而，在两百多年来现代社会的历史发展中，这一现代性方案并未得到完整而切实的实施，现代性理想对于未来的许诺并没有兑现。相反，现代性发展中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和弊病，如哈贝马斯所言：现代曾经从中获得自我意识和乌托邦期待的那些增强影响力的力量，事实上却使自主性变成了依附性，使解放变成了压迫，使合理性变成了非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