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种现代性方案
根植于欧洲文明和制度转型的现代性方案，在近代早期开始向全世界扩张，这一过程中诞生出形形色色的现代性模式。根据艾森斯塔特的意见，这正是一个现代性多元化的过程。尽管不同国家的现代化，都以西欧的现代性方案为共同出发点，但并没有原封不动地予以接受。它们在各自的文化、传统、历史经验中，不断选择并重新解释现代性的各种主题，重新建构自身的现代性话语和方案，建构适合自身的意识形态和制度模式。在中国语境中，这一过程充满着试验性和不确定性，从19世纪末开始，不同的现代性方案被不断提出、不断尝试，经历了各种失败，中国的现代性历程曲折而艰难。
清末，中国被卷入西方列强的权力争夺之中，西方现代性强势扩张，向外谋求发展，而中国正是被其掠夺和瓜分的对象。屈辱之下，中国出路何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前二十年，这一时期产生了各种现代性构想，其基本思路是比较中西，找寻中国不敌西方的症结所在。比如，林则徐、魏源、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提出的是技术现代性的主张。他们认为中华之弱，不在“道”而在其“器”、“技”。由此洋务运动重军事实业，带动民用工业，旨在富国强兵，谋求技术层面的现代性发展。之后，以康有为、谭嗣同和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和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倡导的则是政体现代性的主张。尽管“改良”和“革命”针锋相对，但分歧仅在政体变动的内容和程度上，其现代性构想的主导方向颇为一致。到五四运动，陈独秀和胡适一代知识分子看到，革命后的共和政体与中国的社会基础并不适应。他们认为中国的现代性，关键在于要改造“人”这一根本，唤醒同胞、摆脱蒙昧，现代性诉求落实到了文化层面。五四知识分子将中国的落后和西方的强大归咎于中西文明的差异，因此在对儒家传统全盘否定的基础上，呼吁社会的全面西化，而具体的旗帜则是“科学”和“民主”。
晚清至五四的多种现代性方案，构成了中国最早的现代性话语。考察这些话语对西方现代性的引介过程，可以发现有以下两个特点：第一，此间经历了一个跨语境的翻译过程，即西方的现代性话语转译到中国语境中，寻求一种表达合法性的过程。比如从“进化”到“天演”，从“民主”到“公”，从“社会”到“群”……需要强调的是，在这一转译行为的背后，中国知识分子所追求的现代性与西方的启蒙现代性实有距离，他们“更多的是关心民族的复兴或国力的壮大，而不是社会性的个体化、自立意志的形成或公众和政治之间的某种极度分化”。第二，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现代性观念的传播和倡导，包含复杂的态度。他们一方面认识到学习西方的迫切，同时又对西方殖民主义怀有深刻的敌意。魏源的着名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便体现了这一心态。而更为重要的是，许多知识分子在吸收西方启蒙主义养料的同时，也接受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正在兴起的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影响。现代主义的激进批判精神，使中国知识分子在追求现代性的同时，也保持尖锐的批判态度。
在殖民主义背景下产生的中国早期现代性方案，是外力胁迫、威压下的产物，充满了焦虑和激进主义的冲动。知识分子对于西方现代性的借鉴和挪用，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这一过程正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上，而该历史前提在中国的缺失，决定了这些方案的最终流产。不过，从晚清到五四，一种富有现代性的时间意识已经形成，即一种连续直线发展的时间和历史感，集中表现在五四对“新”一词的偏好上。李欧梵将这一“现代”观的产生归功于严复的译介工作，以及李石岑对柏格森《创造进化论》的推荐。他还指出，这种时间意识与梅兹格（Thomas Me‐tzger）所称的“积极意识形态的英雄自我”在五四时期的形成不无关系。如果说这一“英雄自我”的形成是一种精英式的现代性表征，那么在通俗现代性的层面上，这种现代时间意识所产生的影响，则体现在都市（主要是上海）的摩登（现代modern）风尚中。这是现代意识向日常生活的渗入，是现代性方案实践在生活现实层面的效果，它赋予人们一种真实可触的现代性经验。
从辛亥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1949年之前中国的现代性追求，被内战与外患所支配，如何使中国摆脱屈辱地位，如何救亡图存，统一中国是其中的主题。而在1949年后，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建立之后，主题则转变为：独立的主权国家以何种现代性方案求得生存和发展？
如前所述，在殖民主义扩张和资本主义危机的发生语境中，中国最初的现代性话语已包含了激烈的批判态度。晚清以降，知识分子在寻求现代性发展出路的同时，也以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困境和危机为鉴，试图找寻回避与解决之道。这一悖论式的现代性谋求，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毛泽东那里更为激进。
1953年毛泽东首次提出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建国方针，社会主义总路线将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严格束缚在“社会主义”的大前提下，由此生发的现代性方案具有强烈的反资本主义现代性倾向。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构想一方面以现代化为目标，另一方面又试图将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因素彻底清除。他依靠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力量，拒绝依附于以发展经济优先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现代性话语，毫不妥协地坚持走在西方模式之外。这一反资本主义的现代性方案，“力图彻底割断西化与现代性的联系，拒不承认西方现代性的垄断或霸权地位，拒不承认西方文化方案代表了现代性”。
毛泽东的现代性方案，以“文化大革命”的破产而告终。1978年对“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否定，使晚清以来以抵抗和批判资本主义为内容的现代性追求告一段落，“文革”的极端化实践成了“文革”后新的现代性方案首先批判的对象。如汪晖的分析，“文革”后对于前一阶段的政策反思主要集中在两点：理想主义的公有制及其平均分配制度导致的效率低下；专制作风导致的全国范围内的政治迫害。由此在对历史进行总结清算的同时，新的方案以寻求效率为轴心，将重心放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之上。
以经济现代性为中心的现代性方案，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但逐步消除了毛泽东社会主义思想中的反资本主义倾向。尽管在80年代很长一段时间里，围绕这一问题产生过剧烈的冲突，但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新方案逐渐淡化了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对立态度，并且开始认同某些具有普遍性的现代性价值观念。新现代性方案的实践在经济发展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效，到了90年代，则更为开放，更为激进。随着各种资本向社会和政治空间的渗入，随着各种资本主义的消费观念、文化观念向普通百姓生活的侵入，整个社会在“与世界接轨”和“进入全球化时代”等口号中，以迎合、拥抱的姿态来接受西方现代性的成果，而同时，对自身充满危机和矛盾的西方现代性却缺乏一种严肃端正的反思态度。
以上大致梳理了中国自晚清以来的几种现代性方案，体现了中国人在不同历史时期谋求现代性的不同方式和途径。不难发现，这些现代话语都以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为参照，却暗含着表达者迥异的心态。
以下将就本书的论述背景——“文革”后中国的现代性语境作进一步的描述，并以文学论争话语为例，来考察人文知识分子对中国现代性问题的诠释，借此可以了解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接受西方现代性观念的同时，如何来建构自身的现代性话语。
“文革”后中国的现代性语境特征
就现代社会文化转型中体现出来的一些表层指标而言，中西方社会具有一定的一致性，比如对自由、平等、博爱、民主、法治、科学等“现代”理念的追求；制度层面上体现的市场经济、宪政、分权结构、全民教育、开放文化等特征；还有日常生活理念上有关宽容、秩序、交易、妥协等观念的建立。人们往往据此来断定某种社会究竟是“前现代”、还是“现代”的。
刘晓枫指出：并没有与欧美的现代性绝然不同的中国的现代性，尽管中国的现代性具有历史的具体性。……现代的问题性成为现代思想的主题，从根本上讲，这些问题对中西方文化理念和社会形态的演化都是命运与共的。
在共同性的前提下，刘晓枫所谓的中国现代性的历史具体性也就是本节所要关注的问题，即现代性问题在中国的处境及体现出的特征。而在这里，我们把焦点对准“文革”后中国的现代性语境，其特征可简单归结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断裂性。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吉登斯将现代性的整体特征概括为断裂性（discontinuities），并从三个方面加以系统论述：现代性作为自身得以成立的动力、它的制度性维度、它与日常生活的联系方式，都是与历史传统断裂开来的。现代性促使西方社会发生了一系列偏离传统的转变，然而与之相较，中国社会所经历的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断裂性更为突出。西方现代性的断裂，根本上来自于神定观念的破除，那是从古典到现代的渐进式转变。而在中国，“现代化过程是植入型而非原生型的”，也就是说，中国是在外力胁迫下被动接受现代性的进入。19世纪末，西方现代性在其本土发展成熟，并显示出巨大的扩张力和明显的普世化特征，当这股势不可挡的力量侵入长期封闭、自足发展的传统中国时，它所引发的则是一种突变和裂变，所造成的现代性裂痕则是双重性的，内含的不仅是传统与现代之冲突，亦是中西之冲突。从清末洋务运动、维新运动的中西新旧之争，到新文化运动的分裂和论战，直至“文化大革命”的相关斗争和批判，这种双重的断裂性始终渗透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
在“文革”后的现代性语境中，这种双重断裂性更为显着地凸现出来。“文革”后初期，官方明确确立现代化目标之后，争论的焦点便是如何现代化的问题。面对西方和传统的种种极端态度，体现出这种断裂性给中国人带来的困惑和心理上的矛盾。人们往往处于一种难以自我调适的状态：要么全盘接受西方现代性的方案，要么完全拒斥西方的现代性药方。更为重要的是，官方对于“文革”的全面否定，在表面上截断了历史的连续发展，在“新时期”氛围的营造中，制造出另一重裂痕，即与“文革”历史的断裂，官方借此将社会民众的情绪引导到新的经济现代性方案的实施中。
由此可言，在“文革”后中国的现代性语境中，西方、传统，以及毛泽东时代的意识残留形成了三股力量，缠绕渗透，共同影响着中国人对自身现代性发展的理解和想象，影响着现代性话语的建构。可以说，“文革”结束后思想界和文艺界爆发的多场论争和运动，正是这三股力量互相冲突、互相牵制的结果，体现出意识转型时期的混乱和困扰。而到了90年代，文化全球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围绕现代性产生的冲突更是前所未有的剧烈。在一种深刻的断裂感中，彼时的知识界开始关注和探讨中国的现代性问题，然而学者们思考现代性的理论工具皆来自西方的话语系统，这在某种程度上又加深了这种断裂感。
如任剑涛的描述：
我们在讨论中国的现代性处境时，讨论者不得不面对在诸种西方现代性论说中抉择的尴尬处境。这种尴尬的处境，与其说是一种尴尬的理论处境，不如说首先是一种尴尬的社会历史处境。与其说是一种尴尬的社会历史处境，不如说是一种当代中国现代性变迁困局的尴尬处境。进而，与其说是一种当代中国社会现代性变迁处境的困局，不如说是当代中国制度变革的抉择困境反射的尴尬处境。这是一种递进的尴尬处境，也是一种环环相扣的尴尬处境。面对现代性，我们中国人不仅丧失了自己维持自己文化传统的地域性，也丧失了足以维护自我认同的文化传统。
而且，与这种丧失相伴随的是，源自西方的现代性还迫使我们不得不接受一种我们陌生的全球性、普适性的价值体系、制度安排与生活方式。这种断裂感，绝对比吉登斯陈述的西方人要面对的现代性的断裂感要强烈得多。
第二，混杂性。“文革”后中国纷乱的文化图景之中，混杂并存着多种价值体系：前现代（传统）价值体系、现代性价值体系以及后现代的价值体系。同时，西方主流的启蒙现代性价值、批判现代性的现代性价值，以及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现代性价值也在其中并行交叉。
首先，80年代以后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处在一个巨大的错位之中。“文革”后的现代性方案，对西方现代性价值趋向认同，开始吸纳各种现代思潮。而此时的西方社会不仅经历了对启蒙现代性猛烈批判的现代主义，且已出现了声称“现代性已终结”的后现代主义。这些产生、发展、成熟于西方不同阶段的旨向各异的思想资源，在同一时期进入了中国的视野，而它们在中国的运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原初的语境，浓缩、重叠、混杂在一起，使得“文革”后中国的现代性话语内涵，一方面丰富异常，另一方面也混乱异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