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演化经济理论，可以把徽商和晋商的盐、典、木材、茶叶以及票号等经营活动，看做是徽州人和山西人的文化记忆或“惯例”，而把石刻、竹编、弹花、箍桶、缝纫、理发、厨师等以及挑担卖糖、卖小百货等经营活动，看做是浙江人的文化记忆或“惯例”。尽管在明清时期，徽州和山西也有人从事过石刻、竹编、弹花、箍桶、缝纫、理发、厨师等以及挑担卖糖、卖小百货等经营活动，浙江也有人从事过盐、典、木材、茶叶以及票号等经营活动，但这些活动在当时相应区域的工商业传统中都没有“代表性”和“典型性”意义。更重要的是，无论是徽州人、山西人或浙江人的文化记忆或“惯例”，都与“激发机制”或“经济系统的制度背景”相关联。而这种经济系统的制度背景，就是改革开放之初的政策和其他制度环境。显而易见，改革开放的政策是普照全中国的阳光，改革开放之初的国家政策和其他制度环境，并非专门为浙江人设计和安排。但耐人寻味的是，改革开放的实践已经充分地表明，与安徽、山西的经济形成一种鲜明的对照，浙江似乎“偏得”了改革开放政策的“普照之光”，浙江的经济是“一有阳光就灿烂，一有雨露就发芽”。也就是说，改革开放以来的政策，是有利于激发浙江“艺商”传统，而不利于激发经营盐、典、木材、茶叶、票号等徽州人和山西人的文化记忆或“惯例”的。也就是说，改革开放初期徽州人、山西人或浙江人的文化记忆或“惯例”遇到了大体相同的政策和其他制度环境，但产生了不同的结果。
在改革开放的前十年，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是将个体私营经济作为“公有制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以及对国民经济产生“拾遗补缺”作用来定位的。而手工艺和小商小贩等“艺商”活动，恰恰与这一定位相符，所以都是国家政策所允许和鼓励的。因此，改革开放之初的国家政策，虽然是一种普照之光，但在实际上，是特别有利于激发“艺商”的文化记忆或“惯例”的。尤其是在长期计划经济造成日用品严重短缺的情况下，“艺商”的传统不仅似乎与改革开放之初国家政策具有一种天然的亲和性，而且因百工手艺、卖小百货等活动，可以满足国有经济难以满足的百姓生活需要，而具有一种特殊的优势。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盐、典、木材、茶叶以及票号的经营等属于徽州人和山西人的文化记忆或“惯例”，与改革开放之初的国家政策，却不具有天然的亲和性。晋商的“票号”，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现代社会的“银行”。在改革开放之初，开办私有银行当然是政策所不允许的，而且即使在今天，也是被政策所限制的。因此，山西人开票号的文化记忆或“惯例”，即使仍然得以存留，也会因遇到政策方面的壁垒而难以被有效地激发。而徽商和晋商的其他经营内容，在当代社会或者其重要性下降了，或者也或多或少地在改革开放之初就遇到了政策的障碍。比如，明代食盐由官府控制生产和运销，由商人承办边镇需求的粮食等物资，并由官府出让盐的专卖权，即官府出榜招商，商人应招，输纳粮食等物资于边镇，换取盐引，凭盐引到指定盐场支盐，然后到指定地区销盐。因此，商人取得了盐的专卖权，便意味着他们取得了获取厚利的机会。在明清时期，茶叶的专卖权也由国家垄断，商人只有得到朝廷的许可，纳银取得茶引才能从事茶叶的贸易，所以，茶叶的买卖也是一个能够产生厚利的行业。但是，在当代社会，盐和茶叶都不是由国家垄断专卖权的商品，普通商人都可以经营的，因此它们在商业中的重要性，也就大大地下降。而木材的贩运，明清时期除了苛捐杂税以外，几乎无政策方面的限制，所以，贩木也是一个既存在巨大风险，又可以带来巨额利润的行业。但是，早在改革开放之前，国家就已明令要封山育林，禁止对森林的乱砍滥伐了。总而言之，“艺商”与改革开放以来的政策具有一种亲和性，而晋商和徽商的文化记忆和“惯例”却并不存在这种亲和性，因此未被政策环境所激活。
当然，不同的工商传统与改革开放以来的政策具有或不具有亲和性，还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计划经济的边缘地位、人多地少的自然环境，使浙江人面临着较大的生存压力，因而更富有自主谋生的意愿、自主创业的精神和自主创新的冲动。地处当代中国最富经济活力地区之一的长江三角洲，也为浙江人提供了特殊的地理上的机遇。这些无疑都是浙江人所从事的传统工商活动、文化记忆或惯例，得以绵延不绝的一个刺激性的因素。
然而，导致浙商、晋商、徽商文化记忆或“惯例”存续或不存续的一个更重要的秘密还在于：“艺商”传统的鲜明特色，是“手工技艺”与小商业的结合；而晋商、徽商传统则是“纯粹商业”性质的，不仅商人本身不是手艺人，而且他们的经营活动也基本上局限于商品的流通领域。正如山西学者张正明所说，“山西商人虽然富有，但其资本投向产业却是个别现象，而且多在清末民初，并未出现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的大趋势，商业资本仍然停留在流通领域。”像晋商一样，徽商的商业资本也基本上停留在流通领域。这一点秦佩珩说得很明白：“徽商的活动，是一种商业劳动。这是一种在商品流通领域中对生产和消费之间的联系起中介作用的劳动”。
应当说，经过几百年的商业活动历史，晋商和徽商的这种“停留在流通领域”的“纯粹商业”的传统，是相当成熟的。晋商和徽商各自都形成了一套非常完整的商业经营理念和组织管理制度。这套商业经营理念和组织管理制度，不仅在当时的中国，即使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相当先进的。但从中国现代史来看，和浙商“工”与“商”相结合的文化传统相比，晋商和徽商“纯粹商业”传统，却是一种更容易中断的传统或一种更容易丧失的文化记忆。毋庸置疑，在长达30年的计划经济年代，经过对农业、手工业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化运动，尤其是经过“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国有利于工商活动的社会环境，事实上已经不复存在。而一种商业文化传统要得以延续，必须有一种学习的环境。而商业知识属于一种实践型的知识，其中相当一部分属于“默示知识（tacit knowledge）”，即完成者并不完全知道完成的事情的细节，而且发现很难或不可能清楚地充分说明这些细节。迈克尔·波拉尼（Michael Polanyi）认为，默示知识在人类知识总汇中占据着中心位置。能够做某件事，同时却不能解释它是怎样做的，不只是一种逻辑上的可能性，还是一种平常的情况。因此，要习得实践型的商业知识，研究前人的间接经验、阅读书本，固然是一条重要的途径，然而，更重要的是，实践型的知识必须在实践中学习，在很大程度上它是难以“言传”的，获得它的关键途径，是个人投身于商品经济的实践，也就是说，必须在游泳中才能学会游泳。
既然晋商和徽商的传统，是一种“停留于流通领域”的传统，那么学习这种传统，延续这种传统，就必须在实际的商品流通领域。比如，只有经营票号才能学会经营票号，只有贩盐、贩茶、贩木才能学会贩盐、贩茶、贩木。可惜的是，在计划经济年代，中国有利于晋商和徽商传统得以学习、延续、激活的纯粹商业活动的社会环境，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记忆需要通过学习被不断地回忆，才不至于被遗忘，在无学习环境的情况下，徽商和晋商民间文化传统的中断，文化记忆的丧失，也就成为一种历史的宿命。
与晋商和徽商“纯粹商业”传统形成鲜明对照，即使在计划经济年代有利于工商活动的社会环境已经不复存在的情况下，“艺商”文化记忆或“惯例”仍存在得以学习和因袭的环境。如果说“纯粹商业”传统得以学习和延续的环境，必须是社会商品经济的大课堂，那么“工”与“商”相结合的艺商传统，则不仅可以在社会中学习，而且也可以在家庭中学习。这是因为，从“商”的方面来看，“艺商”的活动，具有个体的特征，在经营上要比票号、盐、典、木、茶等简单得多，既无经理，也无伙计，或者说一个经营者既是经理又是伙计，只需与顾客打交道，无需在如何管理伙计上，乃至于如何在建立健全组织管理制度上用心思，因此具有易学的特征；从“工”的方面来看，石刻、竹编、弹花、箍桶、缝纫、理发、厨师、小五金、补鞋等，都是可以通过父传子，子传孙的言传身教而在家庭环境中得以学习的。因此，即使有利于工商活动的社会环境已经不复存在，浙商“工”与“商”相结合的传统，仍然可以通过家庭而得以延续。
“工”与“商”结合的百工手艺人、小商小贩或生意郎的浙商文化传统，在当代社会也成为一个产生大商人的传统这种现象，只有在当代中国特殊的社会经济环境中，才能予以比较充分的理解。在改革开放初期，一个没有手艺的人，事实上是很难在异乡生存的。计划经济实行一种特殊的用工制度，只有拥有当地城镇户口的人，才可能成为当地企事业单位的职工。对于一个没有手艺的外地人来说，在异乡唯一可能的谋生途径，就是成为企事业单位的临时工。在当时情况下，成为一个临时工，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改革开放初期，临时工的数额少，成为临时工的门槛高，必须通过走后门、托关系的途径。所以，尽管国家政策已经将发展个体经济作为“公有制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而予以提倡，但包括户籍制度和用工制度在内的长期计划经济的制度安排，事实上又对异乡人的谋生活动、经济活动构成了一种限制和歧视。但是，“工”与“商”结合的百工手艺人、小商小贩，却可能独辟蹊径，冲破计划经济的这种限制，一个手艺人，可以通过弹棉花、修鞋、打金、裁缝等手工业等活动而在异乡得以生存。因此，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使浙江人在自主谋生意愿的驱动下，必须离开自己的故土，而具有一定的手工技艺，则使他们在离开自己的故土后，有可能生存下来。
在改革开放之初，浙江的百工手艺人、小商小贩或生意郎，有可能在异乡生存下来，这一点对于以后新浙商的形成，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中外商业史表明，许多人都是在离开自己的故乡，在与风俗、生活方式不同的异乡人发生关系后，才成为专业商人甚至大商人的。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说，“最初，商业是异俗集团间的一种事务，在同一个部落或同一团体成员之间是不存在的，它是最古老的社会共同体的一种，只以异俗团体为目标的对外现象。不过商业也可以是异俗团体之间生产专门化的结果。在此情形下，或者是异俗团体间生产者的通商，或者是贩卖他族的生产物。然而，无论如何，最古老的商业通常只是异族部落间的交换关系。”布罗代尔也认为，“中世纪和近代欧洲历史上的政治纠纷和宗教狂热促使许多人离乡背井，他们流亡国外，结成少数人集团。他们被迫离乡背井，而远离家乡使他们财运亨通。”明清时期的中国商帮，大都是在外地开展经营活动的，在各地经营的大商人主要是异乡人的徽商、晋商、陕商等，由本地的农村商人上升为大商人的现象即使有，也是极为罕见的。因此需要进一步回答的问题是：离乡背井，为什么能够使人财运亨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