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现代文明观念与价值论美学的开放性结构
1.1.1现代文明观念的发展与审美价值立场的建立
2001年，就“价值的未来”问题，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教组织的专家们，进行了主题研讨。从《价值的未来》中的有关论述来看，价值论问题已经有了全新的视野，它几乎涉及我们时代方方面面的问题，知识、道德、信仰、科学、技术、语言、文化、教育、环境、生命、种族、健康、审美、文明，等等。它突破了传统价值论的视野，不仅关注宗教信仰、伦理实践、经济活动、生命存在等问题，而且特别注重立足于现实生活的价值判断。由价值论的思辨性转向价值论的开放性，由价值的古典性转向价值的现代性，由价值的单一性转向价值的综合性，这种价值论的转向，直接对现代价值论美学的建构提供了启发。从一般意义上说，价值论美学旨在通过东西方美学价值立场与价值信念的解释，通过古典与现代审美价值学说的研究，从当代价值的冲突与变革中，追溯生活创造与艺术创造的生命与文明形态，为当代美学的发展显示新的思想可能性。应该说，多元化的审美价值学说，不只是现代性思想的产物，也不只是哲学、政治与经济思考的对象，而是人类全部生活与所有科学的目的论思考成果。
早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初期，文明早熟的民族，即已建立积极的审美价值学说，例如，荷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审美价值学说，诗书礼乐易、孔孟老庄荀的审美价值学说，等等。这些审美价值学说，就审美与生命、审美与城邦、审美与存在的关系等，进行了深刻论述，确立了自由与平等、勇敢与乐观、美德与信仰、天道与人道、仁爱与节俭的审美精神价值。随着民族国家的不断发展，审美价值学说不断增加新内容，从根本上说，不外乎个体生命的自由美感要求与民族国家的自由美感要求。但是，不同文明中的民族国家律法，对个体的审美自由创造潜能的解放程度是不一样的，这就为现代文明中的审美价值观念的变革奠定了基础。如果说，古典文明中的价值论美学，重视美德伦理的价值与宗教信仰的价值，那么，现代文明中的审美价值，则更重视政治民主平等的价值、个体自由创造的价值以及现代科学技术条件下的生存伦理价值。
价值论美学，必定要追问：何为价值与审美价值？根据价值论的解释，“价值”，作为主体性意志与对象性事物间的评价中介物，就是生命存在者对生活意义与社会意义的目的性追求，就是对象性事物满足主体性生命意愿的内在性尺度。依此类推，审美价值，就是对象性事物给予人美感愉悦及其所具有的主体性权力归属感，就是审美主体在生活与艺术自由创造过程中所显示的个体生命力量。换言之，价值与审美价值，就是人类确定性的生命存在信念的具体表达。在这些生存价值信念中，呈现出价值的层次感：例如，普世价值信念，源于人性深处的生命要求，超越一切生命的偏私要求，具有持久的价值承诺力量；时尚性价值认知，是世俗的政治价值与经济价值要求，也是最现实的生命存在价值原则。更为特别的是，每个民族皆有自己的价值理想以及对生命价值的独特理解，它体现了民族文化的自由智慧。由于个体或审美主体间的价值理解与价值创造的巨大差异，在东西方思想文化史上，就形成了不同的价值学说和审美价值理想。前者包含着生活的方方面面，后者则涉及生活审美与艺术的无限创造。在价值论美学的创建中，我们自然要关注什么样的价值学说有助于美学价值的真正实现，与此同时，更要关注如何通过古典与现代文明观念的反省及内在价值沟通，确立“价值论美学的开放性结构”。
美学有其自身的确定性思想结构，文明史上一切优秀的艺术家与美学思想家的作品系列，构成了人类美学思想史的“艺术历史与思想画廊”。
但是，也应看到，人类文明的审美艺术与思想，随着人类生命实践的展开，不断发展和无限生成，呈现出无穷的开放性视域。因此，建构价值论美学的开放性结构极富意义。也就是说，价值论美学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无限开放的。按照传统学术观点，在汉语语境中，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确立，源于日本思想界对西方美学的译介，或者说，通过日本学者学科范畴意义上的语词译介的启发，现代中国思想界的先驱者对西方思想界早就建立的美学学科所具有的现实意义与功能价值，逐渐形成了思想共识，于是，极力推动了中国美学的学科研究。在中西思想的交互中，通过西方美学思想的传播与现代思想的建构，民族本有的审美价值学说也得以完善。
就西方美学而言，他们既关注什么是美和美感形态的知识学分析，也关注美的意识与美的体验对生活与艺术创造的积极意义，因而，最具美学体系性的康德美学和黑格尔美学，逐渐成为五四时期中国现代美学译介的中心内容。不过，也应看到，现代美学先驱者对美学作用的认识，不是体现在美学思想理论的建构上，而是集中在审美艺术教育与美学思想实践之上。他们有关艺术教育或美育的思想具体而丰富，特别是对于西方艺术作品的翻译和介绍极为用力，例如，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宗教”，梁启超强调“小说教育”，鲁迅提倡“美术教育”，等等。事实上，提倡美育比提倡美学研究的人要多得多。不管怎么说，强调美育的作用，有助于唤醒中国人的美意识，并通过美意识进而认识到自由与正义在现代人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现代思想家的美学解释，既构建了美学的知识论体系，又显示了美学的价值论立场。
应该承认，我们对美学的理解，重在建立其知识论体系的多元性而不是价值论体系的多元性。因此，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美学作为中国大学人文学科的专业教育课程，已经初步形成了自身的知识性体系结构。
一方面，通过翻译介绍，我们借鉴了西方美学和东洋美学的经典着作或经典艺术品，另一方面，通过返观古典中国美学与艺术，我们建立了美学的民族价值信念。从现代文明意义上说，中国思想界真正对美学的知识论与价值论形成自觉认识，是从20世纪50-6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开始的。
在美学大讨论的直接推动下，文艺美学界开始形成有效的学术分工：有的学者负责美学概论教材的编写，有的负责西方美学经典的翻译，有的负责中国美学思想的汇编整理。通过具体的学术工作，建立了美学的知识论体系与价值论体系。20世纪60年代初期，各项学术工作进展顺利，但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来临，美学研究工作被终止。从60年代的学术规划来看，现代中国美学界已经初步建立了“美学”的专业学科体系，其中，“西方美学史”、“中国美学史”和“美学原理”，构成了美学学科最核心的三大内容。20世纪80年代的美学热，一方面，是对美学大讨论的继续；另一方面，则是时代对自由的美学新思想的热情召唤。这是持续开放性的思想过程。近三十年来，中国美学思想获得了巨大进展：美学基本问题的讨论与“美学概论”作为大学通识课程，已经渗透到大学教学的基本人文认知体系之中。西方美学史，特别是现代西方美学史的介绍，已经达到了相当普及的程度；时尚性论题，包括后现代主义美学与现代审美文化理论，极大地推动着现代中国美学思想的发展。中国美学史研究，也形成了系统的资料汇编。更为重要的是，各种门类的应用性美学教科书，像烂漫山花一样到处开放。不过，我们对美学的理解还停留在学术意义上，并没有将美学价值论思想真正转化成民族国家的生活自由实践或日常文明生活的自由实践活动。
问题也由此呈现，我们不禁要问：美学是专门的知识系统，还是生命的自由价值立法？是对生活的自由追求，还是对现实感性欲望的解释？
这其中，就充满了知识论与价值论之间的紧张，也预示着美学思想的内在困难。事实上，当代美学的学科构建冲动，与美学的纯粹知识论分析及其对生存论的远离有关；由于对价值论的轻忽，美学知识话语无穷重复，美学思潮满足于大众狂欢，美学解释自身对生命意义的放逐，美学学科已经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不过，美学的希望与危机并存。事实上，美学已经呈现出多元化的图景，这根源于人对美学的历史传统的理解，也根源于人对美学自身价值的理解，更由于审美解释者站在不同立场上对美学的价值论沉思以及对审美现实的解读。必须面对的是：美学陷入了自身的思想困境，或者说，美学沉沦于自己的传统困境。走出当代美学的困境，自然，要面对现实，即要承认美学的思想困境，或者说，要回答美学是否陷入了思想困境。应该说，关于美学的种种忧思，其实质，是对人的生存价值与生存意义的忧思；从价值论意义上说，关于美的思索，就是关于人的生命解放和生命自由的思索。所以，应该肯定，现代价值论美学把美学的归宿，落实到对人的生命价值的关怀上来了！这就是说，美学不应只是知识论的概念分析，而应立足生存论的美学解释。事实上，许多学者的美学研究，也充分体现了这种人文忧思和生命关怀。
但是，由于政治文化的强制性与生存选择的非独立性，我们确实处于美学的困境中，陷入了经院派美学的泥淖。就经院派美学而言，他们美学探索的落脚之处，不是返回到生命本身上来，不是返回到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上来，而是陷入知识论问题或美学范畴史的清理中，从而忽视了对审美目的论的关照。陷入这种经院美学的困境之中，是现代中国美学的根本的误置。所谓“经院困境”，即一些学院派美学家放弃对美学思想价值与人生意义和文明重建的探索，具体地说，即放弃对人的生命活动的庄严思考和历史判断，却迷恋于那种概念范畴或美学体系的建构。他们不大关心人的问题，对人的处境、生存、内心渴望、信仰予以抛弃，对人的忧思、焦虑、烦恼、良知、荒诞、丑恶缺乏具体的分析和体验，而津津乐道于：什么是美？什么是美感？什么是艺术？或者，专注于美的逻辑起点和美学的逻辑体系问题。从思想与现实的联系来看，正是这种经院性立场，使美学思想与美学实践变得枯萎乏力，许多美学家深切地感到：学院派把大量时间用于梳理归纳古往今来关于美的论断，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修正定义。这种偏向，使我们忽视了美学的生存论与文明论根据，这是价值论美学必须纠正的问题。
走出时代美学的困境，必须寻找独特的思想方法论，必须参与到日常生活实践之中，特别是民主自由平等的政治法律实践活动中去。不少美学解释者，在探讨严肃的理论问题时，始终缺乏独创性思考，满足于意识形态或时尚性思想立场的表达，畏惧思想的独立自由表述，只愿意做呐喊者，而不愿进行艰难的探索。每当思想的新风自由吹拂的时刻，人们便拾起了启蒙的论题，但是，将启蒙的口号呐喊完毕，便不再系统研究人生价值问题；不少美学思考者，在研究美学时也是如此，仿佛研究美学就必须时时刻刻、文不离题紧扣“美”做文章。这种害怕离题的思想，导致人们一旦步入美学的大门，就必须做“关于美的本质的思考”这样的研究，那种力图抓住本质的意图，往往总是远离思想本身的意义。这种浮躁习气，在许多训练有素的美学工作者那里也反映出来，例如，关于美的逻辑起点和文艺学的逻辑起点之类的研究文章，曾经泛滥成灾，有些“美学家”一生的工作，都只是围绕美的本质和美感的本质做文章。这种极其可悲的学术心理，趋同而不敢独创的惰性，是现代中国美学发展的天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