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目的论上说，陈寅恪与钱穆的国史解释工作，皆体现了自由而美丽的历史解释学精神或浪漫派史学精神。诗史互通，从本质上说，是生命价值关怀的内在感通，因而，它具有独特的诗学意义，确实顺理成章，只是，我们的诗学理论家过于强调歌颂与批判，结果，失去了对真正美丽精神的体察与发现，这使得他们的历史学解释，在民族精神期待重建的过程中，特别具有诗学的价值。
5．1．2诗史互证与人格风流的文明自由特质
“诗史互证”，是陈寅恪发明的诗学或美学价值确证的方法，也是陈寅恪的历史与诗学价值信念所在。从相关着作中，可以看到，陈寅恪的诗学出发点在佛学，在道家，在儒家，在古典文明的诗性追求之中。他的历史解释，具有特别的人文精神，当然，陈寅恪的历史学解释与诗的真正沟通，还在于他的几部最重要的诗史互证着作，即《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和《寒柳堂集》中。陈寅恪的历史解释学之路，在中国现代文化中，仿佛是一个谜；从历史学方法与解释意向上看，绝对是异类。如果说，钱穆是中国儒家文化孕育出来的正宗解释者，那么，陈寅恪则不能说是儒家文化孕育出来；也就是说，我们的主流文化或儒家价值意识形态创造不出陈寅恪，当然，陈寅恪也不是外国文化滋养的产物，虽然他留学欧美有年，但并没有以西方文化的研究作为终身志业。按照他的学术兴趣，在西方，他要么学习古典学，要么学习东方学，但东方学的正宗，不在美国、德国，就在法国，所以说，在留学期间，他主要的任务，还是学习中国古典文化思想，或者扩大为东方学思想，不过，在学术上，他对日本学和印度学贡献并不大。他的留学经验，应该让他清醒地认识到了中国文化的危机，但是，他对现实危机的反思，决定了他不是直接从西方思想中寻找精神资源，而是要从中国古典文明中寻找思想资源。于是，他进入魏晋和隋唐世界，也关注明清之际的中国文化选择，其实，在我看来，他的历史学解释重在对民族文化精神的诗意自由把握。
陈寅恪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古典文明，有其他民族所不具备的优点，这特别表现在他对佛学、道教和晋唐诗人诗歌的关注之上，也就是说，从中国民间史或者从中国非正统史中，完全可以找到自由的思想资源。正是基于此而进行历史研究，他强调了雄强自由浪漫的精神，包括对待古典文明中的人性与爱欲问题，陈寅恪皆有着极为开放的眼光，而不是采取儒家的伪禁欲方式。他强调唐代文明与习俗中所体现的雄强与豪情，这一方面与他对西方文化的研习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他的家庭教育有关，几代诗家风范，自有其自由人格精神。陈寅恪的出发点是诗史互证，这自然是一条崭新的道路，我们常见“以史证诗”的方法，很少见“以诗证史”，因为诗歌艺术，在人们看来，并不是真的精神现实，与真的历史事实之间毕竟存在矛盾，陈寅恪正是从人们认为不可能的地方找到了一条独立的诗性思想道路。陈寅恪以诗证史的诗学史学方法绝对是独特的，当然，也可以说是对古典学的忠实继承，无论是中国古典学，还是西方古典学，皆离不开诗史互证。本来，“以诗证史”，是古代历史研究中常用的方法，例如，希腊罗马研究，中国先秦文化研究，很难离开诗歌文献，只是，后来，史料积累繁多，诗的作用逐渐逸出正统史学的法眼，陈寅恪在重视官方史学之同时，也不忘通过民间思想情感去体验历史想象历史的过程，于是，就有了“以诗证史”的现代史学解释方法，此种研究自然更能把握民族文化精神，陈寅恪的历史思想文化价值确证，是按照历史顺序走下来的。
一是晋，以陶渊明为中心。他从陶潜的《桃花源记》出发，探讨桃花源存在的可能性。他的研究，展示了极富想象力的新思路，他从当时的“天师道”信仰，联系到陶潜的信仰经历，更重要的是，他利用方志和地理材料，证实了桃花源的确实性。由此可见，他从诗歌出发，又不完全拘泥于诗歌，重在诗史的联系，自然，他的诗史解释法，对于强调诗是虚构与想象的人来说，很难信服。不过，这种研究法，完全有其合理性，他需要有很好的解释立场和解释要求，弄得不好，极容易陷入胡说和比附之中。陈寅恪对道家和道教人格自由精神的强调，无疑，有其特别的精神立场，而不只是对历史的确证性解释。这种以诗证史的立场，在史家来说，颇有新意，但诗家往往持反对态度。陈寅恪根据有关材料推测，“陶公之作桃花源记，殆取桃花源事与刘之二事牵连混合为之一。”“以陶公之桃花源记亦作于太元时，则未免失之过泥也。”“桃花源事又由刘裕遣戴延之等沂洛水至檀山坞原皇天原二事牵混为一而成。”从诗家的眼光来看，这种考证有助于开启解诗的思路，但是，从审美价值意义上，这样的历史实证并无必要，但陈寅恪特别留意于此。
在《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一文中，陈寅恪考证：陶渊明为何宗法天师道而不向佛？他的解释，极为深刻，他说，“渊明之思想为承袭魏晋清谈演变之结果及依据其家世信仰道教之自然说而创改之新自然说。惟其为主自然说者，故非名教说，并以自然与名教不相同。但其非名教之意仅限于不与当时政治势力合作，而不似阮籍、刘伶辈之佯狂任诞。”“盖主新自然说者不须如旧自然说者之积极抑制名教也。又新自然说不似旧自然说者之养此有形之生命，或别学神仙，惟求融合精神于运化之中，即与大自然为一体。因其如此，既无旧自然说形骸物质之滞累，自不致与周孔入世之名教有所触碍。故渊明之为人实外儒而内道，舍释迦而宗天师道者也。”这种以诗证史的精神实践，就是为了寻找民族文化中的自由美丽精神，事实上，魏晋思想传统中蕴含着中华民族文化的思想清流，最具有价值论美学的自由精神理想特质。
二是唐，以元白为中心。在选择个体性作家作品时，例如，“孙悟空形象来源考”，陈寅恪转向他最推崇的唐代文化。关于唐代文化，他有制度性思考，也有实证性思考，他对唐代的风习，特别是性开放的风习并不持批判态度，而是持肯定态度；在民族文化的融血过程中，民族的自由开放与豪迈勇毅的精神，使民族生活与精神信念逐渐变得强大勇敢，所以，陈寅恪极重视唐代自由文明精神。但是，宋代以后，封闭而僵化的文明风习渐起，过分的礼教和性压抑，使得文明自身变得衰弱，人格的自由美丽精神日益消退。显然，陈寅恪更重视中国文化中的自由生命精神，他对李杨爱情的解读，实质上，与诗人同持肯定态度，他批判了世俗道德杀人，否定所谓“红颜祸水”的思想，对当时的豪强集团的权力争执进行相当深入的分析。诗史互证的意义，应该说，不在于诗学的意义，而在于开创了历史学解释的新格局，把握了历史学的真精神。
在《元白诗笺证稿》中，陈寅恪说，“自古文人作品，其最能为他人所欣赏，最能于世间流播者，未必即是其本身所最得意，最自负自夸者。若夫乐天之长恨歌，则据其自述之语，实系自许以为压卷之杰构，而亦为当时之人所极欣赏，且流播最广之作品。”“此无怪乎历千岁之久至于今日，仍熟诵于赤县神州及鸡林海外‘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也。虽然，古今中外之人读此诗者众矣，其了解之程度果何如？‘王公妾妇牛童马走’固不足论，即所谓文人学士之伦，其诠释此诗形诸着述者，以寅恪之浅陋，尚未见有切当之作。”在此，他重视从民间诗歌理解唐代文明的自由生活本质，所以，他从乐府诗歌入手，重视诗歌中的自由美丽精神的阐发。“鄙意以为了解此诗，第一，须知当时文体之关系。第二，须知当时文人之关系。”正是这样，他对诗与历史之关系，乐府与当时文体之关系，进行了深入论述，将诗歌中的审美价值与生命价值取向放置在特定的历史文化之中，让我们在读诗的同时，理解了当时的文化风习与价值崇尚。这种解诗法，无疑，对于我们认知唐代诗歌文明的价值具有启发意义。他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也引诗文和史料为证，对有唐一代之文明精神进行了诗性发掘，以审美价值眼光看待唐代历史与文明，无疑也极有价值。从他对唐代历史文明的诗史互证中，即可看出他独特的生命价值论美学取向，这就是说，豪勇与自由，诗歌与音乐，最能代表中国文明的自由美丽精神信仰。
因此，通过唐代诗歌的诗史互证研究，他的价值论美学重视人格的风流与生命的自由。
三是明，以陈子龙、柳如是为中心。这一研究，延续了以前的研究，其中，既有对人格自由精神的诗性肯定，也有对世俗的反抗。例如，他对妓女柳如是与同时代诗人之关系进行了充分研究，还原了特定时代的历史文化人物关系，将人格的自由正直看得极为重要。通过对柳如是与陈子龙和钱谦益生平关系和诗歌创作历史的求证，正视了明代士人的人格风流的积极意义。对于诗人与柳如是之间的情感关系，陈寅恪重视柳如是的开放与坦荡，而不是什么罪恶或原罪的评断，在陈寅恪的诗性解释中，最值得关注的是：什么是真正自由美丽的人格精神？在陈寅恪价值论美学的证明中，他要说明，民族大义尽失才是真正的罪恶。因此，通过诗史互证的方式，他探讨了钱谦益的心理，同时，也照亮了陈子龙和柳如是所具有的人格精神。“此稿既以释证钱柳因缘之诗务题目，故略述释证之范围及义例。自来诂释诗章，可别为二。一为考证本事，一为解释词句。质言之，前者乃考今典，即当时之事实。后者乃释古典，即典籍之出处。”“牧斋之诗，有钱遵王曾所注初学集有学集。遵王与牧斋关系密切，虽抵触时禁，宜有所讳。又深恶河东君，自不着其与牧斋有关事迹。然综观两集之注，其有关本事者，亦颇不少。”“若取偶僧之词与牧斋之诗综合观之，其间关锁贯通之处，大可玩味，恐非偶然也。至于河东君诗余之问题，俟后论之。兹附言及此，不敢辞傅会穿凿之讥者，欲为钱柳因缘添一公案，兼以博通人之一笑也。”
这一研究，显然，与正统历史学家不同，陈寅恪皆有自己的独特发明。除了唐代制度与唐代政治研究之外，陈之思路确有诗性精神的表达。他通过河东君柳如是的生平活动，特别是钱谦益和柳如是的诗文，重建当时文人的关系，对风流人格精神极尽歌颂，对人格卑屈则多有讽语，这种诗性价值立场，体现了陈之诗心与灵思。例如，就《皇明经世文编》一书，他发现，书有“九序”，即方岳贡、张国维、张溥、许誉卿、徐孚远、陈子龙等，宋徵璧列有凡例。“寅恪案，河东君平生所与直接间接有关之诸名士，几无不列于此书作序鉴定姓氏及凡例中。主编之陈卧子固不待论，即鉴定者如牧斋，则为河东君下半世之伴侣。”“若马瑶草，河东君弘光时亦必亲睹其面无疑。至牧斋在南都小朝廷礼部尚书内，河东君与马瑶草相遇时，阮圆海亦预此盛会，但镌刻《皇明经世文编》之际，圆海乃东林党社之政敌，自不能列于鉴定人，殊可惜可笑也。”这就是陈寅恪的工作，他就是要通过独特视角，特别是名士视角去把握时代的风云际会和人格风流，这无疑是他独特的美学价值取向与人生价值确证。
诗学能如此，就有坚实之思想根基，说理本身，自然深刻而启人深思。这种价值论美学建构的意向，就是要人们追溯生命的自由意义，确证诗史相融的自由美学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