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对丈夫的散文小说诗思记述，运用了独特的视角：一是学术视角，二是情感视角，三是历史视角。当杨绛从学术视角切入对钱钟书的叙述时，她不可避免地要从《围城》入手。她并不对《围城》的主旨进行学术阐释，而是真实地再现钱钟书的创作生活，再现了他们的爱情生活。这种琴瑟谐和的情调本身，也就成为生命自由理想价值的追求和向往。“每天晚上，他把写成的稿子给我看，急切地瞧我怎样反应。我笑，他也笑，我大笑，他也大笑，有时我放下稿子，和他相对大笑。”这种笑的层次，这种笑的境界，这种笑的内涵，只有他们两心的情爱相知，其中，也间接透露了他们所共同追求的幽默效果。在散文的自由诗思中，杨绛让读者相信钱钟书的虚构和想象充满生活的乐趣，“创作的故事往往从多方面超越了作者本人的经验。要从经验的故事追求作者的经验是颠倒”，这无疑是以独特的方式写的“虚构颂”。当钱钟书的《围城》发热发光之后，钱钟书的《谈艺录》、《管锥编》成为“神话”之后，他的朋友、学生、青年学者，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关于钱钟书的“神话”和价值论美学阐释。在这一切声音之上，杨绛的发声是独特的真实的。她以散文小说诗思的叙述，最真实地展示了钱钟书的生活，她以夫人的身份和朋友的立场，披露了钱钟书真实的心灵世界。她真实地叙述了《围城》创作时的家庭生活和时代状况以及人物取材和构思经历，这是最真实的作家心灵的展示。杨绛的幽默风采，在情感视角观照钱钟书时充分展示着，她写道：“钱家人爱说他吃了痴姆妈的奶，有‘痴气’。
我们无锡人所谓痴，包括很多含义：疯、傻、憨、稚气、孩子气、淘气等。”杨绛旁敲侧击，突出钱钟书智慧性的弱点，活脱脱地写出了钱钟书的独立不羁。这种“痴气”，与他人眼中的钱钟书具有“傲气”相反相成，造就出奇异的学者性格。夫妻的情感和谐中无事不谈。钱钟书的童年趣事，显然，是在多方面的闲聊中浮出并深记的，长久停留在杨绛记忆深处的往事，连同中年过后的练达，显得风雅多趣。杨绛在对钱钟书的情感记忆中，非常重视钱钟书的“才”。“那时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钱穆的一本书，上有钟书父亲的序文。据钟书告诉我，那是他代写的，一字没有改动”，这是写钟书的奇才怪才。“我常见钟书写客套信从不起草，提笔就写。八行笺上，几次抬头，写来恰好八行，一行不多，一行不少。钟书说，那是他父亲训练出来的，他额角上挨了不少‘爆栗子’呢！”这是达观的叙述者，在给来访的朋友介绍钟书的鬼才，这里，充满存在的怡然自得。
从杨绛的叙述过程中，可以看到，这对夫妻作家的幽默是相互创造的。
“我们俩日常相处，他常爱说些痴话，说些傻话，然后再加上创造，加上联想，加上夸张，我从中体味到《围城》笔法。”这些叙述，分明透露了这样的生命消息：无论是得意，还是失意，真正的知识者都不忘肯定自己的过去，肯定自己的才能，肯定自己生活的勇气。
真正能体现他们生存勇气的，还是从历史视角中观照钱钟书。杨绛和钱钟书，在“文化大革命”的动荡岁月，承受了残酷的精神折磨。当杨绛叙述到女婿被迫自杀时，自己被斗时，钱钟书被剃成“阴阳头”时，他们都不忘用幽默达观的态度来排解。两人相互依靠，坚定信念而不失去“存在的勇气”，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正气歌，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理想放射的人格光辉。这种对时尚政治存在价值的抗拒，具有特别的意义，从散文的自由诗思中，应该看到，知识者的生命存在价值，自省而克制，他们无法直接挑战时代的政治生命价值或非自由的生命存在价值，但是，他们能够坚守生命存在的独立与自由，这其中，就呈现了知识者的价值信仰，即“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保持生命存在价值的正直与勇气。杨绛以生命感受，几十年的深厚理解，写出了特殊而又平凡的钟书，写出了知识分子的创造智慧和生存勇气。在苦难的岁月里，钱钟书仍痴情于中国古典文学和中外文化比较，这种信念，正是来源于知识分子存在的勇气。
杨绛以最真实生动的笔触，展示了高级知识分子之间的相互理解和相互关心，正好说明，真正的知识分子，真正具有自由人格的知识分子，不会放弃自我坚定的人生信仰。无论他们身处何种逆境，都会勇敢地创造和奉献。杨绛的散文小说诗思，能达到这种思想深度，既是出于深度体验的自觉，又是出于理性的呼唤。
宗璞比杨绛年轻，但她对中国现代社会的急剧变革一直忧心如焚，她从父亲身上看到了知识分子的特殊使命。事实上，儒家人格从精神深处指导着她们的生命价值取向。宗璞对父亲的人格精神素描并不完整，她对父亲无限敬爱。宗璞之所以没有长篇大论地叙写关于父亲的生活，是因为冯友兰其实也是散文小说诗思家。冯友兰的一生，皆沉浸在以诗性散文与诗思表达之中，他的生命哲学观念的创造，例如，《三松堂自序》和《三松堂集》，可以视为冯友兰最优美的散文诗思结集。那些出色的散文诗思，是诗与哲学的融合，是诗与思的统一。宗璞长期照料父亲的生活并从事业余写作，也许宗璞的文学天赋优于哲学天赋，所以，她不可能或者没有精力去深究父亲的透彻之思。但是，父亲的人格观念，父亲的审美理想，朋友与父亲的交往，父亲的未尽心愿，父亲的着述过程和创作态度，以及父亲的不老诗心，宗璞是最熟悉不过了。遗憾的是，我们还没有看到宗璞关于父亲的散文小说诗思或回忆长篇，但就仅见的散文小说诗思篇什来看，这对父女的感情，是相当融洽而且平和亲切的。
宗璞的严肃责任感，培植了她对父亲超乎寻常的报恩或关心情感。
哲学家突然成了旋转的陀螺，不能自由选择方向时，是何等痛苦。“老实说，三十年来，从我的青年时代开始耳闻目睹，全是对父亲的批判。父亲自己总是检讨。家庭对于我，像是-座大山压头顶，怎么也逃不掉的。”当听到人们对父亲的重新肯定和科学评价时，宗璞感到自由与欢悦。宗璞的散文小说诗思总是由一点引发开去，由特殊意义上升到普遍意义上去。
如给父亲祝寿，她在散文的结尾写道：“为天下父母，喝一口酒”。她把个人的情怀和人类的情怀沟通在一起。正是从父亲的身上，宗璞看到了知识分子存在的勇气，她在散文的诗思中写道：“从父亲身上我看到了一点，即内心的稳定和丰富。这也可能是长寿的原因之一。他在具体问题前可能踌躇摇摆，但他有一贯向前追求答案的精神，甚至不怕否定自己。历史长河波涛汹涌，在时代证明他的看法和事实相谬时，他也能一次再一次重新起步。”冯友兰以儒家人格和生命哲学为本，通过儒家哲学的不断理解，寻求生存的真理，这是知识分子的探索道路，没有失去勇气的存在之路。
她着力突出父亲撰写《中国哲学史》的执着精神和不懈勇气，还专门谈到父亲的预言：“中国哲学将会在二十一世纪大放异彩。”宗璞十分重视知识的自由人格，知识分子要求做人的尊严；这种尊严神圣不可亵玩，充分体现在宗璞的散文小说诗思叙述中。
宗璞的散文小说诗思中，充满很强的理性成分，所以，感性的读者往往对她敬而远之。理性的读者，则从她的散文小说诗思中看见了精神深度。宗璞是冷峻的，诚恳的，严肃的。从杨绛的钟书论和宗璞的冯友兰论中，可以看到，她们在大致相同的文化环境和时代里，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心态。杨绛乐观、长歌当哭、幽默；宗璞沉思、认真、拥抱理性。如果说，杨绛的散文小说诗思充满喜剧精神，以喜剧去怀念生活，评论悲剧时代，歌颂知识分子的自由人格，那么，宗璞的散文小说诗思则充满悲剧精神，沉重地表现生活，恸哭着缅怀。宗璞在特定的文化中，很难乐观地笑起来，她悲思着；杨绛在动荡的岁月中，则蔑视丑角，敢于开怀大笑。面对荒诞，她敢于机智地逃避；为了亲人，她敢于作出牺牲，她们以不同的文化心理展示了中国知识分子女性的生命体验。由她们的钱钟书论或冯友兰论扩展开去，我们应该相信，中国知识分子永远不会失去自信力。人格完善不仅是古典的命题，而在将来仍然是具有永恒性的价值标尺。儒家性情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安身立命之本，一切自由和欢乐最终总是“孔颜乐处”。
5．3．3亲情坚守与普世幸福的抒情想象和期待
应该承认，对亲人的怀念、记叙和理解，在散文小说诗思创作中，只不过是杨绛和宗璞的外在生活的表现，她们创作的重要内容，更是对内在精神生活信念的传达，不是对他人存在的阐释，而是表达并肯定自我存在的勇气。这种深度的创造传达，是杨绛和宗璞散文小说诗思之魂，雅斯贝斯曾指出：“勇气不仅仅是生命力，也不仅仅是赤裸裸的挑衅的力量。它只能存在于从生存的桎梏里所争得的自由中，存在于揭示出来的无畏灵魂，坚定的信念，赴死的能力中。”杨绛和宗璞，早年皆就读外国文学，而且，曾先后在清华大学外文系深造过，这就构成了她们的某种相似性。杨绛对外国文学的理解，有《春泥集》和《关于小说》，宗璞也有类似的着译。杨绛对英国散文小说和塞万提斯的小说尤有创作心得，宗璞则对卡夫卡和德国小说尤有研究，她们在小说和散文诗思之间耕耘。我们甚至可以把杨绛的《洗澡》和宗璞的《三生石》这两部小说，当作散文小说来读，这是她们用血泪写成的篇章。杨绛和宗璞对知识分子精神生活的反省，再一次把人的“存在的勇气”这一问题提出来。活下去，要坚定地活下去，要敢于怀疑地活下去，这是杨绛和宗璞散文小说诗思所表达的共同信念，因为世界有真，有善，有美，等待我们去发现和创造。这些散文，真实地叙述了知识者的价值论美学信念和生命存在的自由价值沉思，他们重视通过艺术，通过情感的语言，通过心灵的记忆，通过自由之思，把生命的美感与生命的价值给予特别的重视。
在平和的环境里，每个人都会有存在的勇气，但是，在厄运和磨难的岁月里，存在的勇气就会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杨绛选择了那段不能忘怀的岁月，写成《干校六记》和《丙午丁未年纪事》。不堪回首的岁月，杨绛觉得实在新奇，那种中国几千年酷刑的各种变相形态，竟然在一时期完全复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那么复杂迷茫，杨绛仍是忙里偷闲，悲中找乐。
